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淩晨1時，《巨流河》作者齊邦媛去世，享年100歲。
1924年2月19日，齊邦媛生於遼寧鐵嶺，武漢大學外文係畢業，1947年到台灣，1968年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1969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係係主任，1988年從台灣大學外文係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迄今。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貢獻。
曆時四年，齊邦媛在其80歲時寫作完成《巨流河》，其以縝密通透的筆力，從大陸巨流河寫到台灣啞口海，以一個奇女子的際遇見證了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的變遷。本書有兩條主線：一是借著父親齊世英的經曆，串聯起一代錚錚鐵漢們在侵略者炮火下頭可拋、血可灑的氣概與尊嚴；一是從自己誕生、童年寫起，戰火中逃離至重慶，八年間受南開中學與武漢大學教育，受業於名師，得文學啟蒙，大學畢業後落腳台灣展開學術事業，成為台灣文學推手。
正文：
曆史長河裏，國族存亡間，城頭旗色中，有驚心動魄，有溫馨寧靜，有熱血碧濤，有蠅營狗苟，有家國風雲，有兒女情長。曆史如何裨益未來，又如何歸於煙雲，最終如書中所言：一切歸於永恒的平靜。
決定下筆寫時，我跟著父母的靈魂作了一次返鄉之旅，當我坐在大連的海岸，望著曾經紮根的島嶼，那一幕幕曆史場景重現。
我原隻想寫我父親齊世英，自從巨流河一役失敗，終生流亡的事跡。但是我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料寫那個壯闊的場麵。我終於決定，隻能從小我的觀點寫我跟著父母生存過的那個時代。
作為親曆者
我的寫作態度是客觀的
這本書出來以後，很多人都覺得難以歸類。有人稱它為自傳體散文，有人把它歸為長篇小說，我自己更願意把它稱為散文。事實上，自傳、小說這些題材原初都是散文。
我沒有想要給這本書一種特定的形式。開始我想寫大的曆史。但我發現這樣我沒法寫。像東北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我寫當年我父親的事，也都是根據他的口述史資料。但我的資料實在是不夠，我也不能隨便寫。而從個人記憶角度切入，以文學的方式呈現，是可以多寫，可以少寫的。
巨流河之役老照片
我的寫作態度是非常客觀的，因為客觀，所以平實。我作為親曆者，80歲以後看人間事也許真的超然了一些———你連生死都超然，你還激越嗎？
所以，我隻想寫自己能感悟到的人生經驗。我覺得我並不僅僅為自己寫那段曆史，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我死了就沒人知道了。我出書時已經80歲，我隻想我能不能說一些我能說別人不能說的話。我知道的，在我之後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說的是別人不知道的事。我現在說得很高興，我居然還活著。
文學永遠是少部分人“必要的堅持”
假如我當年留在上海，我不知道該如何自處。當時來台灣，我可以說是自願流放的，沒想一來就是一輩子。所以感覺到心裏很不甘心，打日本的時候，你拚命保護自己的家鄉而打仗，結果你回頭一看家鄉已經沒有了。我們當時以為抗戰勝利了，就可以回老家了。我父親是家中的獨生子，家還得靠他撐起來的，結果沒有家了。我們那樣的流離終身並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你真的無家可回了。
所以，在半生的時間裏，我都想寫我父親那個時代，寫他們的理想與幻滅，可以說到了魂牽夢縈的境界。對我個人來說，《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我幸運能受高等教育，啟發我日後進修研習文學思想，終能取得感情與理智的平衡，我自六歲起就是“外省人”，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國故鄉，若是還有祖居三間瓦房多好。春天來時，也許會有燕子來到屋簷築窩。
現在回想起來，人生有許多道路，每條路都有許多人在行走。我有幸（或不幸）出生在革命者的家庭，所見所聞影響我一生思路的選擇。八年抗戰中，我由少年長大成人，曾深切投入英雄崇拜的感情。文學教育幫助我更客觀、深層認識人間悲苦與活著的意義。教書時也以此為目標。
朱光潛先生有篇文章，《慢慢走，欣賞啊》，受它的啟發，我知道文學包含的最重要的東西，是態度與品位。其實，文學有多少人在寫，多少人在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歡它的人真正懂得。哪怕，隻有少數人真正喜歡。文學能給人以溫暖，讓人理解並同情他人的痛苦，叫人學會容忍。文學永遠會是一部分人“必要的堅持”。
知識分子關懷國家社會，並非隻有政治一途。事實上，政治是一種專業，並非人人適宜從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須先有政治認識，也必須有自知之明，最好還有些具體的理想。
知識分子首先要有一個冷靜的頭腦
所以，知識分子首先要有一個冷靜的頭腦，對於任何主義，寧可在心中有距離地了解，慢慢地作選擇。這也就是為什麽我要說，我最傷心的就是我們很崇拜聞一多。我傷心的是，他一個那麽有才氣的人，竟然像個孩子一樣瘋狂。我寫聞一多那段，是對導致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學潮運動的一個很大的反省。因為，他對中國學生的影響太大了。那時他每一次公開演講，學生簡直瘋狂。聞一多那時候罵國民政府罵得實在太厲害了，他說這個腐敗的、壞政府絕對要打倒，不能再讓它存在下去，但他很不冷靜，他看不到更遠的未來，他不知道怎麽去建設。
我覺得一個理智的人最反對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讚成任何狂熱的東西，愛情也是，狂熱的東西都不持久。我父親跟我最常說的話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氣。”我們小孩時覺得沉住氣沒意思，可我後來知道這個很重要。
到了台灣以後，我曾回過大陸。到過我從小生長的家鄉。可惜的是，物是人非，早已看不到我記憶中的影子。那還是我的家嗎？我已經沒有家可回了。
我大半生都在台灣，但我早年生活在大陸，那裏才是我的根。所以，在台灣，有時我會有沒根的感覺。但畢竟是台灣包容了我，在這裏，我可以自由地談話、交流，做我喜歡做的事。死後也將安葬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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