劉仲敬：論金庸
金庸出生於海寧大族查氏，明清兩代科甲鼎盛。他後來將先輩卷入《明史》案的經曆，以《聯共（布）黨史》塑造正麵人物的方式，寫進了《鹿鼎記》。光緒十七年（1891），他祖父查文清因袒護哄搶教堂的暴民而罷官。這是吳越士大夫借無產階級之手，消滅潛在競爭者的典型手段。教唆者藏身幕後，聲稱一切都是革命群眾自發。如果萬事大吉，教唆者就會以審判者的身份出現，保障革命小將宋要武和潘漢年的安全，讓受害者明白法律（條約）不是擋箭牌。
如果風向不利，革命小將就要落到王洪文的下場。教唆者會跟受害者一起深刻反思無產者的愚昧，或者國民性的弱點。後來，國民黨用同樣的劇本對付日本商人。再後來，共產黨用同樣的手段對付地主資本家。再再後來，毛澤東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老幹部。金庸的祖父在第一幕射出的子彈，在第三幕擊中了金庸的父親。金庸本人對曆史的判決心服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他觀眾大概會覺得上帝不僅公正，而且頗有幽默感。
查家在失敗的痛苦刺激下，拋棄了缺乏戰鬥力的吳越士大夫文化，投入中華民族的發明當中，但他們仍然不太成功，未能收獲大批群眾，隻能拿自己的子孫做實驗品。試驗參數的設定，跟明治維新恰好相反。日本民族的發明，以拖後腿的惡鄰（黑暗的東亞大陸）為他者，以脫亞入歐為願景，不需要係統地顛倒歧視鏈。
中華民族的發明，以破門而入的帝國主義（海洋新秩序輸出者）為他者，以脫歐返亞為願景，隻能建立在逆轉歧視鏈的基礎上。歧視鏈構成人格的基石，成功的逆轉者在日常事務當中作偽證，就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血戰養老院一樣，不費吹灰之力。所以金庸後來說：祖父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他從偶像身上學到兩個道理：第一是人要多讀書，第二是洋人欺侮中國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讀書明理和顛倒黑白是同一客體的兩種修辭形式，類似革命和叛亂、解放和侵略的關係。無產階級如果得不到知識分子的鼓勵，一般缺乏保障顛倒黑白成功的必要自信心，難以牢固樹立枉法最光榮，受害者欺侮了搶劫者的堅定信念。這些逆轉技術構成中國人認同的基礎和前提，中國人卻說這是紅衛兵獨有的特征。
公立學校和強製教育是中華民族發明的主要基地，以國語教育和國恥教育為核心。金庸雖然出身舊家，卻從來沒有受過私塾和舊學的教育。查家的政治態度按照民初標準，可謂非常決絕。鄒韜奮的《生活》周刊，是金庸幼年的日常讀物。鄒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著名時評家，共產國際文化統戰的要角，受潘漢年的直接領導。龍山小學堂的教育從鴉片戰爭和五口通商的罪惡開始，輔以痛哭流涕的國恥秀，對於完全依靠貿易維持生活水準和特殊地位的吳越子弟而言，相當於荷蘭小學生為英軍打敗路易十四而憤怒，不要說拿破侖了，就是希特勒也做不到。問題在於國語的塑料假花性質無法掩飾，隻能勝任公文寫作和革命宣傳。
這兩種用途原是一個硬幣的兩麵，跟周恩來和鄒韜奮的關係一樣。生活和休閑的真正語言，仍然隻能是諸夏民族語言和粗俗文言文的混合體。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代表了這些克裏奧爾文學的偽裝形式，在文化沙皇的鐮刀下茁壯生長。金庸在反日之餘，抗拒不了荒江女俠和紅玫瑰的魅力。1980年代的吳越小學生在集體學習《火燒圓明園》之餘，也抗拒不了金庸和瓊瑤。
