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兩大罪名”兩個凡是“、‘搞階級鬥爭”，查史實，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是被鄧葉團夥硬給扣上的！

來源: 於 2025-06-18 13:11:50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兩個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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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的“兩個凡是”一共有三個版本。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天安門廣場出現了大量紀念周恩來的花圈、詩詞、標語等，很多內容涉及到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複出、天安門事件以及建國前17年（即文革前17年）的問題等。1月7日，汪東興指示中央理論學習組負責人李鑫組織編寫社論，轉移輿論注意力。1月14日，汪東興又要求李鑫轉而先起草華國鋒關於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問題的講話。1月21日，李鑫主持編寫的第二稿中出現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不能容忍。”這是首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李鑫在解釋提出“兩個凡是”的原因中提到：

這反映了 “兩個凡是”最初是有著特定的指向，針對的是當時有關鄧小平複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而不是鄧小平複出本身。

1977年1月下旬，原定的會議遭到取消。2月3日，李鑫傳達汪東興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對第二稿中的“兩個凡是”稍作修改，後半句成為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2月5日，李鑫將定稿報送汪東興，得到認可。汪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清耿飆、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同誌閱辦。”然而最終不知為何，隻有李鑫在批件上畫圈，並沒有聽取其他人意見。李鑫後來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直接上報了汪東興。[80]華國鋒後來回憶，這篇社論曾經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不管是否經過了宣傳口，社論稿是中央高層集體審定的。[81]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即“二七社論”。社論末尾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82]這是“兩個凡是”的第二個版本，也是最“經典”的版本。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華國鋒傳達了關於恢複鄧小平工作的決定。3月14日，華國鋒在講話中提到：“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毛主席這麵偉大旗幟，一定要高高舉起，不能丟掉。”[83]這是第三次提到“兩個凡是”，也是第三個版本。基本采用了初稿的說法，刪除了“不能違反”和“不能容忍”兩個詞組，使得語氣有所減輕。同樣，這一講話稿也得到了政治局的討論和傳閱同意。[81]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鄧小平於4月10日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央，強調：“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這麵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84]。鄧小平後來提到這是他針對“兩個凡是”作的批評[85]。

事實上，華國鋒同樣很早就意識到“兩個凡是”過於絕對，1977年4月以後華國鋒便再未提過“兩個凡是”，而黨內文件、國內媒體也一律不再出現“兩個凡是”，主觀上有著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便到此終結。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采用鄧小平的提法，第一次在發言中提到“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係”，此後“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便成為了全黨的正式語言[86]。

1978年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就“兩個凡是”問題做自我批評，宣布會後將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在會上承認：

會議最後決定，華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並決定將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會後中央政治局向黨內通報華國鋒犯下的五條錯誤：“一、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二、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觀點；三、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為老幹部恢複工作；四、製造新的個人崇拜；五、經濟冒進，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10]:459-460

1980年3月，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與副院長鄧力群組織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華國鋒作出了一正五負的官方評價：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製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曆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誌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114]

官方的這一曆史評價是在鄧小平促使華國鋒下台的曆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結論並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如：“兩個凡是”並非華所推行，1977年4月以後華的任何發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現“兩個凡是”；華在粉碎“四人幫”當月即在會上要求請鄧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績偉等老幹部，也都是由華親自請他們出來工作的；著名的“內人黨”案以及毛澤東欽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皆為華國鋒親自批示平反翻案的；華從未壓製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反而一定程度上對討論保持包容開放，甚至是支持的態度；經濟上的“洋冒進”政策是和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誌共同決定的，並非華國鋒一人之過[50][65]。

決議的起草者鄧力群晚年在自述裏對華國鋒表示了某種歉意：

2008年，華國鋒逝世，在新華社發布的《華國鋒同誌生平》中，中共中央給予了華國鋒很高評價[116]，並未再提到兩個凡是[117]：

中共中央所發布的《生平》實際上對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華國鋒的評價作出了修正，在《決議》基礎上肯定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的決定性作用，糾正了《決議》中一些較為片麵的評價。

