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秦暉：兼談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
冼岩
作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秦暉的言論思想素為海內外輿論所關注。1990年代,秦暉及其同誌(例如徐友漁、朱學勤、劉軍寧，甚至李慎之)，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由沉寂走向鼎盛，尤其是向著國際主流、向著經典、係統的自由主義接軌，立下了汗馬功勞。
其中，秦暉的貢獻尤為獨到。在秦暉之前或同時，自由主義在中國隻談“主義”，不談“問題”；要成為一個自由民主派，隻須抬頭兩眼望天、高呼口號即可。似乎是秦暉首先將自由主義帶入現實“問題”中，關注“農村問題”等中國現實的基本麵。
秦暉此一成就,奠定了他作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重鎮的地位。理論應該麵對現實，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這本來隻是對理論的基本要求。但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來說，要做到“麵對現實”頗不容易。從西洋舶來的自由主義經典理論，它所由發生的現實場景、觀點所賴以成立的經驗理由，與中國的曆史和現實都大相徑庭；二者之間的若合乎契，大為不易。
因此，許多自由主義著名學者，例如劉軍寧，幹脆選擇了充當留聲機翻譯器、或者對著書本自說自話的安全道路。這麽做的好處是不易“出錯”，壞處是思想日漸脫離社會生活，逐漸淪為象牙塔中的烏托邦。
秦暉憑其對“真問題”的關注，在自由主義同仁中脫穎而出。可以說，秦暉為自由主義在中國開辟了一番新天地、一種新境界，使自由主義能夠較貼近中國土壤、貼近中國人的生活。那些駐節於“主義”的自由主義大師們，隻會使自由主義離中國國情越來越遠，離中國人的需要越來越遠。秦暉的這種貢獻，比之理論體係上的具體建樹毫不遜色，甚且更有過之，因為它更加難能可貴。
秦暉的局限性在於：他雖然把自由主義從來隻盯著“主義”的目光拉回到了“問題”層麵，但是，由於觀念所限，他本人投向現實“問題”的目光，仍然戴著自由主義的高倍有色眼鏡。因此，不但他所關注“問題”的題目有其傾向性，他所切入問題的角度也是既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所可能得出的結論也是既定的，甚至連解決方案也早在發現“問題”之前就準備好了——不難想象，中國式自由主義者們關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隻有一個，那就是“削足適履”。
近年來，秦暉因為致力於尋找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而更加引人注目，成為“自由左派”的領軍人物。自由左派不同於傳統和正宗的自由主義，它致力於將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個人權利”和“市場秩序”，與社會民主主義所強調的“平等”、“公正”等價值相協調、相融合；以前者為體，後者為用。
自由左派在中國自由主義陣營中並非主流，當屬異類。秦暉思想有此轉型，是他長期關注中國現實“問題”的必然結果，符合當代中國社會變化的客觀進程，且為秦暉本人在民眾中贏得了更大聲望。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在發生變化；尤其近十年來，變化更加急劇、明顯。因此，隻要思想是對現實的反映，而非僅僅是書本的容器，就不可能不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化。換言之，自由主義者隻要勇於麵對現實，“向左轉”就是必然。
中國的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並沒有完成這種轉變，原因很簡單，自由主義經典理論和社民主義的左傾特征在理性邏輯上和現實操作中都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自由主義者個人采取“左傾”立場沒有什麽，但一旦上升到足夠的思辯高度，就會麵臨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中國的“正統”自由主義者，大都是一些理論潔癖的愛好者；他們情願自己的思想與現實長期脫節，也不願麵對理論矛盾的挑戰。因此，秦暉與他們的區別，是變通折衷與死守教條之別，是修正主義與原教旨主義之別。
同為知識分子，秦暉為什麽沒有陷入理性上難以自圓其說的困惑？這說明在人類的認識序列中，結論其實先於論證。結論由切入問題的角度提供，由觀念、經驗、處境、立場等等認識背景決定。先有結論，然後展開論證，一般說來，總能找到自圓其說的角度。在秦先生的觀念中，自由主義和左傾性這兩大部分是分別自洽的，矛盾隻發生在這兩者之間。秦暉通過對現實社會“削足適履”療法的理想化強調，來化解二者之間的不可調和。換言之，秦暉正在犯他曾經為別人指出過的毛病：他以為他自己可以在曆史過程中“罰點球”。
一個健全的社會，需要左中右各種思想資源，更需要各種思想源流與現實土壤的融合、適應和創新。作為承上啟下的一代，秦暉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但其局限性也已經越來越明顯。自由主義要在中國進一步生根發展，需要更多的新鮮血液、更多的創造，需要與更多現實和思想要素的結合。
