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題為《王德威｜天涯萬裏，尺素寸心——夏氏兄弟書信的意義》
王德威 （1954年11月6日—），比較文學及文學評論學者，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係講座教授，長江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1976年，於國立台灣大學外文係畢業。1982年，取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學位。2002年至2004年間曾任哥倫比亞大學丁龍講座教授。專長研究比較文學和文學評論。著有《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後遺民寫作》《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以及《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曆史與怪獸：曆史·暴力·敘述》《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20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等。
夏誌清和夏濟安（右）
文/王德威
夏濟安（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五）與夏誌清（一九二〇至二〇一三）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兩大巨擘。誌清先生一九六一年憑《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英文專著，一舉開英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河。之後的《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1968）更將視野擴及中國古典敘事。他的批評方法一時海內外風行景從，謂之典範的樹立，應非過譽。誌清先生治學或論政都有擇善固執的一麵，也因此往往引起對立聲音。但不論讚同或反對，我們都難以忽視他半個世紀以來巨大的影響。
與誌清先生相比，濟安先生的學術生涯似乎寂寞了些，爭議性也較小。這或許與他的際遇以及英年早逝不無關係。他唯一的英文專書《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1968) 遲至身後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閱讀過此書的讀者都會同意，濟安先生的學問和洞見絕不亞於乃弟，而他文學評論的包容力甚至及於他所批判的對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濟安五十年代曾在台灣大學任教。不僅調教一批最優秀的學生如劉紹銘、白先勇、李歐梵等，也創辦《文學雜誌》，為日後台灣現代主義運動奠定基礎。
夏氏兄弟在學術界享有大名，但他們早期的生涯我們所知不多。他們生長在充滿戰亂的三四十年代，日後遷徙海外，種種經曆我們僅能從有限數據如濟安先生的日記、誌清先生的回憶文章等獲知。誌清先生在二〇一三年底去世後，夏師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這批信件在夏師母監督下，由蘇州大學季進教授率領他的團隊一一打字編注，並得聯經出版公司支持，從二〇一五年——夏濟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開始陸續出版。
一九四七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濟安在北大任教，課餘醉心電影京劇，但讓他最魂牽夢縈的卻是一樁又一樁的愛情冒險。從他信裏的自白我們看出，盡管在學問上自視甚高，他在感情上卻靦腆缺乏自信。他渴望愛情，卻每每無功而返。他最迷戀的對象竟隻有十三四歲——幾乎是洛麗塔 (Lolita) 情結！而剛到美國的夏誌清一方麵求學若渴，一方麵難掩人在異鄉的寂寞。兩人在信中言無不盡，甚至不避諱私密欲望。那樣真切的互動不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間的信任，應是書信集最珍貴的部分。
讀者或許以為既然國難當頭，夏氏兄弟的通信必定充滿憂患之情，其實不然。時局動蕩固然是揮之不去的陰影，但兩人談學問，談剛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定做的西裝……林林總總。夏濟安即使逃難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見肘，但對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懷抱興味，而滯留美國的夏誌清在奮鬥他的英國文學課程的同時，也不忘到紐約調劑精神。
這也帶出了他們書信來往的第二層意義。或有識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場背景，他們的小資情調、政治立場，無不與“時代”的召喚背道而馳。但這是曆史的後見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現的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確和我們所熟悉的主流“大敘事”有所不同。但唯其如此，他們信件的內容還原了世紀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斷，忠實呈現駁雜的曆史麵貌。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政局不穩，但彼時的夏氏兄弟仍未經世變，他們直率地表達對政治的看法，也天真地以為戰爭局麵過後一切總得回歸常態。然而時局短短一兩年間急轉直下，再回首新政權已經建立，夏氏兄弟發現自己“回不去了”。
比起無數的逃難流亡或清算鬥爭的見證，夏家的經曆畢竟是幸運的。從通信中我們得知一九四九年以後兄弟兩人遷徙海外，仍與上海家人保持聯絡。但我們也看出他們心境的改變。他們的信裏沒有驚天動地的懷抱，有的是與時俱增的不安。他們關心父親的事業，家庭的經濟，妹妹的教育；匯款回家成為不斷出現的話題，何況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據。改朝換代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計問題才更為惱人。到了一九五〇年，夏濟安準備離開香港到台灣去，逐漸承認流亡的現實，夏誌清也有了在美國長居的打算。他們何嚐知道，離散的經驗這才剛剛開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還有第三層意義，那就是在亂世裏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誌業。國共內戰期間知識分子不是心存觀望，就是一頭栽進革命的風潮中。兩人信中時常提到的錢學熙就是個例子。但如果僅就夏氏兄弟信中對共產主義革命的反感就判定他們對政治的好惡，未免小看了他們。作為知識分子，他們的抉擇也來自學術思想的浸潤。
夏氏兄弟傾心西洋文學，並承襲了三十年代以來上海、北平英美現代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到了四十年代因為燕卜蓀(William Empson) 先後在西南聯大和北大講學而賡續不斷。燕卜蓀在一九四九年前夕何去何從，也成為兄弟通信中一個重要的代號。夏誌清出國以後，更有機會親炙“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大師如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等。這樣的傳承使他們對任何煽情的事物——不論左派與右派——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對的，他們強調文學是文化與社會的精粹。經過語言形式的提煉，文學可以成為批評人生內容，改變社會氣質的媒介。他們相信文化，而不是革命，才是改變中國的要項。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作者：王德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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