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馬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什麽難聽的話都可以說，如果他或者我生氣了，我們的友誼就不會保持到今天。馬原身上始終保持一個優點，就是幼稚。我剛才聽他囉嗦半天，為自己的書辯護，我想馬原真是，65歲了，還是沒變。那些批評你的人都是在雞蛋裏挑骨頭，你搭理他們幹嗎？你的房子還沒蓋好，你過幾天回去，房子一蓋，什麽事跟你都沒關係了。
我認真把這本書讀完了，讀了三天。其實我可以一口氣讀完，我現在老花眼，讀一小時就要休息一下。這本書雖然有300多頁，但給我的感覺隻有200頁，很快讀完。幾天前馬原到北京了給我打電話，我在電話裏對他說，你的新書很好看。好多年前，馬原在北京漂泊的時候，沒事幹會到我家來，那時我送給他一本《活著》，他看完以後給我打電話說寫得真好看。這就是我們互相之間的評價，我們不會說其他的話。
我讀完這本書有一個感覺，這是一個江湖中人寫出來的書，一個經曆了很多的人才能寫出來的書。至於裏麵有一些什麽細節或者故事你們可能在網上看到過，有些人拿這個來批評馬原。其實文學早就不是什麽新鮮玩藝了，什麽樣主題什麽樣題材都被寫過了，我們讀《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會發現安娜的故事，渥倫斯基的故事，列文的故事裏也有我們自己的感受。當然也有讀者陌生的故事，每部小說裏都有讀者似曾相識的故事，也有讀者陌生的故事，我們先不談這些。
我談談我所了解的馬原。八十年代末我們在魯迅文學院的時候，馬原經常過來。那時候陳曉明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讀博士，當時覺得那地方很遠，現在北京大了，感覺不遠了。我和格非轉五六次公交車去看他，他就在宿舍裏用電爐炒雞塊給我們吃，一大盤，曉明很會做菜。不過他很牛，不搞禮尚往來那一套，從來不到魯迅文學院來看我。馬原經常來魯迅文學院，當時莫言和我住一個房間，有一個學期他回家蓋房子去了，他也不在，馬原就在那住了幾夜。我們通宵聊天，充滿熱情談文學，沒談其他的話題。我們到曉明那裏，也是隻談文學，除了文學沒有別的話題，那真是一個很美好的時代。我記得曉明當時還寫詩，問他發表在哪裏，他很得意說，發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學們的筆記本上。
那時候馬原工作單位還在西藏，有一段時間馬原離開西藏回到沈陽，馬原是一個很認真的人，但是他做事基本上是半途而廢。當時他很熱心地給遼寧文學院搞一個活動，把我們請過去。這是我認識史鐵生以來他的第一次長途跋涉，我和莫言、劉震雲三個人把史鐵生扛上火車。震雲身體比我和莫言強壯，他背著鐵生上火車，我和莫言負責把輪椅和四個人的包弄上火車，到了沈陽以後，就是馬原背著鐵生走了，他比震雲更強壯。
記得我們還在那進行了一場足球比賽，在一個籃球場上，我們是北京隊，加上沈陽的馬原，馬原再幫我們拉來兩個踢得好的，我們讓鐵生當守門員，鐵生坐在輪椅裏，我們說你就在這待著，把門守住，遼寧文學院的同學不敢踢，怕把鐵生踢壞。（馬原補充說：就是一個籃筐下麵，鐵生一個輪椅就已經把它圍住了。）我們告訴他們，你們一腳把球踢到史鐵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們踢死了。所以他們不敢往我們的球門踢，他們隻能防守，不能進攻，整場比賽就是我們圍著他們的球門踢。那時候確實很好玩，晚上去偷黃瓜，當時遼寧文學院周邊全是農田。我記得走道裏擺著一個大水缸，偷來的黃瓜在水缸裏麵洗一下給鐵生送過去，鐵生咬一口說，我這一輩子沒有吃過這麽新鮮的黃瓜。我說這黃瓜從摘下來到你嘴裏不到十分鍾。
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在沈陽待了一些日子後，馬原去海南了。馬原一直在漂泊，他當年選擇去西藏，其實已經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漂泊的道路，總是在途中。他一直安定不下來，他在北京也漂過一段時間，在北京漂著的時候是我們見麵最多的時候。他原來在拉薩群藝館工作，馬原這個人心高氣傲，他個子也高，平時看別人都比他矮，他瞧不起別人，跟群藝館館長關係很不好，他這種性格，拉薩市委書記都不放在眼裏，群藝館館長算什麽，所以經常吵架。有一天他們群藝館館長發火了，說馬原你別再來上班。馬原如獲至寶，說：你說的不讓我上班。從此以後馬原再也不上班了，但是工資照樣拿。然後他就到北京來了，工資還有，但他不上班了，他抓住了那個館長的把柄，不是他不想上班，是那個館長不讓他上班。
