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當知青的第二年（一九七六年），有兩個剛從監獄裏釋放的人被安排回來本場。一個是原廣州知青，另一個是原本縣農業局農業工程師。兩個人都是在文革初期隻因一句話而遭重判。
廣州知青的情況是，文革初縣城來的紅衛兵到我場來掃蕩（當時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一樣，成立後就整天要搞些事情，鬥人整人，捍衛毛主席，不管什麽單位，都去整一番，縣城的整遍了，就到附近的工廠和農林場去），他們幾個廣州知青為了阻止紅衛兵砸掃自己的東西，跟紅衛兵對峙。紅衛兵自恃是毛主席支持的，強行衝擊。這位知青老兄對他們說：你紅衛兵有什麽了不起，你的紅袖章是我的紅底褲（廣州方言：底褲是內褲）做的。隻因這一句，被他們擄走。後被判八年（還是十年）刑。
農業工程師的情況是，在五七幹校勞動時，有一天和另外兩個人圍著吃飯，中間放了一片報紙來放魚骨魚刺。報紙另一麵有一個部分有毛主席像，但初時沒察覺。他們邊吃邊看報紙的內容，後來有人報紙翻過來，大家才看見另一麵有毛像。這位工程師大概平時說笑很多，在這場合竟說：我們吃肉（指魚肉），他（指毛）吃骨。當時另外兩個據說也沒當回事。可是，第二天他就被叫去問話，他不得不承認。就因此，他被判十八年，遠送寧夏還是甘肅服刑。告密者肯定是在場的人。
兩人是在文革末期落實政策時，得到提前釋放，但當時沒有平反。我和他倆後來混得很熟。
那年頭，除了各級行政機構被砸爛，還有專門的＂砸爛公檢法＂（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這也是毛主席支持的（記得毛有專門指示）。由於這，公檢法係統從股級以上（和縣城派出所以上）幾乎所有負責人全部掃下。解放軍軍代表接管，由革命造反組織主持。公、檢、法全在統一管理下運作，捕、定罪、和判罰不再有獨立考核。後來還將死刑複核權下放到省，甚至要再下放。很多冤死的。
那時候，最可怕的罪之一就是＂反革命罪＂，其定罪的因由五花八門，量刑也無法律依據。因言獲罪，重判，甚至獲死刑等多不勝舉，層出不窮。他倆的例子隻是九牛一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