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9月9日在北師大視察時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有醫學家發現血型對人格會有影響，並問陪同他視察的校長董奇，其具體影響何在。 很欣喜注意到這一點，說明習總注意到了血型與人格相關的問題。
魯迅學日本人罵中國人罵了很多，比較有典型的：“ 中國人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魯迅罵得看似合理，其實是以偏概全，一杆子打了一船人。中國人裏優秀的人很多，隻是中國社會周期性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在中國社會中如何可以鑒別出哪些是良幣，哪些是劣幣，如何能夠終止這種現象從而使中國走向良性發展的軌道這對於中國的當政者來說是最重要的課題。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已經高度融合，漢族有個內涵無限大的問題，很難說哪個人是純種漢人，所以探討民族性沒有多大意義，不如探討國民性來得實際。國民性屬於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範疇，然而在1952年，心理學被認為是“唯心主義”“資產階級偽科學”，在同一時期，中國宣布人類學與社會學是資產階級學科，相關科係均遭到裁撤直到1981才被恢複。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是人類進步的動力，馬克思主義隻承認人類有階級性而否定民族性，中國那時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來指導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 而對血型的研究更是被認為是“形而上學”，不是科學。
對於血型的研究，我認為不論國外還是國內長期以來直至今日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歐美國家人口主要是由A型和O 型人口構成，這兩種血型約占總人口的90%左右，所以對於歐美國家，他們更關注種族和宗教的研究，另外歐美國家反對歧視，過多渲染血型的區別容易造成社會割裂因此也比較忌諱這類的話題。日本則非常重視對血型的研究，因為日本有22%的B型人口。
中國古代認為人的性情思想是由一定的器官承擔的，並且其活動會在器官上反映出來，如“心之官則思”（《孟子》），“人精在腦”、“頭者神之所居”（《春秋元命苞》）。“神形合一”、“形神相印”等思想在《黃帝內經》等涉及醫學心理的著作中有很多闡述和應用。現代科學已經證明上述認識是不對的。我通過對血型的研究，我認為人的性情思想是由血型承擔的，這直接表現在個體的倫理道德觀念，而血型的分布則決定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格。
以下斜體部分來自百度百科：
“血液有不同類型是奧國病理學家、免疫學家卡爾·蘭德斯坦納（一八六八~一九四三）在一九零二年提出的。他曾從自己和五位同事身上取得血液樣本，合成三十個樣本，進行觀察研究。他發現有的樣本成功混合，有的卻發生凝結（黏在一起）。他於是領悟，每個樣本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有兩人的樣本，紅血球上有一種稱為「Anti-gen」（抗原）的物質，他於是以「A」作標記；另外兩人的樣本，另有一種「抗原」，他依字母順序，以「B」作標記；隻有一人的樣本，A抗原和B抗原都沒有，但血清中卻有兩種抗體，他自己的血液也是如此，他於是以「O」（表示無抗原）作標記。後來，他發現有一群人的血液，既有A抗原，也有B抗原，他便叫它做AB型。
成因推測
美國科學家皮特·達達莫博士認為，人類的血型是由進化決定的。
我們的4種血型——O型、A型、B型和AB型——並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同時出現，而是由於不斷進化和人們在不同氣候地區定居下來後逐漸形成。在寒冷的年代，由於草原上可供吃用的東西匱乏，遊牧部落不得不去適應新地形所能提供的新食物。由於新的飲食結構出現，人的消化係統和免疫係統也會隨之有所變化，緊接著血型也會有所變化。
