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鬼：鄉村凋零從何時開始？
我這人天生腦洞大。比如說，最近看到一則新聞，某上海姑娘隨男友回農村老家過年，結果看到第一頓飯後馬上決定分手回上海，我首先想到的卻是七十年前另一個令人悲傷的故事。
王鼎鈞先生在《關山奪路》一書談到1946年他對“蘇北難民”的采訪經曆。“蘇北難民”即鐮刀錘子幫在所謂“解放區”搞暴力土改時逃亡到南京上海等 地的蘇北人群體，他們是土改的受難者，也是見證者。絕望之處在於，他們發現，國民政府、知識分子、媒體乃至城裏的老百姓都不待見他們，壓根不相信他們關於 土改暴政的訴苦。“江南人並不相信他們的故事，一個南京人說，‘共產黨為什麽要這樣做，沒必要嘛，再說，他們也做不到’。”（《關山奪路》P115）
為什麽我會聯想到這樁舊聞呢？因為那位上海姑娘對鄉村世界的無知，與七十年前上海人南京人對“解放區”農村的無知極為相似。上海姑娘大亂方寸，正是 源於她盡管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那些農村生活細節（絕不僅僅是一頓晚飯）仍然超出她想象力所能達到的極限，衝擊之大，使她接下來的表現遭到“缺乏教養”的 批評。
其實我願意相信，她在生活中是一位善良且有良好教養的女孩，事實上其帖子的字裏行間並沒有流露出絲毫傲慢。正如，當年的上海人南京人，肯定也絕非由 於秉性冷酷，才會選擇漠視蘇北難民的不幸。隻是，驟然麵對完全超出經驗範圍之事，人們短期內確實無法接受。四十年代上海南京的市民們，僅憑在日軍與國府統 治之下的生活體驗，哪能想象出“解放區”土改中的紅色恐怖有多淩厲？說實話，這則新聞的悲劇性不在於一對青年男女因門不當戶不對而分手，而在於，這片國土 上，竟有一部分人的苦難，完全超出大都市中產階級可想象的範圍。
這件事很快引起了一陣討論城鄉階層分化嚴峻形勢、農村社會急速凋零的熱潮。但我個人並不喜歡那些關於鄉村破敗的敘事與抒情。因為就我粗略瀏覽所及，它們的內容很容易給大眾造成某種錯誤印象，仿佛以前的鄉村就很浪漫很美好。
非常遺憾，如果“破敗”是指，與城市相比，傳統鄉村秩序的崩潰與精神生活的荒漠化，那麽，根據傳教士與地方士紳有關中國農村的文字記錄，中國鄉村社 會至少從清末開始便有破敗之勢。原因自然不止一個，包括戰亂、災荒、經濟轉型等等，但民國初期尚有傳教士、民間社團（如鄉村建設派）、宗族士紳在鄉間勉力 建設，農村社會破敗速度遠不及後來共產黨下鄉時。
最不幸的是，共產主義政權將整個農民階層作為革命與建設的炮灰，導致鄉村社會的破敗不可避免地急劇加速。鐮刀錘子幫的種種製度與政策，對鄉村社會凋零負有最主要的責任，與此相比，其他因素都可以忽略不計。
莫非三十年代蘇區的農村不破敗嗎？一輪又一輪的擴紅、查田運動、血腥肅反，誰會相信蘇區農村欣欣向榮？內戰時期老區與五十年代新區的土改，則是真正 的焦土政策，日軍做不到的，鐮刀錘子幫全做到了。殺人殺得全村人都道路以目，天天隻能聽講階級仇恨思想教育課，如此恐怖統治之下，傳統精英主導的鄉村禮俗 秩序能不崩潰嗎？如果有人還認為土改時鐮刀錘子幫領導下的廣大農村溫馨和諧，民眾歡欣鼓舞，那我無話可說。
選自複旦大學王友明先生的博士論文《莒南縣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
至於一些具體政策的實施，或許短期內惡果並不引人注目，但隨著時間推移，對農村社會的巨大破壞性也漸漸展露出來。比如，打擊宗族認同，收繳鄉民槍 支，無異於摧毀鄉村社會的自衛能力。持槍權與結社權的永久剝奪，在基層司法體係無能腐敗的背景下，今日部分地區黑社會能夠橫行鄉裏，其實毫不令人意外。再 如，趕走傳教士，等於切斷了農村在衛生、教育等公共事業上知識、技術、資金層麵的外援。
強製集體化引發大饑荒，文革更是將一切傳統倫理體係摧毀殆盡，難道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鄉村不破敗？
