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日，著名漢學家、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看到2023年12月30日純粹Pura推送的《張煒：我們不是把陶淵明推到反抗者的風口浪尖，就是把他推下個人閑適的田園窪地裏去》後表示：“我完全同意張煒的觀點！我也寫過一篇關於陶淵明的文章，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之後，孫康宜教授說：“最近讀到你們純粹發出的張煒有關陶淵明的文章，很高興！其實有關陶淵明的複雜性，我曾經於2001 年發表過一篇題為《陶潛的經典性與讀者反應》的文章，也登載在你們為我出版的“孫康宜作品係列”的《長亭與短亭》 那一冊。如果純粹Pura也能以微信的方式與讀者分享，將會很有意思。”孫康宜，耶魯大學著名漢學家。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係係主任、耶魯大學Malcolm G. Chace' 56 東亞語言文學榮休講座教授。在西方漢學界備受推崇，在國內學術界享有盛譽。孫康宜作品係列，2022年7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出版，全係列共5卷，現已出版《千年家國何處是：從庾信到陳子龍》《長亭與短亭：詞學研究及其他》《獨行的繆斯：自傳、性別研究及其他》3卷。孫康宜作品係列集中西文化之精華，角度獨特，重新闡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諸種麵向、內在結構和文化生成原理。其中，《長亭與短亭：詞學研究及其他》是一部孫康宜教授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專著，內容廣博。其中尤為精彩的是對詞學的研究，與大陸學者的方法、思路、觀點相比均別開生麵，注重學理和文本本身層麵進行梳理和分析。收錄專著《詞與文類研究》及《“古典”與“現代”:美國漢學家如何看中國文學》《柳是對晚明詞學中興的貢獻》《漢學研究與全球化》《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女子無才便是德？》等二十多篇學術論文，內容廣涉孫康宜的詞學綜合研究成果、對中西經典文學及中西文學比較方麵的心得和洞見、邊緣論題、最新探索的生荒領域等。其中，對中國古典作家的審美追求、中國古代女性作者的地位問題等，均做了饒有趣味、角度獨特的探討，從中可以窺見孫康宜海外漢學研究的發展脈絡和主要研究成果。
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曾說，偉大的作家總是那些“簡直就是壓倒傳統並包羅它的人們”[1] 。陶潛這位曾多少個世紀以來激發起文學史家研究興趣的中國傳統中最早的詩人之一，正是這樣的一位詩人。陶潛一生才寫了約150首詩、10篇文與賦，在當時的文壇上又是一個邊緣人物。他後來在中國文學史上居然能占有如此重要的經典位置，這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在文學史上他的經典化的一個關鍵時刻，就在於蘇軾宣稱陶潛是一位空前的大詩人，以及方回稱讚陶潛和杜甫為兩位中國文學傳統中的至聖先師[2]。在清代，顧炎武和朱彝尊等人也都嘖嘖稱讚陶潛的成就。王士禎在其《古詩選》一書中還特別指出“過江以後，篤生淵明，卓絕先後，不可以時代拘限矣”，可見其評價之高[3]。 後來20世紀初期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則將蘇軾也列入了這個偉大作家的行列，同時梁啟超遴選出陶潛和屈原（第一位有名有姓的中國詩人）為兩位發出詩人最強音的文學巨擘，王國維也在同時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在他的《文學小言》中，王國維說：“屈子之後，文學之雄者，淵明其尤也。” [4]確實，不管這些經典作家的名單包含哪些人，陶潛的名字總會被列入。多少個世紀以來，有關陶潛的學術研究汗牛充棟，以至於一個特殊的術語“陶學”也被炮製出來，與“詩經學”“楚辭學”和“紅學”遙相呼應[5]。直至今日，讀者閱讀陶潛的熱情絲毫不減，都在聲稱重新發現了詩人真正的聲音。