O型血的曆史最為悠久。它大約出現於公元前6萬至4萬年之間，當時的尼安德特人吃的是簡單的飯食：野草、昆蟲和從樹上掉下來猛獸吃剩下的果實。而4萬年前出現了克魯馬儂人，他們以狩獵為生。在獵光了所有的大野獸後，他們從非洲向歐洲和亞洲轉移。
A型血出現在公元前2.5萬年至1.5萬年之間。當時，我們的以果實為生的祖先逐漸變成雜食。隨著時間的推移，農耕成為住在現今歐洲土地上的人們的主要生產方式，野禽野獸開始接受馴養，人的飲食結構隨之發生變化。就是現在，絕大多數A型血的人都居住在西歐和日本。
B型血出現在約公元前1.5萬年至新紀元之間。當時東非的一部分人被迫從熱帶稀樹幹草原遷徙到寒冷而貧瘠的喜馬拉雅山一帶。氣候的變化便成了催生B型血的主要因素。這種血型一開始出現在蒙古人種身上，隨著他們後來不斷向歐洲大陸遷徙，結果今天有很多東歐人都是這個血型。
人體的4種血型中最後出現的為AB型，它的出現還不到1000年的時間，是“攜帶”A型血的印歐語民族和“攜帶”B型血的蒙古人混雜在一起後的產物。AB血型的人繼承了耐病的能力，他們的免疫係統更能抵抗細菌，但他們易患惡性腫瘤。
很快會出現第5種血型。完全有可能出現一種新血型，比如說C型。隻有這種有新血型的人才能在人口過於稠密、自然資源所剩無幾的嚴重汙染世界上生存下來，因為這時原先那4種血型，也就是說，有好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人將抵擋不住這種日益加劇的生態災難，他們會很快消失.這就是皮特.達達莫博士得出的結論!”
我認為在群體中，個體的性格可以相互抵消，而由於血型造成的道德倫理觀念卻會顯出一致性。如果我拿紅豆，黑豆，黃豆，綠豆各一個給人看，所看到的是他們的個性。如果我把四種豆子一樣一鬥混在一起，所看到的隻能是他們的共性。不同血型在血液成分上是有區別的，我不能肯定血型造成性情思想上的區別，但血型是個很重要的特征。比如黑人的智商不如白人或東亞人，智商不是黑色素造成的，但色素是一個重要特征。不同的血型的人，很難理解別的血型的人。因為他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對方，這四種血型的性情和思維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在《阿諒：四種血型與四種國家》 （遊俄國雜感）中寫道：
四種國家的形成取決於不同血型的主導：
1．自由法治國家， 如英，美和大多數歐洲發達國家，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O型略占上風的A+O型國家。
2．民主法治國家， 如日本，德國，新加坡，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A型主導的A+O型國家。
3．法律潰敗國家， 如印度，拉美國家，俄羅斯及一些東歐國家，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O型主導的B +O型國家或A型嚴重不足的O型國家。
4．集權專製國家，北韓，越南，古巴及一些阿拉伯國家，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B型主導的對A型和O型采取隱性異族統治的國家。
我認為A型是理性思維，O型是邏輯思維，B型是感性思維，AB型是混合思，然而文盲都是感性思維，所以各種思維方式也不是絕對不變的，教育會提升思維的水平，經驗技術是感性的，科學是邏輯的，哲學和神學是理性的，通過學習真正的哲學和神學，任何血型的人都可以具備理性思維能力，除非異族統治采用愚民政策，輸灌一些非理性極端思想。在極端意識形態或極端宗教理論的煽動下O型和A型也會做出一些極端行為，比如以嚴謹理性著稱的德國人，在二戰中犯下暴行。
現代伊斯蘭國就是一個B型主導的國家，宋代以前中國是A型主導的國家。中國在宋以後就不再是一個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被遊牧民族統治的殖民地國家（元朝和清朝）或異化的農耕民族國家如明朝。
優質的A型：