金庸在嘉興中學還沒有畢業，縫線未幹的弗蘭肯斯坦就披掛上陣了。吳越自開港以來積累的財富，在這場戰爭中一掃而空。吳越中層和上層階級不得不倉促站隊，即使近鄰和至親也不免因此反目。土豪性較強的吳越人大體都留下來跟日本人合作，正如他們的先輩跟滿洲人合作。其中包括了聯省共和國時期的大部分菁英，以及絕大部分家道殷實的中產階級。階級地位相當於胡蘭成家族的吳越人和相當於江澤民家族的江淮人，都把投奔國共兩黨的親戚子弟稱為“誤入歧途的年輕人”。
今天的伊斯蘭教長老對待投奔拉卡的年輕人，也是這個看法。他們預演了越戰時期的西貢經濟奇跡，鼓勵恐怖分子從遊擊區趕進長江三角洲的吳越同胞，發揮其勤勉、順從和心靈手巧的特長，使治安區的城市建設和民營企業突飛猛進，跟重慶經濟管製當局賞給平價米階級的“雅舍”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像所有公家征用的廉租房一樣，永遠得不到修繕。
遊士性較強的吳越人乘此機會背叛了自己的祖國，以蔣介石的“抗戰建國”和“建設新中國”為借口，全麵展開針對上江各民族的殖民和侵略。金庸作為進步知識分子的子弟，自然走上了後一條道路。公立學校的學生以準公務員身份，隨國府和國軍西遷，依靠準公務員的津貼生活，在湖湘尼亞、大不列滇和巴蜀利亞民族麵前自稱中國人。
中國人這個詞用在這裏，就是殖民主義者的委婉修辭法。他們相信蔣介石雖然不是日本人及其泛亞盟友的對手，自己也不具備古今陸海任何殖民主義者的政治素質和技術優勢，但在蘇聯保護人和國際共產主義統一戰線的支持下，仍然足以綁架和吞並幼弱的諸夏各民族。
金庸跟大多數背叛祖國的吳越人一樣，樂於為中國帝國主義者慷慨奉獻別人的鮮血和自己的墨水，但如果不知趣的領導非要索取他自己的鮮血不可，他也會變成民主派。民主派的意思，就是拒絕承擔帝國負擔的帝國主義者。學生時代的金庸，階級地位相當於今天的小粉紅（小粉藍）。他們領取盒飯的代價之一，就是要日常發帖（印傳單），為中華民族的主要基石曆史發明學搬磚。
金庸積極參加了731部隊在吳越展開細菌戰的口述曆史和血淚控訴，為聯合國軍在滿洲搞細菌戰的發明做好了實驗準備。兩個劇本的唯一差別，就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由李約瑟換成了池田大作。編劇如果能夠想到，吳越不是滿洲國的轄區，日軍在吳越的防疫部隊，編號應該是四位數，效果本來會更好，但是畢竟一分價格一分貨，如果盒飯發明家都有這樣的水平，黨史研究室的高級匪諜還能靠什麽混飯吃呢？（《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盒飯族雖然卑微，卻普遍以為自己屬於統治階級，出錢的義務理應留給巴蜀利亞土豪，流血的義務理應交給巴蜀利亞農民。
金庸中學畢業後，為了繼續領取黨國並不豐厚的津貼，放棄了他本來能夠考取的普通大學，選擇了國民黨培養幹部的（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年輕人總是經驗不足，即使自幼立誌投機的年輕人也不例外。蔣介石不負責任地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還要中央政治學院的候補幹部發揮模範帶頭作用，無異於撕毀了國民黨和小粉藍的不成文契約。
“你不參軍，他們並不勉強。隻是另請高就，滾出學校。”（彭華、趙敬立：《揮戈魯陽：金庸傳》，第30-31頁）年輕的金庸心中，頓時燃起了熱愛民主的熊熊烈焰。他突然想起民主主義者不應該向蔣校長（這是蔣介石兼任的眾多組長之一）的畫像致敬，就在收拾行李以前罵了訓導主任一頓，為退學事件贏得了有利於自己的解釋體係。“後來學校就把我開除了，說’你汙辱校長’。”（《時代周報》，2009年1月）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獨裁的反動政策，就是這樣喪失進步青年擁護的！
