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X59年，XXX正在全國蔓延。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農村的蘭州大學學生見證了這一曆史，目睹了餓殍遍地、母子相食的悲劇。一部分學生一起創辦了地下雜誌《星火》，希望人們意識到這場浩劫的根源所在，“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學生們用當地一個老磚瓦廠留下的一台油印機，自己刻鋼板，如此刊印出《星火》首期。但首期《星火》還沒有寄出，第二期尚在編輯中，由於有人告密，1X60年9月30日，在武山、天水的這些學生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數十名了解並支持他們的當地農民。
1959 年，向承鑒 21 歲，已戴上“右派”帽子三年。 他想起 1956 年初入蘭州大學的日子，那時，他意氣風發，恰如剛“改天換地”後的這個國家。 他是苦孩子出身，也是“新中國”的紅色少年，對共產黨，“那是磕頭作揖都表達不了的熱愛。” 1938 年，他出生在河南。才到人世不久，就遭逢河南大饑荒。兵荒馬亂，父親攜一家老幼逃難到江西九江，流落在武寧城裏。父親當腳夫，母親和祖母紡紗織布，日夜操勞，生活仍然艱難。
1949 年了，他家“根正苗紅”，姐姐參了軍，他學習好，門門功課拔尖，成了縣裏的第一批少先隊大隊長。上了中學，老師動員他入青年團，他自我檢省：“我還不夠格，需要繼續努力。”1956 年，他考入蘭州大學。蘭大是當時全國五所理科重點大學之一，與北大、清華等比肩，又位處大西北，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下，有國家戰略的意味。他報了化學係，“重點大學的重點係”，係主任是左宗祀女士，和丈夫陳時偉 (當時的蘭大副校長) 一起，1949 年後從美國雙雙歸來，是受尊敬的科學家。
與此同時，從 1949 年開始，各種政治運動也讓人目不暇接。“肅反”“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不斷在中國人內心深處“掀起革命”。而向承鑒，因尚沒離開過校園，對政治運動還沒有感受。“身心都如一張白紙。” 他家窮，此時一個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補貼，心滿意足，一心讀書。蘭大學習氣氛濃，學校也要求嚴格，“兩科不及格就要退學”，學生們學習勁頭十足，實驗室夜夜燈火通明。校領導甚至不得不勸同學們多休息，“身板好才能報效祖國。”
蘭大鳴放和反右
那場風暴，是在 1957 年 5 月漸漸浮現的。“五一”節前後，學校黨委突然宣布“整風”，號召鳴放，每個人都要給黨提意見。“我再三想，絞盡腦汁，結論是，我對黨沒意見。”向承鑒說。但這可不行。學生會、係支部等，多次舉辦點心會、茶話會，請大家座談，給黨提意見。他沒去參加，因為實在提不出意見。結果被批評，“提不出意見，說明對黨沒感情。”
最終，還是學校黨委的再三動員起到了作用。5 月下旬，有高年級的同學，貼出了蘭大“鳴放”的第一張大字報。一夜之間，校園裏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在黨委的鼓勵下，高年級的同學紛紛加入“鳴放”，“他們年齡大一些，經曆的事情多一些，也能提出意見。”
在向承鑒的記憶中，學生的大字報沒有什麽“反對派對，反對社會主義”的內容，最多就是批評學校管理中的官僚主義。很多同學對蘭大招生中的“吹牛”不滿，認為學校的設施等和重點大學還有距離，於是出現“並校”呼聲，要求把蘭大並到北大等其它幾所大學去。
在向承鑒的記憶裏，當“鳴放”越來越熱烈，學校和上級卻不出麵回應，學生的情緒逐漸高漲。5 月底，蘭大組成了“赴京代表團”，由副校長陳時偉帶隊，屈劍英是曆史係的學生代表。此時，在全國，知識界的“鳴放”也進行得轟轟烈烈，而政治風向比天氣變得還快。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突然發表《這是為什麽》的著名社論，“整風鳴放”一下子轉變為全國範圍內的“反右派鬥爭”。幾天後，甘肅日報以通欄大標題，整版刊發《蘭大陳時偉的右派反黨罪行》，陳時偉成了甘肅省第一個“大右派”。蘭大校園裏的各級“鳴放委員會”一夜變成了“反右委員會”。
向承鑒成了化學係一年級小班的“右派”，但他並不是鳴放中的“積極分子”。鳴放開始後，他周末仍舊去圖書館看書。之後，他被班裏同學選舉為“鳴放委員會委員”，就組織同學，整理出自己一份唯一的“大字報”，標題是“某某教授訪問記”，講述了蘭大一位教授在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中的遭遇。除了讚成儲安平的“教授治校”之外，他的另一個罪名是“仇恨派對”，因為他看了一張別人寫的批判某位黨員強奸女學生的大字報，罵了句“該死”，被人舉報說“要殺光派對員”。