2021年2月20日，紀念華國鋒同誌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並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王滬寧在講話中同樣高度評價了華國鋒。[119]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的關注點也是經濟建設而非“階級鬥爭”，華主政的兩年內除了揭批“四人幫”外再無任何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運動。1978年11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自己的考量：

華國鋒對毛澤東路線的策略性繼承也是出於這一觀念[45]，其政治話語與政治實踐往往有很大偏差，胡耀邦後來批評華國鋒：

包容與民主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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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毛澤東等其他中共曆史上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是較為開明的一位領袖。其在中央工作的短短幾年裏便得到了很多老同誌的肯定。1976年10月6日，在逮捕“四人幫”當晚的政治局緊急會議上，華推舉葉劍英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葉推辭說：“你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誌，你應該擔起轉折重任。”[124]

1978年初，理論界出現了大量不同的聲音，各種議論蜂起，中宣部希望華國鋒出麵談一下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國鋒回應道：“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等理論問題，華認為講早了不好，應當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若是自己講早了，人們就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而不好說話了。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依然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 [125]。

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刊發，掀起了對“真理標準”的討論。7月4日，華國鋒與胡耀邦和譚啟龍進行談話，胡耀邦作為“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被反對者批評是在“砍旗”，華國鋒對此表示反感：“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麽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67]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麽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126][127]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不僅包容了這場討論，同時對這場討論給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及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為民主的會議。華國鋒同誌在會上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128]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便提出解決曆史遺案的問題，並對“兩個凡是”等問題提出批評，直指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同時也間接觸及華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對此並沒有采取壓製和對立的態度，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129]。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曆史遺留問題平反或重新處理，如毛澤東欽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陶鑄等，對康生和謝富治進行審查。而對於與會者意見較多的中央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他采納與會者意見，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而對於爭議最大的“兩個凡是”問題，華國鋒主動承擔責任，作出檢討：“（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誌們批評”[87]。

對於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表現，當年的與會者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回憶這段經曆時提到胡耀邦當時的感想：

1978年末至1979年初，以“西單民主牆”為代表，北京的民主運動開始興起。1979年新年後，“西單民主牆”和民辦刊物的政治抨擊愈發激進，且有利用上訪鬧事事件的趨勢，各地政府紛紛告急，中央領導層的擔憂越來越大。1979年1月2日，華國鋒找胡耀邦和胡喬木談“注意當前社會上的政治動向問題”，談話長達5個小時。此時華國鋒雖然關注當前的思想動向，但也擔心“翻燒餅”。華國鋒表示：

第二天（1月3日），胡耀邦、胡喬木在中宣部例會上傳達了華國鋒的談話內容。胡耀邦在會上強調華國鋒極力反對“反右”：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同時舉行了五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8月28日至9月12日）。會裏會外透漏著前所未有的民主、開放的新氣象。會議之前，一直樹立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被拆除移走；會前，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連續三天舉行民主協商會，由華國鋒通報即將召開的五屆三次人大會議的各項議程，介紹人事變動的考慮，征詢黨外人士的意見，凸顯民主協商的色彩；大會副秘書長曾濤舉行會前記者會，各項議程都公開。駐京的外國記者和二百多名各國外交官以及幾千名國內旁聽者參加了8月28日和8月30日召開的政協和人大開幕式，這是16年來的第一次。此外，主席台上並列懸掛的毛澤東與華國鋒的領袖像被換成了國徽；中央領導不再在代表的掌聲中步入會場。會議的民主氣氛集中表現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就政府工作中一係列問題直言不諱地質詢、批評和建議。例如與會者對1977年特別是1978年的“洋冒進”政策的進行了抨擊。此外與會者對寶鋼的集中質詢也值得注意，9月4日，冶金部部長唐克、副部長葉誌強、周傳典到北京代表團當麵接受質詢並作出說明，唐克承認寶鋼建設有教訓[133]。這場質詢會引起很大反響，後續又在代表要求下召開了多場質詢會。代表們當麵批評和質詢政府官員反映了代表們民主意識的高漲，而人民日報將各場質詢會的細節披露，也是中國政治少有的透明。這些改變甚至得到了外國記者的紛紛肯定。

“實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時任人民日報主編胡績偉晚年在自述中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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