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
[編輯]嚴格意義上的“兩個凡是”一共有三個版本。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天安門廣場出現了大量紀念周恩來的花圈、詩詞、標語等，很多內容涉及到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複出、天安門事件以及建國前17年（即文革前17年）的問題等。1月7日，汪東興指示中央理論學習組負責人李鑫組織編寫社論，轉移輿論注意力。1月14日，汪東興又要求李鑫轉而先起草華國鋒關於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問題的講話。1月21日，李鑫主持編寫的第二稿中出現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不能容忍。”這是首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李鑫在解釋提出“兩個凡是”的原因中提到：
| “ | 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誌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麽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 ‘兩個凡是’的提法。 [80] | ” |
這反映了 “兩個凡是”最初是有著特定的指向，針對的是當時有關鄧小平複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而不是鄧小平複出本身。
1977年1月下旬，原定的會議遭到取消。2月3日，李鑫傳達汪東興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對第二稿中的“兩個凡是”稍作修改，後半句成為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2月5日，李鑫將定稿報送汪東興，得到認可。汪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清耿飆、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同誌閱辦。”然而最終不知為何，隻有李鑫在批件上畫圈，並沒有聽取其他人意見。李鑫後來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直接上報了汪東興。[80]華國鋒後來回憶，這篇社論曾經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不管是否經過了宣傳口，社論稿是中央高層集體審定的。[81]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即“二七社論”。社論末尾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82]這是“兩個凡是”的第二個版本，也是最“經典”的版本。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華國鋒傳達了關於恢複鄧小平工作的決定。3月14日，華國鋒在講話中提到：“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毛主席這麵偉大旗幟，一定要高高舉起，不能丟掉。”[83]這是第三次提到“兩個凡是”，也是第三個版本。基本采用了初稿的說法，刪除了“不能違反”和“不能容忍”兩個詞組，使得語氣有所減輕。同樣，這一講話稿也得到了政治局的討論和傳閱同意。[81]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鄧小平於4月10日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央，強調：“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這麵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84]。鄧小平後來提到這是他針對“兩個凡是”作的批評[85]。
事實上，華國鋒同樣很早就意識到“兩個凡是”過於絕對，1977年4月以後華國鋒便再未提過“兩個凡是”，而黨內文件、國內媒體也一律不再出現“兩個凡是”，主觀上有著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便到此終結。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采用鄧小平的提法，第一次在發言中提到“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係”，此後“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便成為了全黨的正式語言[86]。
1978年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就“兩個凡是”問題做自我批評，宣布會後將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在會上承認：
| “ | （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誌們批評。 [87] |
會議最後決定，華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並決定將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會後中央政治局向黨內通報華國鋒犯下的五條錯誤：“一、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二、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觀點；三、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為老幹部恢複工作；四、製造新的個人崇拜；五、經濟冒進，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10]:459-460
1980年3月，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與副院長鄧力群組織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華國鋒作出了一正五負的官方評價：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製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曆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誌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114]
官方的這一曆史評價是在鄧小平促使華國鋒下台的曆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結論並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如：“兩個凡是”並非華所推行，1977年4月以後華的任何發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現“兩個凡是”；華在粉碎“四人幫”當月即在會上要求請鄧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績偉等老幹部，也都是由華親自請他們出來工作的；著名的“內人黨”案以及毛澤東欽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皆為華國鋒親自批示平反翻案的；華從未壓製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反而一定程度上對討論保持包容開放，甚至是支持的態度；經濟上的“洋冒進”政策是和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誌共同決定的，並非華國鋒一人之過[50][65]。
決議的起草者鄧力群晚年在自述裏對華國鋒表示了某種歉意：
| “ |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當時對華國鋒的評價，其中也有若幹意見有失公允。這樣說吧：為了拱倒一個人，不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錯統統列上，其中有些並不是政策原則上的問題，講一下也可以，但講得過於上綱了。[115] | ” |
2008年，華國鋒逝世，在新華社發布的《華國鋒同誌生平》中，中共中央給予了華國鋒很高評價[116]，並未再提到兩個凡是[117]：
| “ | ……華國鋒同誌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熱愛，始終以黨的事業為重，為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他黨性原則強，自覺維護團結，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風正派。……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同誌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誌，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誌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務。他先後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複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等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係，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開始複查、平反冤假錯案，逐步為一部分幹部落實政策。他提出要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複和發展。在他的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華國鋒同誌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方麵作出了很大努力。[118] | ” |
中共中央所發布的《生平》實際上對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華國鋒的評價作出了修正，在《決議》基礎上肯定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的決定性作用，糾正了《決議》中一些較為片麵的評價。