1957 年 7 月，在副校長陳時偉的批鬥會之後，蘭大公布了首批“劃右”學生名單，共二十多人，向承鑒也在其中。生活補貼停了，吃飯都成了困難，在冷眼和歧視中，他和其他的右派同學，隻能去校外建築工地上幹活，來換一點飯吃。“我那麽愛派對，怎麽突然就成了反派對、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人？”他百思不得其解。
從暑假前到新學期，批鬥會開了一茬又一茬，十九歲的向承鑒，成了蘭大最年輕的“右派”，而且“氣焰最囂張”“最頑固”。因為生性倔強的他，始終不低頭認罪，不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被“群眾處理意見”定為“極右”。向承鑒不服，在最後時刻他找到了校長林迪生申辯。最終，他被降格處理，和另外四十名左右師生，包括此後的同仁——中文係的譚蟬雪、曆史係的張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保留學籍，勞動考察”。這成了他命運的另一個分水嶺。
公社酒肉臭，路有餓死骨
1958 年 7 月，向承鑒等一行四十多人，離開蘭大，坐火車到天水。到天水後，他們被分成了兩部分，向承鑒、苗慶久等人到武山縣，張春元、譚蟬雪等同學被派到北道區(當時為天水縣)的馬跑泉公社等地。向承鑒被派往武山縣城關的聯豐公社，住在村支書家裏，和社員們一起勞動。他們被要求，“老老實實勞動，老老實實做人，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從 1958 年 8 月下旬開始，在農村，人民公社、大躍進等一係列運動鋪天蓋地而來，也席卷了聯豐社。聯豐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間突然成立的。向承鑒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寫大型標語。鞭炮齊鳴，鑼鼓喧天中，人們喜氣洋洋，遵循最高領袖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開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家家戶戶撤掉鍋灶，到食堂吃飯。到處是標語“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來就是“大躍進”狂潮。口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超英趕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向承鑒所在的武山縣是全國聞名的紅旗縣，也不斷放出“大衛星”，著名的是“玉米畝產萬斤”和“白楊樹上結蘋果”。
向承鑒耳聞目睹了謊言包裹下的荒誕。“玉米畝產萬斤”的衛星，在驗收的時候，當地找來一批可靠勞力，挑燈夜戰，把其它十多畝地裏的玉米連根拔出，密密麻麻栽到“衛星田”裏，密不透風，再放水把地浸濕，就看不出痕跡了。技術員跳到地裏，數玉米棒和玉米棵數，算出來，遠超過萬斤。於是敲鑼打鼓慶賀，幹部們再去食堂大吃一頓，衛星算是放上天了。隨之而來的是“全黨全民，大煉鋼鐵”的狂潮。因為都去吃食堂，農家的鐵鍋、鐵鏟暫時派不上用場，為完成大煉鋼鐵的指標，幹部挨家挨戶，把農民的鐵鍋摔碎，連農民箱櫃上的鎖頭、鎖扣都拆走了……
災難的來臨是有征兆的。在 1958 年這個瘋狂的 8 月，被縣委命令去負責“研製” “高爐”的向承鑒，看到鄉間山路上全是背礦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緒高亢，唱著山歌。他在一瞥間，發現路邊地裏的莊稼已焦黃，麥粒全掉在地上，大煉鋼鐵的高潮淹沒了往年夏天的“龍口奪食”，他心裏掠過不祥的念頭:來年日子怎麽過？農民吃什麽？
在他的記憶中，從 1958 年冬天開始，在天水一帶，農民就開始挨餓了。1959 年春天，他因眼疾回蘭大治療，在蘭州街上，滿是沿街乞討的農民，飯館裏供應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討的人到處伸出幹癟的手臂。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攜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們沒有目標，隻知道向西逃去，去新疆，至少，那裏能夠活命。