民主青年的歸宿，無非就是進步媒體。金庸失去報效黨國的機會以後，一度企圖自己辦報，以翻譯美國報章雜誌為主要內容，很快就無人問津了，但他因此積累了新聞翻譯的經驗。他接下來就投入《東南日本》，主要任務也是翻譯改編英語新聞。這時二戰已經結束，金庸的查良鑒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做教授。金庸得到他的幫助，到東吳大學插班。
1947年夏天，《大公報》招收英語新聞兼職翻譯。金庸考中了，由此結識了粉紅色媒體的大佬胡政之。這時，國民黨的中國夢已經膨脹到蘇聯保護人無法容忍的地步。斯大林感到有必要讓蔣介石明白，中國這個白手套的用處，僅限於破壞日本建設泛亞國際體係的野心，絕沒有允許中國人取代撤退的日本人，繼承滿洲蒙古朝鮮勢力範圍的意思。
蔣介石像恩維爾帕夏一樣不知進退，被自己發明的意識形態捆住了手腳，下不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舞台，隻能跟著這個紙糊的布景一起塌下來。隨著林彪和科瓦廖夫在滿洲的節節勝利，蔣介石在粉紅色媒體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從中國各派進步勢力的共同領袖，淪為帝國主義的最後一顆大狗牙。蔣介石意識到自己拿蘇聯及其代理人沒辦法，但並非不能報複他們在吳越的地下組織。
胡政之也意識到蔣介石會想到什麽，決定先在香港開一個分店，繼續發揚共產國際吃飯砸鍋的優良傳統，利用資產階級的言論自由消滅資產階級。胡政之相信美國的霸權維持不了五十年（梁羽生：《胡政之．讚善裏．金庸—〈大公報〉在港複刊軼事》），追隨勝利者絕不會錯，問金庸想不想去，金庸接受了。他的人生軌跡，由此永遠改變。
蔣介石和新中國暴露了假民族及其英雄的真相，像泡沫一樣迅速破滅。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雖然盜用了“新中國”的符號資產，以免其他人占用和利用，但並不因此喜歡任何一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無論大中國還是大亞細亞、吳越還是湖湘，為了防微杜漸起見，同時也因為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懂得中國人的擁護多麽一文不值，堅決而徹底地消滅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所有潛在載體和資產階級共同體的所有潛在凝結核，包括金庸的父親。
這並沒有妨礙金庸敏銳的判斷，國民黨的倒台重新打開了他的仕途。他首先在《大公報》發表文章《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向白區黨毛遂自薦，敦促他們不要讓階級敵人的小姨子帶著錢跑了，白白損失貧下中農的勝利果實；然後以這篇文章做推薦信，到北京找喬冠華求官，以為將來的白區工作，少不了他這樣的人才，結果卻吃了閉門羹，理由是他沒有跟反動階級和國民黨學校劃清界線。其實照他祖父和任何儒家社會的標準，他這種行為已經夠得上“梟獍”，構成皇帝都無權赦免的極少數極惡大罪，在法律和生物學意義上，都已經非但不屬於人類，而且為絕大多數比較體麵的禽獸所不齒。
然而按照共產黨的標準，“梟獍”的進步水準還有待於提高。落後並不僅僅是個人和偶發的問題，而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固有的軟弱性和資產階級思想固有的非科學性。你至少要像趙紫陽一樣領導工作組，發動革命群眾鬥死親爹，或者像牛蔭冠一樣走在革命群眾前麵，牽著親爹的牛鼻子遊街示眾，才能證明你已經超越了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和主觀性，水平高到足以理性客觀地分析社會的境界了。
