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今日享受“歲月靜好”的國人眼中，蘇聯似乎隻是一段早已過去的曆史符號，是中學曆史課本上的背信棄義的“老大哥”，或是軍事節目中“逆火”“T-80”“蘇-27”這些機械怪獸的代號。然而，真正經曆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蘇交惡時期的人，卻至今難以忘懷那種深藏心底的“蘇聯恐懼”——那是一種可以量化、可以標注、可以講課的全民式恐慌。
很多人對蘇聯的“鐵幕帝國”印象停留在柏林牆、捷克坦克、阿富汗戰事等冷戰經典鏡頭，卻忽略了它在中國身邊的虎視眈眈。
1968年，蘇聯以“兄弟互助”的名義血洗布拉格，以坦克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改革。而在1969年之後，中國高層普遍判斷：“捷克模式”極可能在中國重演——以“內部危機”為借口，蘇聯發動突襲，迅速癱瘓中國指揮體係，或扶持“親蘇派”建立傀儡政權。中國的戰略思維從那一刻起，不再天真。這是中國第一次意識到，蘇聯不是“兄弟”，而是“異己”，甚至是更危險的敵人——他披著社會主義的皮，行的是帝國主義之實。比美國更陰狠，比西歐更近，比日本更殘酷。他在你家門口擺滿導彈，還說你“不聽話”。
這種恐懼並非空穴來風。自1969年珍寶島事件以來，中蘇關係迅速由“同誌加兄弟”演變為“劍拔弩張”。蘇聯在中蘇邊境集結百萬大軍，戰略導彈對準北京，國際間廣泛流傳“蘇聯擬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傳聞。一個昔日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老大哥”，居然成為頭號威脅，這對剛從“大躍進”與“文革”中踉蹌走出的中國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
“防空洞在哪兒，別跑回家。”這是八十年代北京小學五年級學生對三年級學生的“安全教育”。在當時孩子的世界裏，“蘇聯飛機要來扔核彈”並非童話，而是集體心理的真實恐慌。於是，連小學生都要學習避難知識；不是防火防震，而是防轟炸、防核爆。不是自然災害，而是“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隨時可能發起的核突襲。
“紅箭八”——這款被譽為“中國版陶氏反坦克導彈”的武器，其研發初衷正是為了應對蘇聯大規模裝甲集團軍的可能入侵。彼時的中國，麵對蘇聯龐大的“鋼鐵洪流”，兵力懸殊。解放軍連一輛M1坦克都沒見過，卻要想辦法破解T-62、T-72，乃至日後蘇聯將可能投入的BMP、BTR裝甲群。“菜刀對坦克”並不是一句笑話。那個時代的軍人、官員、百姓，都在想盡辦法從貧瘠中尋找一丁點“抗擊蘇聯”的可能。於是，才有了“土陶氏”，有了靠人海戰術、地道戰經驗、山地伏擊等土法“製敵”的戰略幻想。實際上，是被逼到角落裏，才激發出這套“極限生存”的軍事哲學。
中國為了應對蘇聯的“斬首突襲”，在北京西部香山的高地上，修建了“核爆觀察哨”。它不僅是軍事設施，更是一種心理防線——一旦“逆火”轟炸機發動核打擊，這座哨所將承擔判讀核爆當量、放射性沾染範圍的重任，以便中央軍委指導“搶救北京”。注意，這不是說蘇聯“可能”使用核武器，而是國家默認它“極可能”這麽做。也就是說，七十年代的中國，早就接受了“我們將被核打擊”的前提設定。這種宿命感，貫穿了整個中蘇對峙的十年。
從蘇聯的核轟炸預演，到菜市場的防空警報測試，從小學生記住的防空洞口，到家長口中的“別回家”指導原則，這種製度化的安全恐懼，不僅塑造了當時中國的國防體係，也深刻改變了一代中國人的心理結構。
尤其是北京人。身為首都，最有可能成為蘇軍第一波打擊目標，北京的“紅色首都”身份既是光環，也是風險。於是，我們看到“遷出科研院所”“文物打包南遷”“核觀察哨所”這些大動作，也看到小學生口口相傳的應急計劃和“蘇聯人不能惹”的集體認知。
可以說，八十年代以前的北京人，帶著對蘇聯的“心理戰創傷”成長。他們在共和國最敏感的地理與政治交匯點上，親曆過“親蘇”到“恐蘇”的劇烈轉折，成了曆史波濤中的被動受體。這種集體記憶，也解釋了為何許多北京知識分子，在後來成為對蘇聯模式最深刻反思的群體之一。
曆史不能忘記。今天的俄羅斯，在烏克蘭複製了當年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模式，在格魯吉亞、車臣繼續展現其“帝國沙文主義”的DNA。它的本質沒有因為蘇聯解體而改變，依舊熱衷幹預鄰國內政，鼓吹勢力範圍，試圖在世界地圖上恢複“斯大林時代”的榮耀。而中國，經過幾十年經濟建設和戰略自主，早已從“菜刀防坦克”的困窘中走出。然而，曆史留下的傷疤提醒我們：曾經高唱《喀秋莎》的“大哥”，也會是你防空洞裏的夢魘。
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在地鐵上刷視頻、在咖啡館談創業，在清朗的藍天下討論“去哪裏旅行”，很少有人意識到，幾十年前，他們的父輩是怎麽一邊學習打“逆火”，一邊學著跑進防空洞的。他們不記得紅箭八的誕生，是為了打掉蘇聯坦克的一線希望；他們也不會再想起，香山哨所曾默默仰望天空，為北京留下一道防不勝防的天問。
可這段曆史，不應被遺忘。因為它提醒我們：有些“兄弟”，嘴上喊革命，心裏裝坦克。他們不會為你的和平歡喜，隻會為你的脆弱狂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