1959 年夏天，饑荒瘋狂蔓延。在武山縣，渭河河川一帶的杜家壟、百泉一帶，原來很富庶的地方，也沒有糧食了。正在灌漿的苞穀地裏，生產隊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當地的鄧家堡，有社員因為偷挖土豆，用鐵鍁打死了看守的人。在火車站一帶，常常能看到饑民的屍體和乞討的百姓。向承鑒每進一次城，身上不多的糧票和錢都給了出去。饑民遍野，“大躍進”的鼓點卻越擂越響，上級要求“社辦工業，遍地開花”，向承鑒和他的同學，先被調去籌備化工廠，後來又被調到鹽井公社辦肥料廠。
9 月，他有機會去北京出差買菌種，這次，他特意在鐵路沿線的天水甘穀、山西太原、石家莊、天津等地下車，為的是驗證內心的疑問，也做一點社會調查。而所到之處，哀鴻遍野，到處是逃難、乞討的農民。在太原，他和已參加工作的哥哥發生了爭執。哥哥指著城市裏新建的高樓，說:“你為什麽就看不到新中國的這些偉大成就呢？” 這年，他二十一歲。向承鑒一開始自己也吃不飽。但之後，當地的“頭頭”要利用大學生為自己幹出政績，把他們調去辦廠，武山縣委給了他們“高級知識分子”待遇:每月供應一斤清油，口糧三十斤，全是細糧。當時的普通幹部的標準是：清油四兩，口糧二十六斤，百分之六十是雜糧。但是這和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農民相比，這簡直是天上了。
1960 年的2 月早春，向承鑒永遠記得那一天。他離開工廠，去附近的一個公社辦事。正在路邊走著，他突然發現，地裏幹活的農民都停下來，呆呆地看著他。他莫名其妙，低頭平整衣服時，一眼看到了那個餓死在路邊的小女孩。孩子大約有十一二歲的樣子，“穿一件破爛的夾衣，蜷縮著。手伸在嘴邊，嘴角掛著一塊黑乎乎的東西，不知道是土坷垃，還是土豆……”那一刻，他隻是默默地站著，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妹妹，也就這麽大……遠處有人看著他，他無法大聲哭喊，隻得忍住心痛，走過一個大坡，轉彎到無人的地方，才捶胸頓足，放聲大哭。“那一刻，我太痛恨自己了。為什麽這樣無能，甚至連記錄下來的能力都沒有。”他曾經在校報做記者。這時候，怨恨自己為什麽沒有一個相機，“為曆史留下一個證據”。
他一次次拿起筆，“要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我想，黨中央和毛主席可能不知道農村發生的事情。要是知道，能讓這麽多人餓死嗎？”可信寫好了，又一次次撕掉。“你本身是右派，被管製的對象，人家領導明明說形勢大好，你卻說這裏餓死人，這不是汙蔑攻擊社會主義嗎？”他煎熬著，痛苦不堪。饑荒越來越嚴重，撒謊成風與毫無人性的掠奪仍在繼續。1959年，在武山新寺公社召開的一次全縣糧食現場會上，公社不但“超額完成國家公購糧任務，留足社員的口糧、種子和飼料外，還有堆積如山的餘糧”。
可向承鑒從杜映華（曾任漳縣縣委副書記，時任武山縣委常委、縣委書記處書記兼城關公社第一書記，因與“星火”同學有交流而被捕，1970 年被處決）處了解到，那個現場會議上，成山的糧食，除了表麵，麻袋裏裝的全是麥草……人們在餓死。而鹽井公社，卻調集了脫產幹部，到農村大規模收繳糧食。因為“高產”的公購糧任務沒有完成，農民卻喊挨餓，“上頭懷疑農民私藏糧食，全麵收繳。家家戶戶，火炕刨開了，連枕頭都撕開了，房前屋後，豬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到處是餓死的人。有的村子餓死的人沒人埋，也沒人挖得動墓穴，就動員中學生埋死人，埋一個可以得到四兩糧的補貼。在一些家裏，人死光了，都沒得埋……”五十多年後，向承鑒回憶起這一切，還忍不住痛苦地歎息:太慘了啊，農民太慘了！七十八歲的老人，眼角隱隱有淚光滲出。
放棄幻想，準備鬥爭
1959 年 11 月，一同被下放天水的中文係同學孫自筠在天水北道被抓，消息隨即傳到了武山。孫自筠是在給《紅旗》雜誌寄出信的一個多月後被抓的，當時他還正在田間幹活。“我那時絲毫不知道其他同學的想法。隻覺得自己有責任把看到的真相反映出去。” 2015 年 11 月，孫自筠對采訪者說。他那時並不知道，正是他的被抓，導致了同學們對當局幻想的破滅。
這時廬山會議已開過了，彭德懷上萬言書，已被打倒。“孫自筠被抓，讓我們知道，必須放棄幻想了，要救苦難的農民，必須尋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鑒說。此時，在幾十公裏之外的馬跑泉公社，蘭大同學張春元（張春元（1932─1970），河南上蔡人，一九四八年底參軍，後為誌願軍坦克兵，交通部副部長王首道小車司機，五六年蘭大歷史係調幹生，五七年劃右派。五九年六月號《電影文學》發表其文學劇本《中朝兒女》，應邀出席長春電影製片廠新片攝製計劃會，不料其下放的天水馬跑泉公社黨委致函長影，右派身份暴露，投拍作罷。一九六〇年七月中旬於廣東開平被捕。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越獄，九月六日再次被捕。原判無期，一九七〇年三月因在監內進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動”（與同案犯杜映華遞紙條），被處決於蘭州。