金庸灰溜溜地逃回香港，承認自己的投機技術委實不夠高明，雞肉沒有吃到，米已經蝕光了。這樣一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把他拉黑了。他除了香港以外，再也沒有地方可去。《大公報》的白區黨組織決定秘密監控他，把他打發到更加“灰色”的白手套《新晚報》打雜。他不再有專業性較強的英語新聞或國際分析文章可寫，隻能像臨時工一樣有什麽活幹什麽活，從影評到舞蹈，從舞蹈到京劇，從京劇到圍棋，從圍棋到武俠。
他父親槍斃的消息傳到香港，他都隻敢偷偷哭泣，因為即使在布滿歐洲人、南亞人和全世界各種社會團體的香港，他仍然沒有任何謀生能力，隻能仰仗迫害者的施舍。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社會像水麵的油膜一樣既薄又脆，卻是他唯一的家園。這是他們家族積極投入中華民族發明的自然結果，為人造的大一統犧牲天然的共同體，本來就是要切斷野草的草根和男人的命根，由此換得了太監和花瓶的資格，以後無論宮廷或自己成功還是失敗，都注定是永遠的異鄉人。
野草和鄉民才有屬於自己的東西，太監和花瓶隻能依靠投人所好求生。最高明的投機者也少不了菜鳥和學徒的階段，因為把握分寸的技巧和體會風向的感覺都需要私人經驗的積累。毛澤東在三十年代的表現不夠毛澤東，金庸在五十年代的表現也不夠金庸。
《新晚報》的設計目標是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衝淡政治宣傳給讀者帶來的疲勞感和厭倦感。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負責人金堯如覺得，武俠小說其實挺符合這個目的。新華社從創始到現在，都是情報部門的一部分，隻是為了利用資產階級法律的漏洞，冒充資產階級新聞企業的同類而已。
金堯如在匪諜階級體係當中的地位，比《大公報》的地下黨高得多。唐人的《金陵春夢》和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都是他搞地下活動的產物。金庸作為組織“控製使用”的對象，自然不夠資格了解這些內幕。梁羽生有一次交稿延誤。金庸就以下等人維持生存所必需的好脾氣，多打了一次雜。結果讀者反應甚好，紛紛要求他寫下去。他最初隻是順水推舟，走一步看一步，最後發現市場意外地好，足以支撐另起爐灶的需要。
武俠小說不是《明報》成功的唯一原因，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搭車效應可能更加重要，但若沒有武俠小說的成功做底氣，金庸未必能有創業的勇氣。四小龍起飛是冷戰政治經濟學的一部分，饑餓的北方對照物為金庸的創業團體提供了有力的刺激。老板和老板娘對自己刻薄，對員工也吝嗇。經濟寬裕以後，人性的弱點自然暴露，以致家庭反目，故舊失和。
金庸後來誠實地說，他沒有把自己的小說當回事，也並不覺得武俠小說能算文學經典，粉絲的評價隻是初戀效應，與其說源於作品本身，不如說源於懷念青春的自然感情。其實文學體例本身不足以構成經典與否的標準，所有的嚴肅文學體例在其初始階段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學。金庸固然沒把武俠小說當回事，莎士比亞又何嚐把戲劇當回事。為藝術而藝術的純文學追求者，作品質量不一定高。
金庸文學的問題在於過於平麵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尤其低能。她們仿佛出自手淫愛好者的白日夢，其想象者已經喪失了跟雜貨店老板娘麵對麵交流的能力，但金庸自己顯然不是這種人，所以他大概是為了節省成本，直接套用了《兒女英雄傳》或諸如此類舊小說的模版，隻要買主沒有提出要求，何必增加設計成本。