然而，究竟是什麽造成了陶潛的不朽，而事實上我們對於詩人卻又知之甚少呢？甚至在今天，我們仍無法確認他的本來的姓名。不幸的是，最早的有關陶氏的傳記都各自給出不同的名字——或是陶潛字淵明；或是淵明字符亮；或者就是元亮，又名深明。其中最有趣的是，《晉書》的編者幹脆就略去“淵明”這個陶氏所為人耳熟能詳的名字[6] 。至於陶氏的生日，則更是撲朔迷離，正如1996年出版的一本題為《陶淵明懸案揭秘》的書一開頭所問的：“出生哪一年？”[7] 盡管事實上大多數學者都讚成公元365年為其生年，仍有一些學者（如梁啟超）堅持372年應為定論[8] 。還有一些學者給出了376年或369年等等，全在宣稱他們的理論都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之上的[9]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正因為陶氏生平事跡的確切日期的付之闕如，才會有如此多的年譜應運而生，都在試圖將陶氏的生平與作品予以精確化。有關這些年譜的種類之繁多，戴維斯(A. R. Davis)——陶潛研究最知名的學者之一——這樣說：這一奇特的中國治學法有著內在的過於精確的傾向……我所要反複說明的是這是不正確的，而且我之所以在此指出這種廣為人知的論點的缺失，並提出研究年代精確性的不可能，乃是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會為陶潛研究帶來一定的好處。[10] 不管怎樣，這一“係年確定性”之闕如凸現出陶潛研究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詩人的名微反映了他在魏晉社會中的地位之無足輕重。在我的《六朝詩研究》一書中，我已經解釋了陶氏作品不為時人所賞且為後人所誤解的部分原因在於他的平淡詩風，從他那時代的風氣來衡量，缺乏華豔的詞藻[11] 。不過，我以為陶潛的名微也可能是因為他在時人眼裏基本上是一位隱士，在仕宦生涯中是一個邊緣性的人物。在六朝時代，正如左思所言：“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於是乎那些與朝中官宦殊無瓜葛的人士便注定了難以揚名。雖說陶潛的曾祖父陶侃也是建立東晉的有功之臣，但早在陶潛降世以前其家境便久已式微。當然，陶潛一生中的最後20年也是在隱退中度過的，這也難以為他的社會地位增添榮耀。誠如陶潛在其傳記素描《五柳先生傳》所言：“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遺憾的是，顏延之的《陶征士誄》一文——那是僅存的由當時人所寫的有關陶潛的篇什——很少留下有關陶潛生平的確切年代或事實資料。正如戴維斯所提出來的，這些人物逸事“或多或少有幾分誇張，有時刻意追求逼真的效果，反失之於可疑”[12] 。同樣，王國瓔也注意到某些被保存在正史中的有關陶潛的重要逸事——包括有一則提到陶潛不願為五鬥米折腰，都是基於一些不牢靠的記載[13]。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逸事隻不過是傳聞而已，而沈約——《宋書·隱逸傳》的作者，拿它們主要用來增強戲劇效果。後來，《晉書》編者房玄齡和《南史》編者李延壽都在他們有關陶潛的傳述中沿襲了這種說法。事實上，他們又擅自在自己的篇目中添油加醋，也許是意在將陶潛塑造成一位高士。應當指出的是，所有這些陶潛的傳記都出現在“隱逸”類目。也就是說，傳記編者自己更關注陶潛作為隱士的“公眾”形象（與《隱逸傳》中的其他人物一致），而不是陶潛作為詩人的“私人”的一麵[14]。例如沈約的《隱逸傳》，對陶氏的文學成就隻字未提。陶氏作為一個詩人這一事實不知為何給遺忘了。顯然，陶潛的道德人格及其作為一個隱士的政治角色是這些官修史書的關注焦點。