杜映華，學生地下黨出身，我黨老幹部，居然視反革命分子張春元為師。杜映華原判刑五年，他遞給張春元一張字條，竟是向張春元請教獲釋後如何活動。張春元的反革命能量可見一斑。）等已經開始行動了。
1959 年 5 月，張春元和同學譚蟬雪，還有顧雁、孫和等人就在馬跑泉公社的拖拉機站碰頭，一起商量在當下的情況下該怎麽做，這是他們第一次討論到要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到 11 月，他們又在北道的一個旅社，商量確定了辦一份雜誌，來傳遞思想，把黨內外有相同思想的人凝聚在一起，為中國尋找出路。這之後，譚蟬雪到武山來看望苗慶久，和向承鑒他們深談，交流了辦《星火》的想法。年輕的心靈心心相印，他們決定立即就幹。譚蟬雪他們之前已經開始組稿，並和北大的林昭取得聯係。這次她拿來了幾份稿子，包括林昭的長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
另外，就是顧雁撰寫的發刊詞《拋掉幻想準備戰鬥》，張春元寫的《論人民公社》等。因為缺一篇核心文字，向承鑒又寫了兩篇。“都是一口氣寫完。”他回憶。其中一篇是政論《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另一篇是《自白》。磚瓦廠原來遺留下來一個舊的油印機，小小的，也就一尺寬左右。房間裏因為培養菌肥，平時不讓人進來，所以是一個天然的秘密場所。
11 月，深夜已經很冷，他們拉上窗簾，在如豆的燈光下，開始刻印《星火》。刊頭上兩個火炬，是苗慶久刻的。在“星火”兩個字在中間，一邊一個。發刊詞是顧雁寫的，題目是《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另外幾篇文章，包括張春元的《論人民公社》，還有一篇《論糧食問題》。另有一篇，是胡曉愚寫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赫魯曉夫》。其中《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一文，邊寫邊刻。第一期《星火》，僅僅薄薄的兩頁。刻印了共三十份，之後，“文章交給苗慶久保存，放在一個罐子裏。”印出來的《星火》，被他們以極秘密的方式，送了大部分出去。
煉獄行
雖然早已做好了“獻身”的準備，但向承鑒還是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麽快。1960 年 9 月。“進地獄的時刻到了。”先是譚蟬雪在廣東被抓，張春元前去營救，也身陷囹圄。由於有人告密，9 月 30 日，向承鑒在天水武山被捕。“可以說，那時，耳聞目睹的現實讓我太痛苦了，我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向承鑒說。“看到那麽多死人，我就想，農民能死，我為什麽不能死？1958 年，大煉鋼鐵的後期，我的腳因為走山路磨出了一個雞眼，去做手術時，沒有麻藥，我說，沒麻藥也要做，我要去體會那種淩遲的感覺。”他說。也正是因為早已放棄了一切幻想，在隨即而來的嚴酷審訊中，他也沒有低頭。
在天水監獄，“星火”一案已是驚動全縣乃至全省的“右派反革命集團”大案。張春元、譚禪雪和他都是要犯。“11 號”是向承鑒的代號。此時，和他們一起被抓的，除了“星火”同學，還有支持、同情他們的武山縣委常委杜映華，以及牽涉到案件中的本地農民。在武山，一夜之間被抓的有三十三人。
在監獄裏，向承鑒一次次和審訊者對質，把審訊者變成了被審者。“你們的眼睛瞎了嗎，看不到那麽多餓死的人？即使眼睛瞎了，也能聞到遍野的屍臭吧！” 他也因“態度最為頑固”，最終被判重刑。1965 年，已在蘭州磚瓦廠服刑的向承鑒見到了一個叫張炳秋的犯人。張在當年審訊時，是在現場的武警幹部，此時因重婚罪判刑。“張炳秋後來對我說，當時你痛罵審訊的人，那些話讓人脊背都發涼！”向承鑒回憶。
“過去的某個時刻，派對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族人民的利益，但那是過去，不是現在。你們正把中國拖向封建複辟的道路，現在的社會比舊社會有更多的壓迫剝削、更多的不公；有更多的血腥殺戮——並非隻對地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對農民大眾——殘忍性超過舊社會地主豪強千百倍。當一個派對沒有派對內監督，沒有人民監督，無限濫用權力，不知權力來自何處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反麵。你不會承認這個事實的，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任何人都抹殺不了。你們隻是沿襲了GC派對的稱呼，而不是過去的派對。你們是一群蛻化變質的假GC派對！你們自己心裏沒數？需要我舉出例證嗎？”
