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總統拜登先生說中美元首很快就要在這個月底前舉行視頻會談了。如果確是如此的話，那麽這次的會談背景與以前的幾次會談可以說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的。
以前作為世界一大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歐盟與北約很少突出意識形態的姿態而是以追求經濟發展利益的模糊麵目出現在中美俄之間的。但通過這次的俄烏衝突，歐盟與北約的立場明顯地得到了澄清，世界的政治版圖----再加上鬆散的美日澳印構架----也更清晰地將中俄勢力與美歐為首的聯盟集團的對立形勢逐漸地展現在了世人的麵前。
從對立的格局來說，以目前中俄這樣的相對地是處於較為嚴峻地位的國家來看，如果按慣性常理出牌的話理應是抱團取暖----結成一個政治軍事同盟的，但直到目前為止，這兩個國家不僅沒有結成明確的同盟關係，而且除了軍事方麵無關痛癢的軍演形式和經濟方麵的互惠共濟之外似乎離這樣的意願也還很遙遠。
按著過去的地緣政治的曆史來看，尤其是在近代----在十七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係形成後的曆史來觀察，國際政治----特別是在大國間的政治關係上用聯盟來固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為取外部均勢以平衡各方力量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也是各國政客所熟知的一種策略。為何中俄兩國即使在目前有這樣必要的條件下卻對之熟視無睹呢？這給不少的人帶來了不小的疑惑。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可以在一個係統中分幾個層次來講。
（一）
為了厘清軍事聯盟與國際政治的關係先來談談國際政治的曆史時期的劃分。
現代主權國家作為一種主要的國際行為體的普遍出現是在二十世紀的初期。那麽，上麵為什麽說國際政治關係是從十七世紀中期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時開始的呢？
首先，這是因為在公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的戰爭基本上都是以城邦間的或是被封而建的小諸侯國間的甚至是遊牧族群間的對立形式出現的戰爭，博弈雙方在地緣上的獨立性比較明顯，在文化上各宗教間雖無通融的餘地但也還沒有因飽和而需要擴張的必要----戰爭的目的性比較簡單，欠成熟的技術和組織能力也阻礙了它們獲得寬廣視野的可能，再加上交通的不便，因此尚無大規模聯結的必要也無全球範圍內合力的機會，政治關係隻能是一對一的在狹小的地區以軍事手段為表現方式的相互關係，戰爭結束政治關係的穩定性也隨之結束。
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級地位的帝國----如羅馬，蒙古這樣強大的帝國，在它們如日中天的年代裏，在世界各處也同樣地存在著它們無意影響更無力鞭及的獨立的地區性帝國，如美洲的奴隸製國家，歐洲和中東地區的公國和王國及東亞擁有宗主與藩屬關係的封建帝國，多個互不影響的政治實體存在於同一個曆史時期裏，它們各自的勢力連結性與真正的世界性而言尚有差距，說其是世界級的帝國是因為其時環顧四周尚無因地緣因素會成為其威脅的存在，而非指其在世界範圍意義上存在著相互影響的政治關係，所以它們與自己統治下屬地的關係談不上是國際間的政治關係，與其它獨立於自己的政治實體也無政治意義上的影響力，真正且持久的國際政治關係也就無從談起。
從十七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起，情況就開始起了變化。《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訂立標誌著歐洲三十年的宗教戰爭的結束，而此條約所以能為各方統治者所接受，是因為它為各國的統治者跨越君權神授的王教博弈打下了“統治者的宗教就是民眾的宗教”這一基礎，為統治者決定國家的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取得了關鍵性的輿論勝利與普遍接受的條約性基石。同時，這場戰爭的更大的意義還在於它不僅是最後的一場與領土無關的宗教戰爭也是第一場與領土主權相關的國家之間的現代戰爭，它使領土主權國家第一次成為了占主導地位的政治行為體，國際體係的概念也從此誕生，在此意義上的政治關係才是真正的現代國與國的政治關係。以此為基礎所作的政治研究才會對當代條件下的國家間的政治關係有參考和指導作用。
接下來還有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麽說現代主權國家作為一種主要的國際行為體的普遍出現是在二十世紀的初期呢？
世界範圍內的現代主權國家的大批出現是十九世紀歐洲殖民主義在結束了歐洲封建領主的封建統治後建立起來的擁有特定權力與義務的現代國家的背景下對歐洲以外地區的一次通過經濟掠奪而在不經意間產生的國際政治影響的實踐結果：當時，在歐洲以外的各地區的反封建反殖民的獨立運動都認識到需要有自己國家的主權才能有力地參與到對抗強國的侵略和掠奪運動中去----也就是使用威斯特伐利亞體製的模式中去，不然以一己之力去對付群體性的攻擊----比如國際性的利益或領土的瓜分-----是難以應付的。於是通過領土意識帶來主權概念的文化傳播和建立，有權利與職責指向的現代國家開始普遍地出現了起來。