作為“潯陽三隱”之一，陶潛被拿來代表隱士的典型，代表堅貞不渝地拒絕出仕、棄絕世俗價值的典範人物。由此可見， 通讀斷代史的《隱逸傳》，我們可以發現無數個遭遇和心態與陶潛相仿的個人事例[15] 。事實上，陶潛家鄉鄰近地帶素來以隱士稱譽，世代相傳[16]。特別是陶潛在《桃花源記》中所稱頌的劉遴之，在《晉書》中幾乎與陶潛齊名[17]。劉遴之也像陶潛那樣，在原則上毫不妥協，拒絕出仕。劉氏的生活起居儉樸自立，不慕名利而怡然自樂，也頗似史傳中的陶潛。如此完美的隱士形象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他們反映了中國人所麵臨的人生出處的大問題，也就是：如何來看待正直的精神和汙濁的官場之間的關係？解決這一問題的一條途徑，自然是炮製出在汙濁的世界中始終能尋求心地平和、能體現曆史人物風範的這樣一個榜樣。於是，在史書記載中所發現的陶潛，充當了一個模範人物，其個體性與傳統隱士的典型性正相吻合。正如顏延之在追懷陶潛的《陶征士誄》中所雲：陶氏“廉深簡潔，貞夷粹溫”。這就說明了為什麽陶潛隻被當作道德楷模而其文章卻鮮為人知——至少在他身後一百年裏還是如此。
然而，一旦閱讀陶潛的詩作，就會發現另一個略有不同的陶潛，他絕非傳統史書編纂者所塑造出來的單一人物。有好幾位現代學者指出了這一點。例如，戴維斯提到人們“從陶氏作品中所獲得的印象很不同於從早先史書傳記的逸事中所得出的印象”，因為在後者中詩人自己的“矛盾不一的姿態”常被扭曲[18]。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注意到陶氏的詩歌“充滿了矛盾，而矛盾出自一個複雜而富有自覺意識的人卻渴望變得不複雜和不自覺”[19] 。近年來，台灣著名學者王國瓔憑其細讀陶潛，“發現”了遠比先前所體會到的更複雜而有趣的人格。她進而觀察到，盡管陶氏為他當隱士的慎重抉擇而引以為豪，但他絕非沒有片刻懷疑過這個抉擇[20] 。最顯著的是，在他的《與子儼等書》（據說是陶氏的遺囑）中，陶潛為他的子輩在孩提時代飽受饑寒表達了相當的內疚。詩人還痛心於他的妻子未能像老萊子之妻那樣全心支持她丈夫的隱士理想，甚至勸阻他出仕[21] 。陶潛的自白全然不同於蕭統的《陶淵明傳》將其妻描繪成陶氏的良伴[22] 。而這樣富於洞見的比較始終未能引起關注，直至近來學者才開始細讀陶潛的作品。誠然，所有這些現代新讀法都在促使我們挖掘陶氏詩中的更深層次的意義，明了人性的複雜。我們發現，與常規傳記所描繪的簡單化的陶潛形象有所不同，陶潛自己卻有意向他的讀者傳遞眾多有關他自己的信息——包括他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具體日期、朋友的名字、他解甲歸田的動機、個人的憂懼與困擾、自嘲的性情等等。最重要的是，詩人內心世界的豐富多樣，就其詩歌所能把握的而言，總是將我們導向詮釋陶潛的不確定性。當現代學者鍾優民說“陶淵明說了1500多年，迄今仍是長議長新，永無止境”時，他所指的正是這種詮釋的不確定性，而這也構成了陶潛研究的一個特征[23]。然而，這樣的認識，是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解讀之後才達成的，它喻示了從單純的道德評判向陶氏作品的文學性和整體性欣賞的逐漸轉型的完成——它包含了美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解讀。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陶潛是為他的讀者所塑造出來的；如果我們采納哈羅德·布魯姆有關大作家影響力的理論[24]，或許我們甚至會說在某種程度上陶潛塑造了中國人。在過去的數世紀以來中國人通過解讀陶潛來塑造他們自身，以至於他們常常拿陶潛的聲音來當作他們自己的傳聲筒。而且，在陶潛身上有如此多的“中國性”，尤其是在漫長的解讀陶潛作品的過程中，以至於我們可以宣稱陶潛對於文化史的總體影響是難以估量的。無須說，要追溯陶潛經典化的漫長曆史以及陶潛作為一個經典化的詩人在中國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這超出了本文的範圍。