這位天水專區公安處的負責幹部，自恃手握尚方寶劍的人，麵對我咄咄逼人的詰問，仍抖著專政者的威風，隻是凶焰有所收斂。 “我們派對人信奉唯物主義，以馬列主義理論為自己的指導思 想，對階級敵人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你的無恥讕言詆毀不了中國派對的光榮、偉大、正確，恰恰證明你是一個瘋狂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個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凶惡敵人。我們決不對你施仁政！”
我繼續反駁他： 先生，你的話隻最後一句說對了，是真話。至於唯物論、馬列主義，不要侈談為好。請問你這位馬列先生，何謂唯物論？一畝地打幾萬斤糧，怕不是唯物的吧？大煉鋼鐵又煉出了什麽？你們奉行的是唯心論、主觀意誌論！你心裏應該清楚，你們早就背叛了唯物主義和馬列主義。你所說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彌天大謊，確切地說，你們實行的是對人民的專政、暴政！
眼見這位馬列先生氣得滿臉通紅，我更加亢奮和激動了： 你們剝奪了千千萬萬農民的生存權利，還恬不知恥地高談闊論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如果千萬個餓殍在地有靈，如果奄奄待斃的人們有表達自己意誌的自由，我敢說，他們恨不得啖你們的肉， 喝你們的血！你們所代表的僅僅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 這就是眼下這個政權的全部涵義。 至於我個人，雖是年輕幼稚，還沒有幼稚到幻想你們對我施仁政的程度。你們有權力將我千刀萬剮、碎屍萬段，我隨時恭候。
1963 年 7 月 1 日，武山縣召開了公判大會，向承鑒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在之後，其餘同道，也都各自領刑。向承鑒先後在蘭州磚瓦廠服刑。之後又被轉往青海海南州的農場勞改。牢獄外，“文化大革命”開始，牢獄中，更要處處小心，在艱難的勞動中，唯靠內心的信念支撐著，活下去。
1970 年，向承鑒再次麵臨極為凶險的命運。正是“一打三反”最嚴酷的時刻，在勞改隊，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槍斃掉。一批政治犯都是這個時候被處決的。向承鑒此時尚不知道，在蘭州，他的摯友、“星火”同道張春元、杜映華，也正是在 1970年3月被處決。作為勞改隊小組的讀報員，有一天，他保管的《甘肅日報》，頭版最高領袖的大幅照片上，前額被人燙出了一個洞。他立即成了破壞偉大領袖的嫌疑人。檢察院專門來人調查，材料寫了一遍又一遍。那段時間，監獄裏每天都更換新的殺人布告。也許是命不該絕，他終於逃過了這一劫。
1971年，他和其他犯人被調到了青海德令哈農場。之後，過上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服刑歲月。1978年，十八年刑期已滿。向承鑒穿著一件黑灰色的棉襖，走出了勞改隊大門。他昂頭挺胸。“這十八年，我沒有一天，認為自己是一個罪犯。”
在照相館裏，他為自己拍下了十八年來第一張照片。他回到家鄉武寧，父親已垂垂老矣，親人們相見，痛哭無聲。之後，他便開始申訴之路。經過漫長的碰壁和等待，到 1980 年，“星火”全案得到平反。
他記得，1980 年的那個早春三月，拿到一紙平反書後，他去了黃河邊，祭奠死去了的同學、舊友。他懷念張春元，那極富行動力的理想主義者，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還有杜映華，一個因為良知而不願放棄思考的共產黨員基層幹部; 在 1970 年因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理想而慘遭殺害。他懷念馮淑筠。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一個寧可自己戴上右派帽子，也不願“揭發”他的人，因為他，受到莫須有的株連，後來流落到新疆，死於坍塌的煤礦…… 還有鄧得銀，1959年探親返校，曾在天水與他相見，為四川餓死的鄉親們痛哭失聲。“文革”時，在通渭一中，被活活打死……還有史美堂，那樣英俊灑脫，很早就參加革命、又到蘭大來求學的上海青年，被打為“右派”勞教，死在了新疆的電網上……
他是在自己重獲自由後，才知道“反右”後他們各自的境遇。一個民族最傑出的年輕人，就那樣在人為的浩劫中被一個個摧毀。很多人，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