A型就是通常所說的右派，A型是榮譽驅動型。從世界範圍來看，凡是A型血人口比例超過40%的國家都是目前人類社會發達的國家，或某一地區最發達國家， 如英格蘭在英倫三島，德國在歐洲大陸，日本在東亞，土耳其在中東地區， 美國在美洲。 所謂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右派分子，走資派，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知識分子臭老九應該主要是A型構成， 如果有學術機構去做一個社會調查，曆屆高考的高分者，重點大學的學生中，現任政府高級官員中，專業人士中，實業家中，一定是A 型人口比例最高,其次是O型 。
A型的特性如果向良性發展，對於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是最有利的。日本和德國之所以能迅速上升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實力國家，大概與此不無關係。
如果A型掌握主導權，那麽B型和AB 即使在同樣的A型+O型的社會中，也會表現為強烈的集團歸屬感、重視原則、抑製個性、尊重規律、富於犧牲精神和堅持不懈等A型品質。 儒家學說就是A型的學說，儒家實際上是精英政治主張，國家主義。是A型的統治理論，像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屬於右派，是A 型的黨派。
A型的缺點是太保守和傳統，凡事都從壞的的角度想，危機感特別強。有的A型刻薄冷酷，在接受極端思想以後，也會變得非常極端。
目前在中國A型血的人多消極被動、退縮保守，很多人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對於中國來說，何時中國由A型主導，何時就是中國的強盛之時。
直白的O型:
O型就西方所說的左派，在中國則是中間派，O型是利益驅動型。
O型是自然人屬性，O型普遍公平直白。O型崇尚自我意誌、競爭和坦率等等。 軍人，警察，工人，公務員中O型比例應該最高。O性的優點是樂觀，勇敢，凡事都從好的方麵考慮。O型的最大弱點是不抗誘惑，忍耐性和自律性差，我行我素，容易惹是生非，暴力犯罪中O型比例最高，但O性有強烈的是非觀念，如果如果O做了壞事，他們一般不會花言巧語地文過飾非，而坦然接受由此導致的後果。
美國的民主黨和英國的工黨就是O型的黨。
A型和O型是農耕民族的基本血型，這兩種血型已經高度融合互相適應，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並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你死我活地鬥爭，相反勞資雙方的關係是相互促進和相互妥協的。
腐敗的B型：
B形是遊牧民族特有血型，如果我說遊牧民族不講究“禮義廉恥”應該不會有異議，如果我說蒙古人當年極端野蠻殘暴應給不會有中國人對這一點有不同意見。
B型就是西方所說的極端分子，所謂的革命的左派，B型是欲望驅動型。從世界範圍來看,以B型血為主的國家,沒有一個是發達國家。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世界名人也沒有B型血的人。
曾作為日本駐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劍峰在《太陽》四卷五號上寫道：“支那人秉性之惡端業已為世人所知曉：過於自尊，過於保守，國家意識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嗇，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識趣，兼加注重虛禮，嫻於辭令，且一般不厭髒亂。”這其實說的是中國人裏的B型人群，那時中國處於社會崩潰狀態，國家呈現Ｂ型特征。
B型最大的優點是能忍耐極端艱苦的生活，“且一般不厭髒亂”，“好死不如賴活著就是Ｂ型的人生哲學”。我之所以用腐敗來形容B型，因為B型是以個人為中心，最不講究原則的一類人。我特別強調：我隻是說B型腐敗，主要是指B 型的統治階層，不是說普通人，特別不是說B型女人，因為對於普通人，如果不擁有權力，腐敗也就無從說起。實際上B型普通人在B型統治下，在傳統的A型和O型社會中處境最悲慘。他們生產幹不過A，打仗打不過O，必淪落為最貧窮的一部分人，當年中國和俄國就是因為有巨大的B型人口，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導致共產革命的成功。 但在A+O型這種發達社會中，B隻是散漫不願意受約束和不願意從事生產性工作，他們還有別的出路，如經商從事服務業，現在的電子信息時代，B型從事演藝，藝術和創意類職業是很合適的。B型在A+O型社會中卻很少鬧事，如果鬧事，O型就會和他們講邏輯而不會去同他們講“唯物主義辯證法”。所以B 型中的野心家在農耕民族中唯一的機會就是外敵入侵。當外敵入侵時，當A 型顧此失彼是，B型就會乘勢而起（特別是在外部勢力支持下），等到A 型和O型同外敵打得兩敗俱傷時，再奪取政權。