在本文中我隻想強調陶詩解讀史中幾個有助於揭開詩人麵具的方麵。誠然，假如我們把早期的傳記作品當作一種“麵飾”——有鑒於它們傾向於過分強調陶氏作為一個隱士的單純——那麽我們也許會說後起的陶詩讀者在其根本上是揭開陶氏的麵具。他們通常渴望發現陶氏的真正的自我——揭露他作為一個有隱情和焦慮的真正的個體，以便使他們更好地了解自己。毫無疑問，其中某些解讀並不完全牢靠，然而正是透過這些解讀（無論其正確與否），所謂的“陶學”才得以成形，最終構成了陶潛之謎。陶潛最為人所喜愛的形象之一便是嗜酒之士。傳說每有賓客來訪，陶潛必邀之共飲。確實，據沈約的《宋書·隱逸傳》，若陶潛已醉在先，他便會直言告訴賓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沈約《宋書》所錄的另一則膾炙人口的逸事（可能是源於檀道鸞的《續晉陽秋》）則進一步說明了陶氏的飲酒以及他與江州司馬王弘的交誼。這則故事說陶潛於九月九日重陽節無酒，便出門在其宅附近的菊花叢中久坐。有頃王弘攜酒而至，兩人飲至酩酊大醉[25]。這些逸事隻是謠傳而已，編造出來也許隻是要強調陶潛作為一個隱士的任誕的性格。然而，正是這些不很可靠的來源才成了最重要的背景，被後代的批評家拿來解讀陶潛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九日閑居》一詩，批評家在箋注該詩時幾乎一致地援引王弘一事。這樣的一些解讀方法會被質疑，可是仔細對照陶潛自己的作品，我們當然也會產生一種詩人是酒徒的印象。在其自傳白描《五柳先生傳》中，陶潛不僅把自己描繪成嗜酒之士，而且在《擬挽歌辭》中他還表達了已不能再飲的遺憾。確實，這也就是為什麽陶潛作為一個嗜酒之士和“無憂無慮”的隱士為人仰慕的道理。唐代詩人王維稱頌陶潛性格的任真及其與酒的關係（“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宋代詩人歐陽修自稱“醉翁”，也顯然是受了陶潛的影響。偶爾有些批評家如清代的馮班等人，批評陶潛的嗜酒癖。不過，總的來說，陶潛作為一個淳樸的飲酒者的形象在中國詩的讀者心目中已牢固樹立。值得一提的是，傳統中國詩歌中所說的酣醉並不一定意味著酒鬼的貪杯，而更像是靈感的激發。然而，與這些陶氏飲酒詩的字麵閱讀相並行的是一種更強的隱喻詮釋的傳統，它最終有助於鞏固陶潛的經典地位。早在六朝時代，蕭統在他編輯的《陶淵明集》序中便已指出：“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寄酒為跡也。”[26] 究竟這“寄酒為跡”是指什麽，蕭統語焉不詳，但在蕭氏影響之下，後代的批評家開始將陶潛視作不是單純愛喝酒的詩人，而是某個以飲酒為麵具掩飾深意的人。陶氏有名的20首《飲酒》詩的情形便是如此，它並不真是關於飲酒本身而可能是意在政事，正如組詩的結句所傳達的信息：2018年，孫康宜在宇文所安退休會上，孫康宜致辭並朗誦贈詩這裏，詩人明顯是在以醉為借口來傳遞某種嚴肅的意味。正如詹姆士·海陶爾(James Hightower)所指出的，這些詩句一直是“儒家詮釋者所樂於稱道的”，因為詩人宣稱即使他放縱狂飲，“那也顯然隻是對時代之險惡的絕望，而不是對禮教本身的棄絕”[27] 。鑒於中國的箋注者多愛將詩“時代背景化”這一事實，可以想見他們多麽熱衷於將陶潛的《飲酒》詩在曆史事件中予以坐實。對於許多箋注者來說，陶潛詩中所暗示的所謂“時代之險惡”一定是指他拒絕出仕的劉宋王朝。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解讀可以被視作是沈約將陶潛塑造為晉朝忠貞不貳之臣的延伸。沈約在其《宋書·隱逸傳》中點明，盡管陶潛在晉安帝義熙年間(405—418)之前采用晉代年號來紀年，而自劉宋王朝之後便改用天幹地支（甲子）來紀年——一個似乎為詩人之忠貞作見證的機關[28] 。雖說沈約的話自有其偏見及自身的意識形態，並因此在某些箋注者看來並不牢靠，然而它自宋代以來成了詩評家解讀陶詩的基本依據。對於中國的批評家來說，再沒有其他的闡釋方式更令人信服的了。確實，後來此類隱喻解讀對於新朝的遺民來說是特別有效的闡釋手段。