他小說最強的地方，雖然深刻程度遠不能跟奧威爾相比，也具備昆德拉批評《1984》的所有弱點，從星宿老仙的歌德派，到洪教主的中央文革小組與紅衛兵。他是一個不斷成長的作家，越到後期越能放開手腳，在韋小寶的時代，終於磨穿了節約使用多年的套路。韋小寶像桑丘一樣，一開始就懷疑忠義無雙的師父到底跟傻冒有什麽區別，到最後卻驚訝地發現，盡管現實證明了他原先的猜想，他對師父的愛卻比自己想象的更多，足以為此拋棄自己行之有效的市井智慧。
金庸最初標榜《明報》沒有政治立場，隻想和氣生財，但這種態度其實泄露了他沒有靠山的秘密，反而更容易變成地下黨打擊的目標。政治經驗豐富的反動派是統戰對象，辛苦賺錢的土財主才是鬥爭對象。他之所以淪為“豺狼鏞”，不過是因為說了幾句大家都想過太平日子的廢話，但太平日子其實需要很大的秩序成本，秩序消費者對此缺乏起碼的常識。金庸即使在被迫民主派以後，思想仍然沒有超出三四十年代粉紅色小清新的水準。
例如他曾經表示香港是一個很民主的地方，因為文人都能辦得起雜誌。美國就隻有資本家才付得起成本，文人隻能打工。社會主義本來是很好的，隻要多一點民主就OK啦。他發財致富，全靠粵語小市民，但他從來都無視這些鄉民，眼中隻有越南議員和蔣經國。他沒有落到父親的下場，全靠英美冷戰當局的堅定立場，但他對英國人毫無感激之意，反而繼續背誦國民黨關於鴉片戰爭的曆史發明。即使在冷戰已經結束，胡政之預言的五十年到期以後，他仍然覺得“胡先生這幾句真是真知灼見，富有曆史眼光。”他解決統戰價值問題的方式，乃是創立《明報月刊》，滿足流亡知識分子的預測癖和國師癖。
他沒有學術能力，但有經營平台的能力，又熟悉階級兄弟的習慣，所以大獲成功。他們出於共同的弱點，永遠無法融入東道主的社會，對保護者的價值觀缺乏起碼的尊重，隨時準備恩將仇報，隻是因為自身的軟弱，不足以構成任何人的威脅，才保證了自身的安全，但為了假裝自己非常重要，無比熱愛生活在別處的遊戲。牆內的社會往往誤以為，他們體現的價值觀就代表了東道國的價值觀。白區黨往往誤以為，他們對東道國的社會有一定影響力。無論如何，統戰價值由此而生。金庸漸漸掌握了這場遊戲，由土財主上升為統戰對象。
文革結束後，香港地下黨的工作方式同步調整。“豺狼鏞”時代的老左派，像“三種人”一樣損失慘重。他們為組織攻擊的對象，現在變成了組織的統戰對象。組織把一切責任都賴到他們頭上，他們卻連背叛的資本都沒有。組織誠然出賣了他們，侮辱了他們，但除了組織以外，還有誰會要他們呢？平反愛好者有一句名言：“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遍地飛。”他們不僅是家雞，而且是斷腿的家雞。
金庸作為社會名流，終於混到了可以享受統戰紅利的一天。他早就想投靠共產黨，是共產黨不肯要他。現在共產黨願意統戰他了，他自然求之不得。他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處處為鄧小平說話。香港隻是他避難的地方，他從來不是香港的一員。香港的未來和憲法形式，跟他沒有關係。他隻想借助香港，獲得結識各方大人物的機會。安全和利益盡在其中，比辛辛苦苦經營企業強得多了。
文人最在意的虛榮心，也得到了充分的滿足。除了1990年代以前的氣功大師，世界上沒有幾個人享受的崇拜能超過返鄉的金庸。他付出的代價，不過是順著共產黨的口風說話而已。這些話離譜的程度連張五常都難以忍受，但他並不是需要愛惜羽毛的人。默契的投機對象，像肥沃的土地一樣難得。他畢生的夢想，到暮年才終於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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