所以隻有當這樣獨立的主權行為體普遍出現的時候，國與國的關係進入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時代後的相互之間對等的政治關係才具有真正的國際性，我們所講的政治關係才是國際政治關係。一個主權國家與一個宗教轄地或得不到國際上主權行為體的承認的政權是沒有領土意義上的政治關係可言的。譬如，現在烏克蘭東部的那兩個叛亂州，還有台灣地區，他們的名分問題在主權國家成為當今世界主要行為體的體係中就成了個麻煩問題，對外聯盟求援問題就弄成了道義難題。
再說回到歐洲。現在有了現代國家也有了通過條約所形成的國家間的政治共同體，那麽這個對現代國家具有國家間政治關係奠基作用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又有哪些功能或作用呢？這個條約主要開了兩個曆史的先河。一是解除了一直以來由皇帝和宗教教皇所執掌治國的“朕即國家”式的權力並移交給了君主立憲政權；一是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歐洲國家領土專屬權原則，以期用來結束國家間的不平等的攻略關係----用一種相互間有權力和義務的共同體關係來替代。
通過國家主權原則讓民眾有了一種忠誠和歸屬感而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個人忠誠的義務對象為封建把頭或某個貴族甚至是一個主教大人，一旦這些人通過婚姻或交易改變了自己的身份，那麽他們屬下的那些民眾就可能在一宿間跟著從此國人變成了他國人。同樣地，有了這樣共同體製一國想隨便地改變另一國的地位或狀態也會變得不那麽容易，確定關係的和約成了各國的“共主”。
（二）
有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減少了歐洲各主權國家間的摩擦爭紛，這就給了那些歐洲強國為繼續讓自己在與傳統對手的競爭博弈中獲得比對方更多的資源財富方麵有了走向歐洲以外地區的機會和可能。十七世紀的荷蘭和葡萄牙通過在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貿易掠奪讓自己成了首批受惠於《和約》的歐洲國家，它們是最早且是持續時間最長的歐洲帝國；隨後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也把北美的大片廣袤的地區占領為自己的殖民地；再緊接著的是後起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在通過戰爭和工業化以及金融資本的運作讓自己成為了世界性的最強大的國家。所有這一切無不是拜了《和約》帶來的或者說產生的影響或效果。
這樣的勢力外延，除了為歐洲地區的財富的增長外，最明顯的有益之處是從1648年《和約》的簽訂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歐洲地區除了一些局部的短暫的戰爭外，這個區域內部的和平基本上是相對穩定的，沒有革命運動的發生也沒有哪個國家試圖改變地區的秩序。水到渠成的順境使得許多人以為和平是隨手可得的上帝恩賜。隻是在經過了隨後發生的法國大革命的衝擊後人們才開始對1713年在《伍特勒支條約》中曾經提到過的均勢概念重視了起來並從中得到了一個啟示：通過簽訂全麵性的和約----除了比簽訂拉幫結派的盟約可以暫時增強自己力量外----還能獲得相對持久的均勢。因為盟約的結果對不能形成絕對強大的一方來說是不確定的，而和約換來的由均勢產生的穩定於各方都有益。從此，均勢理論得到了廣泛的重視，也成了各國政治家為追求和平去操作國際政治的手段。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這場革命旨在改變國家政體和歐洲地區的秩序，法國的舉國觀點是送君主上斷頭台實行完全的人民主權，這就不能不引起歐洲各君主體製下國家的恐慌。當時法國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停留在巴士底獄的廢墟上，也無視英俄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敵視而是通過拿破侖戰爭對外進行了輸出，目的是以自己的意識形態為整個歐洲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運作體係，讓法蘭西稱霸歐洲，再造如昔日羅馬的輝煌。這樣的輸出對歐洲的穩定的均勢和體係規則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自然就立即引來了其它各國組成的軍事聯盟的抵抗。結果法國的自由民主運動隻能可想而知地以給後人留下了個理念的結局而黯然下場了。
拿破侖法國失敗後，歐洲各國為了防止在本地區再次出現自由民主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出現，推出了一個加強版的均勢體係----所謂的“歐洲一致”體係。應當說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歐洲各國一直都在為本地區的均勢而在做著各種各樣的努力，這是題外話。
這樣的“一致”均勢，對強者來說是既得利益的圍牆，對後起之秀則是暗度陳倉的煙幕。當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歐洲不是沒有均勢體係，而是拿破侖法國不會用，所以才會招致了滅頂之災，會用的國家則將這樣的體係變成了相互鬥法來讓自己崛起的溫床。