其中最有力的佐證是宋代愛國主義者文天祥，他在《海上》一詩中稱讚陶潛以醉為其忠君的幌子（“陶潛豈醉人”）——在當時文天祥自己也為王朝變遷這同樣的問題所迫。對文天祥而言，陶潛之飲代表了一種理想的手段或麵具，使他在說某一事情時卻暗指另一件事；蕭統所說的陶氏之飲另有所指，在文天祥的反饋中找到了圓滿的答案。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批評家都同意這樣的隱喻解讀，然而在陶潛之飲的背後尋求深意的總的努力方向卻鼓動了多少代學者將陶潛視作一個更複雜的人物，一個知道在其詩中如何在自我亮相和自我隱藏之間做出抉擇的人物。例如，現代作家魯迅在他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強調寧靜的超越與積極的政治參與兩者在陶潛身上並存。同樣，著名美學家朱光潛以為陶氏之飲對於當時腐敗的政局來說，既是逃避又是抗議[29] 。然而，與此同時，許多現代學者——諸如梁啟超和朱光潛——開始對將陶潛看成是晉代遺民這種說法提出質疑[30]。某些學者甚至強調陶潛曾在劉裕（劉宋王朝的開國者）手下任過職這一事實，而這一事實排除了陶潛乃晉室忠貞不貳的遺民之可能性[31]。而另一些人則發現一些被當成政治隱喻來解讀的陶潛詩作居然作於晉室傾覆之前，這樣一來，它們就不能算作遺民之作了[32] 。所有這些對陶氏的新解讀都會使得人性的複雜性和藝術與現實間的溝壑明朗化。
另一個陶潛之謎是那個從不沾染女色的正人君子形象。也許是這個道理，陶氏挖掘性愛主題的《閑情賦》對許多傳統和現代學者來說便成了一個問題。問題之一便出自蕭統，陶潛作品的第一位編纂者，也是第一位批評《閑情賦》“白璧微瑕”的批評家[33] 。盡管道德方麵的考量在蕭統的褒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我想這篇賦本身就像淫靡的宮體詩那樣包含了女性化的話語這樣一個事實，也可能因此導致了他的評價。不管怎麽樣，由於蕭統的批評，在長達數百年間無人敢再對此妄議，直到宋代的蘇軾（被公認為陶潛最大的追隨者），才開始重新審視這篇長期遭人冷落的作品。與但願《閑情賦》不曾存在的蕭統有所不同，蘇軾將它視作卓絕的篇什，其價值可與《詩經》和屈騷相比擬，於是蘇軾在他為《文選》所作的跋文中寫道：《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34]。蘇軾的見解後來博得了清代著名學者陳沆的首肯，後者也稱陶氏的《閑情賦》是晉代最偉大的篇什[35] 。蘇軾以為在《閑情賦》中最可貴的是“真”，這在蘇軾看來是陶潛詩藝的秘訣[36] 。詩中求“真”意味著傳達心聲，雖說它也是通過假麵的設置來達成的。而正是因為有了這份“真”，陶詩才能開啟人的情感，它既真切又費解，既靜穆又狂放。確實，有了《閑情賦》，陶潛似乎才達到了一個練達的新境界，因而也就是一個高難成就的新境界。這樣一個“成就”包含了各種主題和風格實驗的成功糅合。也許這也就是為什麽蘇軾說陶潛之詩“質而實綺”[37] ，這對常見的譏貶陶詩“質樸”之詞是一個絕妙的駁斥。好在許多現代學者都能領會蘇軾對《閑情賦》的重新評價，並繼續提供新的解讀方式。例如，梁啟超曾如此稱讚陶潛的“言情”技巧：集中寫男女情愛的詩，一首也沒有，因為他實在沒有這種事實。但他卻不是不能寫。《閑情賦》裏頭，“願在衣而為領……”底下一連疊十句“願在……而為……”，熨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豔句，也很少比得上。因為他心苗上本來有極溫潤的情緒，所以要說便說得出[38]。此外，朱光潛在《詩論》的“陶淵明”一章中也為陶潛以傳神之筆狀“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深為折服。同樣，魯迅在《題〈未定草〉》中也褒獎陶潛有勇氣挖掘性愛各層麵，使之讀上去幾乎像一篇自白。所有這些現代學者的評語都代表了一種軌跡：逐步揚棄隱喻解讀——包括揚棄蘇軾那種訴諸《詩經》的道德權威——而趨向更變幻莫測、更深入人意、更豐富、更實在的解讀。結果是，當我們欣賞文本本身時，一個更具人情、更可信的詩人陶潛的形象便浮現出來。