2021年2月20日，紀念華國鋒同誌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並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王滬寧在講話中同樣高度評價了華國鋒。[119]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的關注點也是經濟建設而非“階級鬥爭”，華主政的兩年內除了揭批“四人幫”外再無任何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運動。1978年11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自己的考量：
| “ | ……對於“雙打”也曾考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搞一下運動……對這個問題，考慮了多次，認為這樣做不好，因為一提要搞運動，領導精力又會集中到運動上去，就會影響各省各市抓現代化建設……各省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搞一下運動，打擊一批已經明確的分子……全國不采取這個辦法，不是半年就是一年，全黨還是應該集中精力搞好現代化。[87] | ” |
華國鋒對毛澤東路線的策略性繼承也是出於這一觀念[45]，其政治話語與政治實踐往往有很大偏差，胡耀邦後來批評華國鋒：
| “ | ……可是國鋒同誌在粉碎“四人幫”後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麽基本路線，什麽階級鬥爭為綱，什麽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麽“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會是真心話。這裏麵就產生了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國鋒同誌在對待毛澤東同誌的問題上，是揀他需要的，隻顧眼前，不顧後果，隻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42] | ” |
包容與民主作風
[編輯]對比毛澤東等其他中共曆史上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是較為開明的一位領袖。其在中央工作的短短幾年裏便得到了很多老同誌的肯定。1976年10月6日，在逮捕“四人幫”當晚的政治局緊急會議上，華推舉葉劍英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葉推辭說：“你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誌，你應該擔起轉折重任。”[124]
1978年初，理論界出現了大量不同的聲音，各種議論蜂起，中宣部希望華國鋒出麵談一下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國鋒回應道：“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等理論問題，華認為講早了不好，應當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若是自己講早了，人們就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而不好說話了。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依然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 [125]。
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刊發，掀起了對“真理標準”的討論。7月4日，華國鋒與胡耀邦和譚啟龍進行談話，胡耀邦作為“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被反對者批評是在“砍旗”，華國鋒對此表示反感：“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麽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67]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麽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126][127]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不僅包容了這場討論，同時對這場討論給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及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為民主的會議。華國鋒同誌在會上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128]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便提出解決曆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兩個凡是”等問題提出批評，直指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同時也間接觸及華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對此並沒有采取壓製和對立的態度，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129]。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曆史遺留問題平反或重新處理，如毛澤東欽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陶鑄等，對康生和謝富治進行審查。而對於與會者意見較多的中央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他采納與會者意見，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而對於爭議最大的“兩個凡是”問題，華國鋒主動承擔責任，作出檢討：“（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誌們批評”[87]。
對於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表現，當年的與會者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回憶這段經曆時提到胡耀邦當時的感想：
| “ | 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誌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麽叫“先知先覺”？其實隻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130] | ” |
1978年末至1979年初，以“西單民主牆”為代表，北京的民主運動開始興起。1979年新年後，“西單民主牆”和民辦刊物的政治抨擊愈發激進，且有利用上訪鬧事事件的趨勢，各地政府紛紛告急，中央領導層的擔憂越來越大。1979年1月2日，華國鋒找胡耀邦和胡喬木談“注意當前社會上的政治動向問題”，談話長達5個小時。此時華國鋒雖然關注當前的思想動向，但也擔心“翻燒餅”。華國鋒表示：
| “ | 要堅定不移地把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搞起來，這是三中全會決定的一條政治方針，是堅定不移的。這應當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前提。現在我們要避免出現1957年那種反複（反右運動）。千萬要防止“翻燒餅”：當發揚民主時，號召大家鳴放，出了問題，接著又來個反無政府主義。要很好地引導黨員和幹部，各級黨委、報刊要引導我們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發展，避免走彎路。[131] | ” |
第二天（1月3日），胡耀邦、胡喬木在中宣部例會上傳達了華國鋒的談話內容。胡耀邦在會上強調華國鋒極力反對“反右”：
| “ | 昨天在華主席那裏談了五個小時，是交談的方式。……華主席特別要求，掌握全國的政治、思想動態，看出總趨勢。……現在形勢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環節發生誤解、錯覺、偏差。……華主席特別強調說，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132] | ” |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同時舉行了五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8月28日至9月12日）。會裏會外透漏著前所未有的民主、開放的新氣象。會議之前，一直樹立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被拆除移走；會前，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連續三天舉行民主協商會，由華國鋒通報即將召開的五屆三次人大會議的各項議程，介紹人事變動的考慮，征詢黨外人士的意見，凸顯民主協商的色彩；大會副秘書長曾濤舉行會前記者會，各項議程都公開。駐京的外國記者和二百多名各國外交官以及幾千名國內旁聽者參加了8月28日和8月30日召開的政協和人大開幕式，這是16年來的第一次。此外，主席台上並列懸掛的毛澤東與華國鋒的領袖像被換成了國徽；中央領導不再在代表的掌聲中步入會場。會議的民主氣氛集中表現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就政府工作中一係列問題直言不諱地質詢、批評和建議。例如與會者對1977年特別是1978年的“洋冒進”政策的進行了抨擊。此外與會者對寶鋼的集中質詢也值得注意，9月4日，冶金部部長唐克、副部長葉誌強、周傳典到北京代表團當麵接受質詢並作出說明，唐克承認寶鋼建設有教訓[133]。這場質詢會引起很大反響，後續又在代表要求下召開了多場質詢會。代表們當麵批評和質詢政府官員反映了代表們民主意識的高漲，而人民日報將各場質詢會的細節披露，也是中國政治少有的透明。這些改變甚至得到了外國記者的紛紛肯定。
“實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時任人民日報主編胡績偉晚年在自述中稱：
| “ | 他（華國鋒）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兩個凡是”問題）是在黨內做了自我批評的……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曆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13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