後來他又去了海南，去了很長時間。他在海南時有了一個想法，就是剛才曉明說的，要拍一個叫《中國文學夢》的紀錄片。那時候我已經回嘉興了，有一次剛好程永新和格非從上海過來玩，住在我家裏，我們三個人正下著圍棋，有人敲門，打開門一看，我們三個人都傻了，馬原帶著一個攝製組來了。問他是怎麽找過來的，那時候我們沒有手機，家裏也沒有電話，馬原大概是聽說我們在嘉興，直接上了火車，就找過來了，好像《中國文學夢》是在我家開機的。（馬原說：前一段有一本《重返八十年代》，那本書就是關於我拍的《中國文學夢》的活動，拍了兩三年，這個片子開機就在餘華家裏。）
片子在我嘉興的那個家開機了，馬原就把我們三個人先拍了，然後滿世界跑去拍其他作家。當時巴老巴金雖然還沒有常住華東醫院，但是已經年老體弱，要不是因為李小林，他根本拍不到巴老，他拿著那個大燈烤了巴老好幾個小時。等到他的片子曆盡艱辛，錢花完了也剪完了，可是放不了，為什麽放不了？電視台的清晰度不斷升格，他用的磁帶的清晰度已經過時了。（馬原：原來有4-3的帶，大寬帶，等我拍完了，那個帶變了，製式又變了。）
我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件事。當時為了讓《收獲》上《焦點訪談》，這樣可以增加發行量，我們去忽悠央視新聞評論部的人，最後他們同意了，給《收獲》做一個《焦點訪談》。找來找去誰來做這個節目，王利芬。王利芬那時候在新聞評論部，她是謝冕的博士，是新聞評論部唯一懂文學的。王利芬很關心馬原，問他這些年不寫東西在做什麽？馬原說在拍一部《中國文學夢》。王利芬說：你做這個片子幹嗎？馬原說：我想為中國文學做點事情。王利芬說了一句很好的話，她說：你要是想為中國文學做點事，你就多寫幾篇小說吧。
他後來還是漂泊，漂到上海去同濟大學當中文係主任。說實話，曉明當北大中文係主任合情合理，沒有人感到驚訝。馬原當中文係主任我覺得就是他這本《黃棠一家》前麵的書名——荒唐。一個漂泊不定的人做了中文係主任，也好，我以為他從此會安定下來，在上海安家落戶了。那時他還請我去同濟大學做了一場演講，到了同濟的招待所，吃了午飯，我們哥倆就在房間裏麵，坐在兩張床上開始聊天，好幾年沒見了。我忘了問演講題目是什麽，他也沒有說演講題目是什麽，聊的差不多該去吃晚飯了，吃完晚飯就去會場。人很多，馬原自己不上去，就在下麵坐著，讓他們係裏的一個教授在上麵主持活動，等我開始發言的時候才想起能說什麽啊。往後麵看一看，有標題在。其實馬原也不知道我演講的題目是什麽，他根本不關心這些破事，他就是陪著我，跟我聊天，陪我吃飯。沒過多久，他有自知之明，辭掉中文係主任了，他知道這事情勝任不了。
他在同濟的時候我到上海我們必會見麵。有一次我和蘇童去他家，他在同濟剛分了一套房子，他很驕傲自己的裝修，他把所有直角的牆全部弄成圓的，還說他擁有知識產權，給我們展示他的成就。我們說馬原還真是喜歡折騰，把牆的直角都弄成圓角，這也有好處，撞上不會劃破皮。
當我們大家都以為馬原是上海人時，他又消失了。我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他絕對不會對任何人說生病的事情，是他在同濟的一個朋友黃昌勇，當時在同濟做宣傳部長。黃昌勇找到我，說你能不能給馬原打一個電話，我說發生什麽了，他說馬原跑了。
我說怎麽跑了，被通緝跑了？他說生病跑了，肺裏有一個腫瘤，非常嚴重的病，馬原不願意住院治療，從上海跑到海南去了，他很危險，你能不能給他打一個電話，把他叫回來，說服他，讓他回到上海的醫院治病。我想了想，我說我知道你們關係挺好，但是我告訴你，我這個電話打過去屁用沒有，第一他不一定會接聽，即便他接聽了，不僅不會回來，還會說你以後生了病也到我這裏來。我說我太了解他這個人了，讓他去吧，是死是活，聽天由命。幾年以後，聽說他漂到雲南去了，前天他和馬大灣（馬原的兒子）到我家來，給我看他在雲南蓋的那些房子，盛情邀請我去。我心裏想，希望這是你最後的住處了，別再漂了。
這些年來馬原的生活跌宕起伏，漂泊不定，誰都不知道他在哪裏。我們老朋友見麵時，經常會提到馬原，馬原在哪裏？一桌子人都不知道他在哪裏。你說曉明在哪裏，誰都知道曉明在北大，知道的更多一點的人會說，他昨天剛從上海講課回來。說到馬原，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裏。
那麽多年來我聽到很多對馬原的惋惜聲音，說馬原不寫東西，瞎折騰，折騰來折騰去，不知道折騰什麽。還有人諷刺馬原，各種各樣的聲音都有。但是我讀完馬原這本新書的感受是：沒有一種生活是可惜的，也沒有一種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滿了財富，隻不過是你開采了還是沒有開采。所以我為什麽說讀完這本書，感覺就是一個江湖中人寫的。解放前有一句老話叫十年修成一個舉人，十年修不成一個江湖。剛才曉明談了不少馬原過去的作品，《虛構》這樣的作品，在我看來像是一個舉人寫的，《黃棠一家》則像是一個江湖寫的。我並不是說江湖強於舉人，或者舉人強於江湖，我們這個社會需要舉人也需要江湖，如果從社會安定角度看的話，舉人多江湖少肯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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