不過，我在這裏應當補充的是，事實上，早在明朝，鍾惺之類的批評家已經開始探測陶潛詩藝的複雜性[39]。尤其是孫月峰聲稱陶詩“真率意卻自練中出，所以耐咀嚼”[40] ，因而其平易的印象也隻不過是假象而已。與陶氏平淡詩風之謎緊密相連的，是一個為自己的小庭院和田園生活所陶醉而怡然自適的隱士。陶潛是否曾為他決定退居後悔過？他是否有時候也想過另外一種生活？我們已看到自清代以降，批評家開始質疑陶潛作為一個隱士的單純性——例如19世紀詩人龔自珍在《舟中讀陶詩·其二》中把陶潛當成有經世之抱負的豪傑之士，可與三國時代的諸葛亮相比：很顯然龔自珍並沒有把陶潛當作一個平淡的人。對龔氏及其同時代人而言，陶潛代表了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有出仕的淩雲之誌卻扼腕而棄之——都是因為生不逢時。他們相信在陶潛身上有一股孤立無援之感，盡管很微妙，卻是報效無門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典型特征。而這一微妙的落寞感正是陶潛對魯迅如此有魅力的地方。有一點幾乎所有的陶學學者都忽略了——直到近來學者李華才提醒我們，那便是這樣一個事實：早在唐代，詩人杜甫便已對陶潛作為一個恬然自樂的隱士形象提出質疑。但不幸的是杜甫之言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被誤讀，而他對於陶氏的見解也遭誤解。這也就是杜甫在其《遣興五首·其一》中所說的有關陶潛的話：據李華所說，杜甫在這幾句中要傳遞的是這樣的信息：“陶淵明雖然避俗，卻也未能免俗。何以知之？因為從陶的詩集來看，其中很有恨自己一生枯槁之意。”[41] 這裏，李華將杜甫詩中的“枯槁”解作“窮困潦倒”是很有理由的，因為陶潛在他自己的第11首《飲酒》詩中用了同一個詞來形容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之窘迫：李華以為，陶潛在指出顏回為其身後浮名付出了高昂代價的同時，或許也在針對他自身的潦倒做自嘲。這也自然可以聯想到杜甫在提到陶潛時，也會有一副自嘲的口吻。因此，當杜甫在試圖揭開陶潛的麵具時——以一個甘於清貧的理想隱士的麵目出現的所謂“陶潛”，杜甫實際上也在做自我曝光。確實如此，杜甫終其一生窮愁潦倒，也自然而然會自比陶潛。有鑒於此，浦起龍在評解杜甫《遣興》時指出：“嘲淵明，自嘲也。假一淵明為本身像讚。”[42]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麽杜甫在他的詩作中一再提到陶潛，而實際上，正是杜甫第一個將陶潛提升到文學上的經典地位[43]。
孫康宜、哈羅德·布魯姆和學生(1998年12月2日)
然而問題是，正如李華所指出的，在過去的數世紀內批評家一直在誤讀杜甫，實際上這是對杜甫解讀陶潛的誤讀。由於批評家常將“枯槁”解作“風格上的平淡”，他們自然而然會認定杜甫以其《遣興》一詩來批評陶潛的詩風。這種誤解導致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其《詩藪》中以為“子美之不甚喜陶詩，而恨其枯槁也”[44] 。 後來，朱光潛也沿襲了胡應麟的說法。直到1992年李華出版其專著《陶淵明新論》，學者才開始重讀杜甫。這一有趣的誤讀實例證實了我們的想法，即經典化的作者總是處於不斷變化的流程中的讀者反饋的產物。據我們所知，陶潛其實是很在意讀者反饋的那樣一種人，正如他在其《飲酒》組詩序中所言，他讓朋友抄錄其詩作（“聊命故人書之”）。盡管陶潛在說這話時用了一副謙遜的口吻——不過是為博得朋友的“歡笑”而已，毫無疑問他還是很在乎他作品的流傳。而且，正如戴維斯所指出的，陶潛同其他許多中國詩人一樣都在“營造自我的形象”。對讀者而言，陶潛自我形象中永葆魅力的一個側麵就是他對自己的誠實，即便在他惶惑的時候他也沒有違拗自己的良心——甚至是在他饑寒交迫時：……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正是靠這份自我的挖掘，陶詩的讀者才使得他們自己與詩作間有親密無間之感。