區別僅僅在於，以前城鄉隔離更加嚴重，幾無流動性可言，作為不同等級的奴隸兼炮灰，農民市民之間來往極少（知青群體可能是例外），彼此缺乏經濟、文 化交流（鐮刀錘子幫指揮下的單方麵輸血可不能算交流），加上媒體完全受控，市民當然對農村狀況缺乏深入了解。老實說，要不是近些年互聯網打開了一個資訊傳 播的缺口，農村凋敝如斯的話題哪裏會受到關注呢？
哦，差點忘了，還有計劃生育。我就不具體描述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執行得有多野蠻殘暴了，也希望讀者不要假惺惺地跟我講限製人口對於經濟增長的偉大意 義。我看到有文章抨擊南方農村的殺女嬰現象，認為農村光棍多娶不到老婆純屬自作自受。可是，計生惡政難道不是農民殺女嬰的主因嗎？我無法硬起心腸指責他們 冷血，同樣也不忍心批評那位上海姑娘無知或無教養。
請允許我再囉嗦一則舊聞。黨校教授王海光先生曾有一文探討1950年西南地區所謂“匪亂”，提及中共初至西南各省，接管其實很順利，反抗者寥寥。但 為了幫助上海度過經濟難關，西南戰事硝煙未散，中財委就已要求西南緊急調運4億斤糧食支援上海。關於征糧任務與匪亂的因果關係，鄧在報告中相當坦誠：當前 西南各地武裝叛亂者“主要是抗繳公糧，提出‘餓死不如戰死’的口號”，“提出‘專打北方人(或外鄉人)不打本地人’，‘打穿軍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 戴帽花(指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的’。他們的行動著重於破壞工廠，搶劫公糧公鹽，並提出‘開倉濟貧’的口號。這些口號，也確動員了部分貧民參加”。“各地 土匪起來之快，因由於國民黨在西南作了較其他各地更為周密的部署，同時亦由於我們征糧的直接影響。過去國民黨在四川的最高征糧數為一千二百萬擔，我們這次 征收數為兩千萬擔(三十億斤)。”
後來，上海度過糧荒危機後，“匪亂”很快也被鐮刀錘子幫解決了。（參見王海光教授的《民變與“匪亂”：以中共接管貴州暨西南時的征糧為例》）我要指 出，正是西南農村的屍山血海，供養起了黃浦江邊的歲月靜好，“量西南之物力，結上海之歡心”。某篇文章裏那句“北上廣有多繁華，農村就有多破敗”，點破其 間因果關係，很有幾分道理。可是，這個現象絕非始於九十年代的市場化，而是從鐮刀錘子幫掌權後就開始了，隻是人們無法進行直觀比較，更沒有機會公開討論罷 了。而市場化啟動後，農村青壯年進城打工，鄉村社會的凋零猛然加速，城鄉互動頻率大幅增加，加上互聯網的普及，大都市的中產階級終於有機會直麵盛世中國夢 背後的破敗農村了。
上海與上海人是幸運的，因為1949以來他們永遠屬於被照顧、被嗬護的對象。但由此產生的悲劇不應當由上海或上海人來承擔責任，評判民德更是避重就 輕。極權之下，責任主體有且僅有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鐮刀錘子幫。吠舍與首陀羅同屬奴隸，隻是等級不同，豈可讓他們替紅色婆羅門背黑鍋？
現在我們來做個假設，紅朝的一個首陀羅，遭到婆羅門刹帝利淩辱，可能是強拆，也可能是司法不公，他長年求告無門，還被吠舍視為刁民。絕望之下，他懷 揣炸彈，炸死一車沉浸於歲月靜好的吠舍。請問，此時此刻，我們可以跟著廣大吠舍們高聲譴責暴民破壞法治嗎？恕我直言,您的答案，將直接展現您對鐮刀錘子幫 的認知水平。
最後，我必須做個懺悔。年少無知時，我曾經把以戶籍為基礎的城鄉隔離製度與印度種姓製度做比較，顯然我大錯特錯，因為這很輕佻，而且也是對印度人民 的侮辱。請原諒我後知後覺。閱世漸深，每次做具體製度或政策的比較分析，最後總不免發現鐮刀錘子幫在作惡的花樣與能力上天下無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