冼岩
作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秦暉的言論思想素為海內外輿論所關注。1990年代,秦暉及其同誌(例如徐友漁、朱學勤、劉軍寧，甚至李慎之)，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由沉寂走向鼎盛，尤其是向著國際主流、向著經典、係統的自由主義接軌，立下了汗馬功勞。
其中，秦暉的貢獻尤為獨到。在秦暉之前或同時，自由主義在中國隻談“主義”，不談“問題”；要成為一個自由民主派，隻須抬頭兩眼望天、高呼口號即可。似乎是秦暉首先將自由主義帶入現實“問題”中，關注“農村問題”等中國現實的基本麵。
秦暉此一成就,奠定了他作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重鎮的地位。理論應該麵對現實，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這本來隻是對理論的基本要求。但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來說，要做到“麵對現實”頗不容易。從西洋舶來的自由主義經典理論，它所由發生的現實場景、觀點所賴以成立的經驗理由，與中國的曆史和現實都大相徑庭；二者之間的若合乎契，大為不易。
因此，許多自由主義著名學者，例如劉軍寧，幹脆選擇了充當留聲機翻譯器、或者對著書本自說自話的安全道路。這麽做的好處是不易“出錯”，壞處是思想日漸脫離社會生活，逐漸淪為象牙塔中的烏托邦。
秦暉憑其對“真問題”的關注，在自由主義同仁中脫穎而出。可以說，秦暉為自由主義在中國開辟了一番新天地、一種新境界，使自由主義能夠較貼近中國土壤、貼近中國人的生活。那些駐節於“主義”的自由主義大師們，隻會使自由主義離中國國情越來越遠，離中國人的需要越來越遠。秦暉的這種貢獻，比之理論體係上的具體建樹毫不遜色，甚且更有過之，因為它更加難能可貴。
秦暉的局限性在於：他雖然把自由主義從來隻盯著“主義”的目光拉回到了“問題”層麵，但是，由於觀念所限，他本人投向現實“問題”的目光，仍然戴著自由主義的高倍有色眼鏡。因此，不但他所關注“問題”的題目有其傾向性，他所切入問題的角度也是既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所可能得出的結論也是既定的，甚至連解決方案也早在發現“問題”之前就準備好了——不難想象，中國式自由主義者們關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隻有一個，那就是“削足適履”。
近年來，秦暉因為致力於尋找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而更加引人注目，成為“自由左派”的領軍人物。自由左派不同於傳統和正宗的自由主義，它致力於將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個人權利”和“市場秩序”，與社會民主主義所強調的“平等”、“公正”等價值相協調、相融合；以前者為體，後者為用。
自由左派在中國自由主義陣營中並非主流，當屬異類。秦暉思想有此轉型，是他長期關注中國現實“問題”的必然結果，符合當代中國社會變化的客觀進程，且為秦暉本人在民眾中贏得了更大聲望。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在發生變化；尤其近十年來，變化更加急劇、明顯。因此，隻要思想是對現實的反映，而非僅僅是書本的容器，就不可能不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化。換言之，自由主義者隻要勇於麵對現實，“向左轉”就是必然。
中國的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並沒有完成這種轉變，原因很簡單，自由主義經典理論和社民主義的左傾特征在理性邏輯上和現實操作中都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自由主義者個人采取“左傾”立場沒有什麽，但一旦上升到足夠的思辯高度，就會麵臨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中國的“正統”自由主義者，大都是一些理論潔癖的愛好者；他們情願自己的思想與現實長期脫節，也不願麵對理論矛盾的挑戰。因此，秦暉與他們的區別，是變通折衷與死守教條之別，是修正主義與原教旨主義之別。
同為知識分子，秦暉為什麽沒有陷入理性上難以自圓其說的困惑？這說明在人類的認識序列中，結論其實先於論證。結論由切入問題的角度提供，由觀念、經驗、處境、立場等等認識背景決定。先有結論，然後展開論證，一般說來，總能找到自圓其說的角度。在秦先生的觀念中，自由主義和左傾性這兩大部分是分別自洽的，矛盾隻發生在這兩者之間。秦暉通過對現實社會“削足適履”療法的理想化強調，來化解二者之間的不可調和。換言之，秦暉正在犯他曾經為別人指出過的毛病：他以為他自己可以在曆史過程中“罰點球”。
一個健全的社會，需要左中右各種思想資源，更需要各種思想源流與現實土壤的融合、適應和創新。作為承上啟下的一代，秦暉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但其局限性也已經越來越明顯。自由主義要在中國進一步生根發展，需要更多的新鮮血液、更多的創造，需要與更多現實和思想要素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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