故而許多讀者在窘迫之際便自然而然地轉向陶詩求助，為他們個人的困苦找尋一個滿意的答案。於是，梁啟超抱病在身時所讀的不是別的，而正是陶詩，因而拋出了他的著名的《陶淵明年譜》。20世紀30年代抗戰期間，李辰冬在自家田舍間勤勉地研究陶詩，結果完成了發人深思的陶學著作《陶淵明評論》。當然，也有讀者隻是把讀陶詩當作消遣，諸如丁福保以日誦陶詩而自娛。丁氏為陶集編訂了20多個版本，最終據宋珍本作《陶淵明詩箋注》而知名[45]。誠如宋代詞人辛棄疾在《水龍吟》中所言：“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不錯，總的說來讀者對陶潛的生平頗感興趣，不過更準確的說法也許是，有更多的讀者著迷於陶潛對自己死亡的思索。事實上，沒有作家能像陶潛那樣帶著一份自覺意識來關注現實、達觀和死亡——像他的《挽歌詩》及《自祭文》。下麵一段話應為陶氏臨終前不久的絕筆，它隻能是出自這樣一個人之手，即他對人的有盡天年雖有疑惑，卻又找到了終極的答案：樂天委分，以致百年……識運知命，疇能罔眷。於今斯化，可以無恨。像這樣的一副筆墨，寫來為自己作“挽歌”，在陶潛那個時代恐怕是史無前例的。正如梁啟超所說：古來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時幾句簡單的絕命詩詞，雖然常有，若文學家臨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淵明外像沒有第二位哩。[46]
當然，陶氏之言，是否可做字麵理解，即它是否確係他的臨終絕筆，恐怕永遠也無法肯定。但毫無疑問許多讀者仍然相信這是陶氏的絕筆。據信也正是在陶潛的影響之下，日本詩集《萬葉集》收錄了《挽歌》部以及其他一些像是模仿陶氏預見自己死亡的歌謠[47]。有趣的是，也許正是在陶潛的臨終篇什中，讀者才發現修史者對詩人的傳記描述與陶潛的自我描述正相吻合。顏延之在《陶征士誄》中所描述的陶潛的“視死如歸”也印證了詩人為自己所做的描繪[48] 。 這正是陶氏希望為後人所記取的他的自我形象。然而，他在這篇絕筆祭文的篇終還是禁不住向讀者流露出他的無奈感：確實，陶氏最後這番話是一位經典詩人複雜而隱秘的自我告白。［1］［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經典》(<i>The Western Canon</i>,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第27頁。
［2］見方回的組詩《詩思》中的一聯：“萬古陶兼杜，誰堪配饗之？”
［3］鍾優民《陶學史話》，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6、139、155頁。
［4］參見梁啟超《陶淵明》，1923年首版；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年重印。近來葉嘉瑩也對此表示讚同，見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37頁。
［5］鍾優民《陶學史話》，第7頁。
［6］有關這一點，王國瓔有一段極富洞見的討論，見其《史傳中的陶淵明》，載於《台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0年5月），第200頁。
［7］王定璋《陶淵明懸案揭秘》，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頁。
［8］見梁啟超《陶淵明》，第45—77頁。
［9］據古直的說法，陶潛生於376年，終年52歲。見古直《陶淵明的年紀問題》，載於《嶺南文史》1983年第1期。
［10］A. R. Davis, <i>Tao Yuan-ming (A. D. 365-427);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s </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Vol.1, p.2.
