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把刺孔一文搬過來吧

來源: 帝心鵑於 2009-04-24 03:29:06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7905 bytes)

秦暉的東東，讀得不多，翻過幾篇豆腐文章而已。很是喜歡的，也很驚訝“主義”完全不同的人都能在秦暉那裏找到些共鳴。所以孔慶東說他是“人民主義”者，偶覺得這個概括非常好。

但是僅僅從偶草草翻過的這幾篇豆腐文章裏來看的話，除了共鳴和欣賞以外，偶不得不說他還是有點點兒糾結，有點點兒硬傷，因為看得太少，不敢匆忙下結論，回頭爭取找本他的大著來好好學習。

從“荊軻刺孔”到“荊柯頌秦”
作者：秦暉發表日期：2006-06-22 文章來源：本站整理字號：大中小 [查看和發表評論] 閱讀指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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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mment-cn.net/data/2006/0622/article_10413.html
　
　
　　曾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知識界盛行批判“傳統文化”，把那時的百般不是都說成是老祖宗的罪過，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尤其罪莫大也。而一入90年代，世風與士風頓改，“弘揚傳統文化”又成時髦了。筆者當時有感而發，寫了一則《世說新語補·荊軻刺孔》，內雲：

　　荊軻欲刺秦王，至秦庭，見龍威凜凜，不敢前。躊躇有傾，於階下一展所齎孔丘像，持匕撲刺者三，且刺且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劣根深兮千斯年，知其不可兮而為之，悲劇精神兮萬古傳。”有報於王曰：此刺孔之歌也，與陛下焚坑之誌同，於王事有益焉。王頷之。俄而軻歌愈奮，王不懌，怪其聒噪，以棒擊其頂，逐之出。軻狼狽回驛，鬱鬱然反思再三。有秦舞陽者至，責其激進太過：孔子偉人，豈可刺之哉?軻大感悟，遂改宗保守主義，與舞陽閉門讀經，整理國故去矣。

　　其實現在想來，那避開了秦王卻猛刺孔子的“荊柯”固然很難說有幾分真正的“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本身的得失另當別論），為這個“偽激進”而弄假成真、以為一切都是“激進”釀錯，恐怕也不是什麽高明的見解。但不管怎樣，這“荊柯”若果然因此轉而安心尊孔讀經，倒也不失為一個真誠的的保守主義者。然而一些“荊柯”其實無意尊孔，他們在放棄“刺孔”之後便有更為精采的表演--這就是近來炒成了媒體大熱點的“荊柯頌秦”了！

　　這部“荊柯頌秦”的傑作便是號稱“中國第一部大片”的電影《英雄》，它刻意描寫了一個荊柯為秦王的“偉大”所折服的故事。片中的刺客認識到為了削平列國一統天下無論怎麽殘暴也不為過的真理，於是國仇家恨頓時冰消，變成對陛下的狂熱崇拜，直至為成全秦王的“法治”而主動受死。由於大腕執導，眾星雲集，片子攝製極為優良，商業炒作堪稱經典，加之有關部門給予高規格待遇，果然一炮打紅。但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網友中對立比較分明，叫好的多是欣賞其視覺藝術或肯定其票房效益，抨擊者則幾乎都是譴責其思想主題與曆史觀。但在有一定地位和專業知識的圈內人士中，卻比較一致地叫好，且主要強調的是其藝術或市場價值。

　　“荊柯頌秦”的主題近年來其實已不新鮮。以排場極大的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為代表的一大批帝王劇講的都是這一套。如果說“荊柯刺孔”屬於偽激進（此所謂偽並無貶義，言其非真而已，並非真激進就好，偽激進就不好。但既然其實並不激進，大舉反激進就有些可笑），不同於荊柯刺秦之真激進。那麽“荊柯頌秦”可算是“偽保守”了，不同於“荊柯尊孔”之真保守。對此說什麽暴秦無道的史實、暴政可惡的道理、民貴君輕的古訓、民主自由的今理，都已經沒有必要。

　　其實《英雄》的主題思想和炒作方式雖然與《雍正王朝》十分類似，卻有兩點截然不同：其一，不像《雍正王朝》以“曆史正劇”自居，《英雄》的作者們始終都自稱是武俠劇、商業片，是編故事而不是講曆史。其二，與《雍正王朝》的宣傳盛稱“改革皇帝”、強調主旋律色彩不同，《英雄》的宣傳除了梁朝偉境外忘形的一番“宏言大義”惹來滿座皆驚外，一般都刻意淡化主題思想，而自我定位為成功的“買賣”。

　　《英雄》的這種姿態已經引起了若幹“誤會”。特別是由於一些人昨天還在盛讚“國際荊柯”格瓦拉，今天又褒獎“格瓦拉改弦頌美帝”的中國版；昨天大講借“買賣”宣傳“思想”之重要，今天又說“買賣”、“思想”可以不搭界；昨天大炒“聖人孔子”，今天又歌頌起焚書坑儒幾絕孔學之脈的“聖君嬴政”。其實，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政教分離，同樣也應當政商分離、教商分離。“思想”與“買賣”分開之說還是有道理的。“偽激進”與“偽保守”也其來有自，與其說是人格缺陷勿寧說是體製缺陷。當年“荊柯刺孔”的啟蒙意義自然是今天“荊柯頌秦”的“買賣”不能相比的。但正如不能以“偽激進”抹殺當年“荊柯刺孔”的文化啟蒙價值一樣，如今也不應以“偽保守”來抹殺《英雄》在視覺藝術與商業運作上的成就。至於這啟蒙與“買賣”何以都要以“偽”來包裝，以至造成不小的副作用，我們也應當諒其衷曲，寬容些罷。