B型嫻於辭令，最可怕的地方是把自己的所有行為都賦予崇高的色彩，而對別人在雞蛋中都能挑出骨頭。魯迅很可能就是B型，如梁實秋所說：“魯迅如果不讚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麵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 B型隻有當一切必須由他來領導，才是天經地義，他才會停止謾罵。B型是感性思維，其判斷是建立在主觀感受上的，不關心對錯是非，隻關心存在，“存在就合理的”。
《解放軍報》曾刊發整版文章，剖析抗戰期間的“漢奸現象”，文章指出，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隊數量的國家，這確實是一個極其可悲的曆史現象。這些偽軍，我認為主要是由B 型構成，特備是馮玉祥的部隊投降的最多(鳳凰網：《國軍投日將領調查：馮玉祥張學良舊部做漢奸最多》)。
B型的特征之一：一旦處於被動地位，就巧言令色，高舉愛國，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以無辜受害者的麵目，爭取廣泛的同情， 而一旦處於主導地位就絕對不能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對反對派，甚至異議者一定取斬盡殺絕的辦法， 結果是整個民族一起完蛋，比如現在的中東地區的某些國家。
B型的特征之二：思想極端絕對化，比如某些地區把某種宗教極端化，通過思想極端化來掌握解釋權為個人欲望服務。對別人有極高的道德要求，而自己窮奢極欲，卻心安理得地自認為道德高尚。
B型的特征之三：激進盲動 － 在戰爭時為了加官進爵則輕啟戰端，無限擴大事態。 在經濟建設上隻要對自己有利可圖，就大幹快上，但弊端呢？利弊相較哪怕利益微不足道也照幹不誤，反正升官發財是自己的，損失則由政府和國家來扛，至於造成的災難，“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第四十任日本首相（1941年－1944年），二戰甲級戰犯，侵略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重要罪犯之一東條英機就是個非常好的例子：東條英機任內參與策劃珍珠港事件，同時發動太平洋戰爭，造成了數以千萬無辜人民的死亡。當一個日本軍人感到自己有負於天皇賜予的責任，有損於天皇的神威時，隻要他還是一個真正的大和人，他將毫不猶豫的揮刀於自己的腹腔。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深地相信，切腹自殺是最高貴的死亡方式，因此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大量的日本軍人自殺，自殺日軍僅將官就包括陸軍25人、海軍6人。其中海軍大西瀧治郎，軍令部次長、中將，日本宣布投降次日即自殺，死時拒絕介錯。他是海軍空中特攻開創人，遺言“告特攻隊的英靈……我將以一死酬謝舊部下的英靈及其家屬”。
然而輕啟戰端，無限擴大事態的罪魁禍首東條英機，在日本投降以後，每天都有很多日本人打電話到他的家中，要求他自殺謝罪，因為他必須要為戰爭失敗和７千多萬日本人亡國的命運負責。當麵對自己的「死所」時，東條英機竟然畏崽戀棧、遲滯不前，拖到被抓捕的最後一刻，用手槍射擊心髒而自殺未遂；以致終於站在敵人的法庭上受審，然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發動戰爭，侵略別國等罪行判處死刑，這是他自己也知道，必然無法脫逃的結局。日本民眾對自殺未遂的東條普遍持恥笑態度。山田風太郎說“他為何不像阿南惟幾（日本戰敗時任陸軍大臣，於日本投降時切腹自殺，死時拒絕介錯）一樣用刀自殺，而去學外國人用手槍，還落得個自殺不成？對於曾經發布過“寧死也不當敵虜”戰訓的他，日本人隻有抱以苦笑。”