［11］見Kang-i Sun Chang, <i>Six Dynasties Poetry</i>, pp.3-14。
［12］Davis, <i>Tao Yuan-ming</i>, Vol.1, p.2.
［13］王國瓔《史傳中的陶淵明》，第207—208頁。
［14］同②，第216—2
［15］王國瓔《史傳中的陶淵明》，第216—228頁。
［16］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5頁。
［17］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477頁。
［18］參見Davis, <i>Tao Yuan-ming</i>, p.4。
［19］Stephen Owen, “The Self’s Perfect Minor: Poetry as Autobiography”, Shuen-fu Lin and Stephen Owen eds., <i>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i>á<i>ng</i>(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王國瓔《史傳中的陶淵明》，第214頁。
［21］參見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245、264、323—350頁。又見陳永明《莫信詩人竟平淡——陶淵明心路新探》，台北：台灣書店，1998年版，第75頁。
［22］參見蕭統《陶淵明傳》，陶澍箋注《陶靖節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99年版，第17頁。
［23］鍾優民《陶學史話》，第382頁。
［24］參見布魯姆所著《莎士比亞：人的創造》(<i>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i>)<i> </i>(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在該書中他說在一定程度上莎士比亞“創造了我們”。
［25］沈約《宋書·隱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286頁。
［26］蕭統《陶淵明集·序》，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台北：故宮博物院，1991年版，第4頁。
［27］參見［美］海陶爾《陶潛的詩》［<i>The Poetry of Táo Chíen </i>(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第115頁。有關這幾行詩的討論，參見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第225—233頁。
［28］參見陶澍箋注《陶靖節集注》，第16頁。
［29］參見朱光潛《詩論》第13章。
［30］參見梁啟超《陶淵明》，第5—6頁。
［31］例如宋雲彬《陶淵明年譜中的幾個問題》，載《新中華副刊》6卷3期（1948年2月），引自鍾優民《陶學史話》，第183頁。
［32］例如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版，第2頁。
［33］蕭統《陶淵明集·序》。
［34］蘇軾《題文選》，見鍾優民《陶學史話》，第61頁。
［35］參見陳沆《詩比興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鍾優民《陶學史話》，第151頁。
［36］參見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見鍾優民《陶學史話》，第46頁。
［37］參見蘇軾《與蘇轍書》；李華《陶淵明新論》，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
［38］梁啟超《陶淵明》，第13頁。
［39］參見鍾惺《古詩歸》中對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一詩的批語。
［40］孫月峰《文選瀹注》卷13。
[41] 李華《陶淵明新論》，第227—228頁。
[42] 浦起龍《讀杜心解》，引自李華《陶淵明新論》，第228頁。
[43] 鄧杜梁《唐宋詩風——詩歌的傳統與新變》，台北：台灣書店，1998年版，第18頁。
[44] 胡應麟《詩藪》，引自李華《陶淵明新論》，第227頁。
[45] 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1927年版；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重印，第3頁。
[46] 梁啟超《陶淵明》，第38頁。
[47] 參見王定璋《陶淵明懸案揭祕》，第244頁。有關陶潛對《萬葉集》的影響的實例，見《萬葉集》，第486頁。
[48]參見王國瓔《樂天委分，以致百年——陶淵明〈自祭文〉之自畫像》，原載於《中國語文學》34輯（1999年12月），第323—340頁。
孫康宜，美國著名華裔漢學家。原籍天津，1944 年生於北京，兩歲時隨家人遷往台灣。1968 年移居美國，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現為耶魯大學Malcolm G. Chace' 56 東亞語言文學榮休講座教授，曾獲美國人文學科多種榮譽獎金，中英文著作多種。2015 年4 月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強]](https://res.wx.qq.com/mpres/zh_CN/htmledition/comm_htmledition/images/pic/common/pic_blank.gif){kind=spac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