　　當然，同樣按“思想”、“藝術”與“買賣”分離的邏輯，《英雄》視覺藝術與商業上的成功也不能掩飾其思想的陳腐。有人說：“中國人罵了幾千年秦始皇了，怎就不許張藝謀誇兩個小時？”其實如果不健忘的話人們應該記得，就在20多年前秦始皇不也是個隻許誇不許罵的主麽？區別隻在於：首先，當年“頌秦”專為媚上，而似無意於媚俗。今天“頌秦”的作者則一上來就宣布自己專心媚俗而惟恐人言其媚上：“《英雄》奔的是商業路線”（王斌）；“《英雄》是一個動作片或者武俠片，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地方。我的本意是打市場，沒有野心在這種類型的電影裏表達多麽深邃的思想。”“我無意用《英雄》去表達一個多麽高深的主題”（張藝謀）。為其辯護者也強調“張藝謀為什麽就是‘思想型’導演？隻不過手藝還好，買賣興旺罷了。人家本是買賣，你一定說那是理想”。（張廣天）當然，由於片中擔綱的某明星曾坦言該片表明當代“英雄”殺人有理，人們於是對作者的謙虛有些疑問。不過評論界應當避免誅心之論，既然人家聲明搞這麽個玩藝就是一圖名（獲獎）二圖利（買賣）而與信仰（思想）根本無關，別人也就不必非給他派個傳教士的名份了吧。的確，能夠如此表白倒也是今勝於昔之處。今天的頌秦者倒是非常以此為榮，但都聲明其榮在於世俗名利，而不在於“思想”也。可見無論如何，如今頌秦的“買賣”雖然仍舊可以火暴，頌秦的“思想”與“主題”卻已不太名譽，有汙清議，不好示人了。

　　嗚呼！如今社會到底已經進步矣。

　　“格瓦拉改弦頌美帝”：既非“曆史”，亦非“戲說”

　　前年我批評《雍正王朝》的文章發表後，有人認為曆史學家總是喜歡用“曆史真實”的大棒敲打文學藝術家。其實我從來主張曆史學對文學藝術應持開明的態度。曆史學與文學是兩個領域，各有其不同的“遊戲規則”與不同的價值評判標準。別說根本不能算是“曆史劇”的“戲說”類作品和創作性古裝劇，就是所謂嚴肅曆史劇，也不能當成“真曆史”來看待和要求。因為曆史文學的“嚴肅”與曆史科學的嚴謹並不是一回事。嚴謹的史學家不能允許編造史實，而對於嚴肅的曆史文學我們隻能要求它不能篡改、歪曲已知的史實（《康》、《雍》二劇顯然都沒做到這一點），但必須允許它用想像與創作來“填充”故事細節，刻劃人物感情與心態，而這些材料現存曆史記載中是不大可能有的。

　　我們甚至不能以新史學的進步去要求曆史文學或曆史劇的同時“進步”，因為曆史“科學”中的事實真偽有無乃至因果解釋的對錯是不能含糊（但可以存疑）的，而文學所表達的感情與審美意向可以十分複雜和模糊，但故事的敘述卻不能“存疑”。因此例如在曆史學中論證“清官救世”是十分陳腐的，但文學藝術領域的“清官戲”仍然有審美價值（當然，如果隻有清官戲，那就又是文化生態的問題了）。美國史學界在南北戰爭這類問題上曆來有人做翻案文章為南部諸州邦聯（所謂“南方奴隸主政權”）辯護，因此便會引起主流史學的反駁。但對於像《亂世佳人》這樣的“親南方”作品，文學評論界自可臧否，史學家卻大概不會有興趣介入。

　　文學藝術評論的標準是思想性與藝術性。我曾經批評過一些我不能認同其思想的作品（如幾部所謂的“大廠電視”），但那隻是以觀眾身份作的文藝評論，而不是以史學家身份來辯論史實。隻有在一種情況下，史學家需要站出來以曆史真實駁斥那種“胡說曆史”之作。這就是當作品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性很糟糕、而且它又是以所謂“曆史事實”相標榜、以此作為那種價值取向的依據時，史學家出來還曆史以真實就成為必要了。《雍正王朝》如果隻是“戲說”曆史，我不會批評它，如果它隻是價值取向有問題，我不會從史學工作者的角度批評它，但它一方麵鼓吹家奴哲學，仇視清議傳統，其價值取向比《海瑞罷官》這類傳統清官戲都要糟糕得多，一方麵又打出“曆史正劇”的旗號，否認是在“戲說”曆史，還製造輿論稱其“真實”，曆史學家就不能不說話了。

　　今天的《英雄》不是，也並未自稱是曆史片。然而，它又似乎不是《戲說乾隆》那樣純粹搞笑的娛樂片。有人說，它是一部“嚴肅題材的武俠片”。這就使它既不同於《雍正王朝》也不同於《戲說乾隆》。一些《英雄》同仁實際上也是這樣看的，例如梁朝偉的言論其實就是以政論片自詡、而且這種政論令人想起20多年前的“頌秦”。恰恰是在這“嚴肅題材”上它引起了諸多爭議，這時《英雄》的編導再以它隻是商業片來搪塞，未免有點不負責任。筆者認為，在創作自由與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對《戲說乾隆》式的純粹搞笑片不必評論或者隻對文化生態而不對片子本身作評論；對《雍正王朝》式的“曆史政論片”既要從曆史學的角度澄清史實，更要從政論的角度評論其主題思想；而對於《英雄》這樣的“武俠政論片”，評論者的曆史學家角色可以淡化，但主題思想是不能回避的--否則正如某網友所言，如果有人以“不是曆史”、“隻是買賣”為理由，炮製一部“格瓦拉改弦頌美帝”的片子，又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