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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生於1953年12月 。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研究生畢業於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等等。
摘錄如下：
“前年在哈佛，一個美國學者疑惑地問：今天的中國，究竟是左派得勢，還是右派得勢？
我對他說：按照你們的標準，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勢。因為你們的左派要追問統治者的責任；你們的右派要限製統治者的權力；這兩種人在中國都被打壓。但是，統治者也扶植他們需要的左、右派：他們需要“左派”為其擴張權力，需要“右派”為其推卸責任。所以也可以說，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勢。
可見今天觀察中國，不能用西方語境中的“左右”眼光來先入為主。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如此。
我認為這三大主流認識都有嚴重偏差：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在全球化中應對自如是事實，“虛假論”、“崩潰論”不對。但這種增長既不像偏左的論者那樣可以解釋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論者所言可以解釋為“市場成功”，更與所謂“市場政府雙重成功”的“北京共識”不相幹。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製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采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當然如果不對外開放，這種衝動也不會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對外開放後，中國由於在“專製－非福利”體製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而這種方式造成的危機，則靠外部資源（資本流入、商品輸出）的增益來緩解，同時通過全球化把危機向外部稀釋：在中國的鐵腕強權壓住自己的內部矛盾而維持表麵“穩定”的同時，“中國因素”卻使他國的內部矛盾激化：中國因素導致的資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國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劇了勞資矛盾，在福利國家加劇了移民衝突，而在這兩類國家都加劇了就業和公共財政困境。
於是短短十餘年間，中國製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全球化中“中國的競爭”勢不可擋，它既迫使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還使得不發達國家在吸納資金、獲得資源等方麵麵臨更大困難。
然而吊詭的是：由於先驗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圖對“中國的成功”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中國經濟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賞，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則令右派欣賞，同時它又以窮國快速發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豔羨。於是本來對現代左派和右派、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構成嚴重挑戰的中國，卻同時受到上述各方的稱讚。然而稱讚歸稱讚，由於上述“中國優勢”不可複製（沒有中國式的鐵腕強權，任何國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執政，實行自由市場政策還是凱恩斯式的乃至社會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這樣來搞原始積累），而“中國挑戰”又客觀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嚴重，各方的對華關係從長遠看都不樂觀。
而另一方麵，中國的這種發展模式也在其內部形成“尺蠖效應”：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時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就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得到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一邊“新國有化”一邊又“權貴私有化”。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政策趨左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製民主參與卻同時限製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這樣就使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而不能像憲政民主體製中那樣，以左派爭福利、右派爭自由的“天平效應”來維護社會平衡。
......’
轉帖者注：原標題太長，所以寫個短的。常看秦暉教授的文章，可以避免成為達爾文物種研究的對象。達爾文也研究變色龍。所以，換衣服的結果是被說N次，因為本質未變——那種感覺很有意思。
秦暉，生於1953年12月 。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研究生畢業於蘭州大學,1992年起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等等。
摘錄如下：
“前年在哈佛，一個美國學者疑惑地問：今天的中國，究竟是左派得勢，還是右派得勢？
我對他說：按照你們的標準，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勢。因為你們的左派要追問統治者的責任；你們的右派要限製統治者的權力；這兩種人在中國都被打壓。但是，統治者也扶植他們需要的左、右派：他們需要“左派”為其擴張權力，需要“右派”為其推卸責任。所以也可以說，中國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勢。
可見今天觀察中國，不能用西方語境中的“左右”眼光來先入為主。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如此。
我認為這三大主流認識都有嚴重偏差：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在全球化中應對自如是事實，“虛假論”、“崩潰論”不對。但這種增長既不像偏左的論者那樣可以解釋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論者所言可以解釋為“市場成功”，更與所謂“市場政府雙重成功”的“北京共識”不相幹。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製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采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當然如果不對外開放，這種衝動也不會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對外開放後，中國由於在“專製－非福利”體製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而這種方式造成的危機，則靠外部資源（資本流入、商品輸出）的增益來緩解，同時通過全球化把危機向外部稀釋：在中國的鐵腕強權壓住自己的內部矛盾而維持表麵“穩定”的同時，“中國因素”卻使他國的內部矛盾激化：中國因素導致的資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國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劇了勞資矛盾，在福利國家加劇了移民衝突，而在這兩類國家都加劇了就業和公共財政困境。
於是短短十餘年間，中國製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滿世界，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全球化中“中國的競爭”勢不可擋，它既迫使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還使得不發達國家在吸納資金、獲得資源等方麵麵臨更大困難。
然而吊詭的是：由於先驗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圖對“中國的成功”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中國經濟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賞，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則令右派欣賞，同時它又以窮國快速發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豔羨。於是本來對現代左派和右派、對福利國家和自由國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構成嚴重挑戰的中國，卻同時受到上述各方的稱讚。然而稱讚歸稱讚，由於上述“中國優勢”不可複製（沒有中國式的鐵腕強權，任何國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執政，實行自由市場政策還是凱恩斯式的乃至社會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這樣來搞原始積累），而“中國挑戰”又客觀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嚴重，各方的對華關係從長遠看都不樂觀。
而另一方麵，中國的這種發展模式也在其內部形成“尺蠖效應”：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時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就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得到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一邊“新國有化”一邊又“權貴私有化”。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政策趨左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製民主參與卻同時限製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這樣就使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而不能像憲政民主體製中那樣，以左派爭福利、右派爭自由的“天平效應”來維護社會平衡。
......’
轉帖者注：原標題太長，所以寫個短的。常看秦暉教授的文章，可以避免成為達爾文物種研究的對象。達爾文也研究變色龍。所以，換衣服的結果是被說N次，因為本質未變——那種感覺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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