中國曆史上的暴君都應該是B型, 華夏民族是父係社會，在血統上不像其歐洲民族那樣講究，從春秋戰國就應該有同胡人混血的可能， 那時的B型主要來自母係。而歐洲很少與異族或異教徒通婚。 俄國B型血多，主要是匈奴人，蒙古人強加給斯拉夫女人的， B型主要來自父係。 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隋煬帝，明太祖等等應該是B型，元朝的蒙古皇帝基本可以斷定是B 型 ，還有如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這種殺人魔王應當也是B型。 而開國明君則多是O型，如唐太宗，宋高祖 。愛民的君主如漢文帝，漢景帝，包括崇禎帝應該是A型，崇禎帝應該是極端的A 型。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都是B型。薩達姆，卡紮非也應該是B型，這兩位都是可以自殺，但最終都是被對手處死。
AB型人口所占比例較小， AB型一般性情溫和尤其擅長“和稀泥”，是A 型和B型都能接受的一種血型，但AB型不同於O型的直白，AB型是唯強者馬首是瞻，原則性並不強。
B型主要分布在亞洲，如印度的B型比例非常高，有的地區甚至超過40%，但印度基本上是個正常的國家，我認為這要歸功於西方社會廣為病詬的印度種姓製度, 通過種姓把社會階層固化了，各種性之間嚴禁通婚。受儒家文化影響，越南、朝鮮、日本、琉球等漢字文化圈國家，皆在不同程度上沿襲了中國的“士農工商”四民的劃分，中國古代也講究門當戶對。但在日本封建製度中在“士農工商”的劃分之外，另加入“賤民”類別，“士”則指武士。士農工商除了職業別之外，還有身份階級之分。在朝鮮王朝時期，朝鮮朝廷使用良賤製度，將全國除了王族之外的人分為良民和賤民兩種。其中，良民按身份高低分為兩班、中人、常民、白丁四等，各等級之間嚴禁通婚。我認為通過上述製度確保社會由A型和O型主導，最好的官僚體係是：“A型為官，O型為吏”，次好是“O型為官A型為吏”（意大利希臘就屬於這種情況）。如果是“B型為官，B型為吏”或“O型為官，B型為吏”，則貪汙腐敗將無法遏製，如元朝和清朝末期。
中國由於宋朝以後的異族入侵，周期性地打亂了中國的社會結構，滿清時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掠奪和民國時的日本侵華把中國的社會推倒了崩潰的邊緣，從而造成Ａ型喪失了對國家的主導權。
曾國藩說過的：社會大亂之前，必有三種前兆：
1．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
2．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 無用之人，越來越猖狂胡為。
3．問題到了嚴重的程度之後，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
而當國家由A型主導時，如日本，德國，和北歐，社會風氣就會變得令行禁止，善良的人們守禮重義，對國家有用的人自信謙和，國家治理清正廉潔，那麽這個國家必然繁榮強盛。所以西方的自由平等理念是不能照搬到亞洲的，亞洲需要開明專製，最適合華人的製度是新加坡的模式，我認為李光耀先生一定A型。
正常社會的演變，最終掌握政權者，主要還得是靠實幹上來的，慢慢國家的高層會最終被A型和O型把持，治國終究要靠仁政才能長治久安，靠欺騙和暴力是不能長久的，所以斯大林死後，蘇共就已經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斯大林模式下的蘇聯解體隻是早晚的事。蘇聯這種體製要想突破70年之癢，除非采取北韓式的權力世襲，但金家王朝還能走多遠？為之捏把汗。
我們無法改變地理和曆史，但我們可以改變政治，從而改變我們的文化，使中國成為一個高度文明的發達國家。現在對於中國，關鍵的是能否拋開意識形態，由哪種血型主導社會的問題。中國的民族融合已經是即成事實，不論什麽民族，什麽血型都應該和睦相處，中國人當以理性為共識，共同推動國家的進步。中國當以俄國為鏡，吸取蘇聯的教訓;以日本為師，學習日本保持文化的獨立，恢複我華夏農耕民族的優良文化，中國有巨大的A和O型人口，中國的A型人口和O型人口是B型的兩倍，如果能夠形成以A型為主導的A+O型國家，中國一定可以在20-30年內成為高度文明的一流強國，而這符合每一個中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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