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合法性焦慮與中共的合法性危機
任何統治都需要被證明合理合法，即合法性，也叫正當性。英文是legitimacy，指在法律、道德、公理上的正當性。而那種僅靠暴力威脅、強力或者謊言來維持社會穩定的政體必定處於高度的不穩定狀態。出於社會穩定以及統治效率等因素的考慮，統治者會盡力去論證自己統治的正當性並試圖說服被統治者，讓其接受並相信統治秩序是非強製的且在道德上是正當的，唯其如此，統治秩序才能名正言順、長治久安。盧梭說：“即使最強者也不能總是強大到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權力轉化為權利以及把服從轉化為義務”。中國曆史上每個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麵臨著各自的合法性焦慮。缺什麽，補什麽。越是追逐合法性，越說明合法性焦慮嚴重。任何政權都借以下幾種方式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上位的正當性；民意； 政績和宣傳洗腦。
得天下手段不正危害王朝的合法性：晉司馬氏以禪讓為名篡位，上位手段卑鄙猥瑣。於是埋下了禍根。從一開始，不祥的預感就籠罩在晉朝君臣的心頭。《世說新語》載，晉明帝問大臣前世何以得天下。王導敘述了司馬懿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司馬昭怎麽殺害高貴鄉公曹髦等等。明帝聞之，抱頭臥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晉得位不正，特別心虛。所以有晉一代，特別籠絡士族。同樣的還有宋朝，趙匡胤陳橋兵變假借禪讓上位，也怕人說閑話，所以有宋一代，反複聲明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本朝不殺大臣，事勝前代。
清朝以韃虜身份坐華夏，特別著力於宣傳得位之正。康熙大談“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認為大清天下並非奪自明朝，而是在為明複仇征伐李自成的過程中，“順天命”得之。但是清朝得天下殺戮太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大同之屠、南昌之屠、同安之屠、金華之屠、廣州之屠、清軍屠蜀，留發不留頭等等。268年後，這些血債仍然未被忘卻。《揚州十日記》一本小冊子讓大清丟了天下。
曆史大家孟森說：得國之正，唯漢與明。說明曆代中國大小朝代83個，得國正者寥寥。孟森的論斷其實是推崇草根打天下，暴力奪取政權。老軍頭王震也說：共產黨的江山是用兩千萬人頭換來的，誰想要，就拿兩千萬人頭來換！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完全是草寇思維。武力能打江山，但難以構成合法性的來源。一個純然依靠武力的政權，被民眾視為草寇或軍閥。新朝通過暴力上台後，出於維持統治秩序的需要，決不能鼓勵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實力價值觀，一定要尋求一種更具合法性的理論體係，來勸服民眾歸心，以及警示潛在的實力派，讓他們相信自己代表的才是曆史的趨勢和正義的方向。於是當張之洞說“輿情不屬，必激變亂”時，攝政王載灃淡淡地回答：“怕什麽，有兵在！”被張歎之為亡國之言，果然被曆史應驗。王震的話也有同效。
李世民玄武門之變，手足相殘，逼父讓權，其權力的獲得缺乏合法性。於是李世民傾力打造文治武功，貞觀之治，對外擴張，討高句麗，滅東突厥，稱天可汗，萬邦來朝。用“績效合法性”為自己包裝。曆史是勝利者寫的，成王敗寇，合法性也可由勝利者編織而成。李世民改寫曆史，把自己打扮成順天應人，解民倒懸的大救星。中共上位走的是同樣思路。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號召革命，土改是中共打江山和坐江山的宣傳，是中共立國的合法性。但是中國農村的階級矛盾並不激烈。土改之前，擁有五十畝以下的農戶占比95.18%，占土地的66.14%；千畝以上之戶數占比0.02%，占土地的1.57%。梁漱溟河北定縣調查發現，農村大部分是自耕農；一百畝以上者占2%，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民國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買賣和租佃。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是自由的租賃或契約關係。沒有人身依附的強製。這種關係和今日中國的資本雇傭關係沒有實質性區別。中共說地主和農民是剝削和壓迫的關係，卻不敢說這樣的關係在今日中國大量存在，因為這會從根本上推翻中共鬧革命打江山的合法性。即使中共不像台灣一樣用贖買方式和平土改，仍然可以采用非暴力，不殺人的方式剝奪地主的土地。中共選擇暴力土改目的就是為了奪取權力上台。讓農民雙手沾血，立投名狀，和中共綁在一起，共同進退。號召農民參軍保衛勝利果實，成為共產黨源源不斷的兵源。據保守估計，中共在土改中至少殺人二百多萬。暴力土改在中國既不合國情，亦非必要，加上殺戮。徹底否定了中共立國的合法性，詳情見前文。
古代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君權神授和天命之上，而現代統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被統治者的同意或者民心之上。啟蒙思想家約翰·洛克說：“合法性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但是威權國家可以通過宣傳、灌輸、洗腦和愚民政策營造國民的信任，因此合法性不能簡單來自國民的主觀態度和信念，而需要有真實表達民意的體製來保障。民主自由體製為民意的合法性提供了製度性保障，如林肯所言，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言以蔽之，民主自由體製因其性質，合法性已經來自政體本身。曆史上任何其他製度本身都不自帶合法性，必須借助於外在的合法性。
中共以人民的名義盜取合法性。打出人民旗號，宣傳為人民謀福利，實際上搞一黨專政。人民在中國到處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日報，人民網等等。正是缺什麽補什麽。他們標榜的是抽象整體的“人民”，而極其藐視組成人民的具體的個人。共產主義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個人尊嚴與個人基本權利的觀念。人民沒有自由選舉權，監督權和自由言論的權利，怎麽體現人民的代表性？剩下的僅僅是一個號稱代表人民的政黨和領袖。這和自封受命於天，民之父母, 替民做主的皇帝有什麽兩樣？人民被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整體弘揚，個體蔑視。中國的政體在製度上不具有代表民意的合法性，隻能靠宣傳、洗腦和愚民政策維持虛假的民意。人民隻是一個空洞的旗號而已。
習近平上台後，有嚴重的合法性焦慮。他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來對抗人民的信任危機。但是宣傳用力過猛，反而產生反作用。靠洗腦和愚民政策維係的執政合法性千瘡百孔，不能自圓其說。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經濟正在急劇減速，他所有的施政都是在加速危機。一個高速轉動的車輪能夠維持平衡，但隻要一慢下來，就會東倒西歪。中共最後的執政合法性-績效合法性顯露敗象，就要失效。繼文革和六四，這是中共執政後的第三個合法性危機。中共靠改革開放渡過了第一次危機，靠武力和經濟發展渡過了第二次危機。應付第三次危機，黔驢技窮，孤注一擲，習近平求助於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希冀用中華民族複興大業的文治武功，欺蒙過關。2023新版地圖在紙上開疆擴土，引起周邊國家抗議，就是一個信號。習近平和中共能否度過這次危機？不可逆料。但是從曆史上看，財政危機往往是引發政治變革的導火索，英國《大憲章》起源於約翰王的財力不足；美國革命起源於茶葉稅；法國大革命起源於波旁王朝在財政上的嚴重困境，不得不召開三級會議。舊政權的毀滅往往是在麵臨危機之即，不變革則困死，變革則找死。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說：“對於一個壞製度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變革的時刻。……人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革命常常不在邪惡最為猖獗之時爆發，而是在變革開始之際爆發。在樓梯走了一半時，人們自己從窗戶裏跳出來。法國大革命如此，89蘇東巨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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