一直希望著由普魯士君主來統一德意誌的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善於利用歐洲均勢體係來達到自己目的的一群人，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俾斯麥。以俾斯麥當時的言行來看算不上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者，但他確是實現了讓德國達到了統一的目的。
俾斯麥是個長袖善舞的政治家，一方麵他充分地利用了當時的歐洲各國達成的均勢體係，用不同的砝碼與不同的對手做著看似維護著當時的均衡體係的政治交易，一方麵又極力地轉移著他國的視線使之不因為德國的獲利---諸如從法國得到了駱林和阿爾薩斯----而失去眾人對德國維護秩序的信心。同時，俾斯麥在國內政策上也有效地舒緩著----但又不完全地撲滅----躍躍欲試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之為他的第一目標----有效地建立以德國為中心的新歐洲均勢體係服務。
以柏林為軸心的新大陸平衡俾斯麥做到了，這可以從其一舉將散亂的三十七個國家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德意誌歐洲中心帝國中得到證明。但是他的繼承者卻改變了他的新平衡路線，新的意識形態改變了國家的原來的目標也逆轉了這個政治進程的方向，使德國成為了“一意孤行”的平衡的破壞者----拿破侖第二。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從歐洲兩次努力建立起來的均勢體係中可以看到國際政治中所談論的均勢，無非就是通過國家間的平衡術來避免讓一國霸權。以“歐洲一致”為例，當時就是通過俄國，法國，普魯士，英國還有奧地利這五個歐洲強國間的經常改變各自的同盟關係這樣的方式來進行動態的平衡以保持歐洲地區的力量均勢的，直至這些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的興起讓這些國家無法再在國際事務中承擔相應的責任。
均勢，作為一種和平的手段得到各保守勢力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十八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休謨就將均勢上升為國際政治遊戲中的“永恒和明智的規則“。不過，我們應該要指出的是，均勢並不是靈丹妙藥，它的有益與否還要仰仗於政治家們是否在正確操作。一如前麵所提到的，一國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國家政客可以利用來達到一己之目的的力量，一旦如此，均勢就會受到衝擊更甚的會蕩然無存。譬如前麵已經提到的法國大革命以及後麵將會講到的協約國和同盟國的形成，都無不是政治家們玩弄均勢不成反而弄巧成拙的結果。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有限的均勢並不能阻止大規模的戰爭的發生。所以，說均勢是一種可以達至和平的方式但並不能保證和平的永久性。
但是，我們對此也不應該為此感到意外，因為追求均勢以換取的和平，其最終目的還是可以用來維護自己的發展和生存權利的。而決定對均勢或維持或破壞的取舍則要看形勢的變化和資源的許可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均勢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表現就可以用不同的內涵來進行觀察了。
采取均勢政策，其目的對作為個體的國家而言是為了防止其他國家獲得超越自己的優勢，從而給自己留有超越其它國家的機會。從這個角度出發，均勢政策往往會“鼓勵”意欲平衡力量者自然地加入到相對弱勢的一方中去，而不會過多地考慮衝突雙方的信仰意識或者文化曆史，因為這時候的均勢更取決於行為體的行為和會帶來的後果。舉個例：雖然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但為了維持平衡，該國也可以選擇中立的立場而無需去牆倒眾人推，因為那堵牆倒了以後未必對自己有好處。同樣，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也會在利益的推動下走到同一條戰壕裏去。
在多元的國際政治體係中，人們需要隨機地通過變換自己與其它國家相對的位置----我們常聽說的所謂的“互動”來維持的均勢，相互間的“錯位”可以及時調整由於誤判帶來的風險，這樣的均勢常常發生在各方對當下的處境和地位相當滿意或者沒有主動出擊的意願的環境中。
另外有一種均勢是由一種預先準備好的措施來約定的，所謂的約定就是一旦有事就各方都有義務去恢複原狀而非屆時的應對義務。它的長處在於維持原狀以保持達成協議時的原始狀態，大家都沒有損失也不會通過得益而成為霸主。據說日本對”周邊有事“的概念就是以此為基礎的。至於在這個問題上什麽是原狀就比較模糊了，不過這個模糊部分也不在本文的題意之下。
還有一種均勢不是從力量的對比出發的---因為這比較難以掌握和評判，而是從事前權力的分配上來觀察的，因為隻有當決斷時各方的權力是均等的，事情才會有公平解決的可能。因為在以實力為前提的世界裏比常見的例子大都有一個共同的故事：弱小國家被關在會議室的門外，等會議開完了才被叫進門去為一份已經擬定好了的給列強割地賠款的“認罪書”上去簽字，這常被後世所病垢。不過，以權力維持均勢也有不同的釋義，一種是絕對權力平等---比如一國一票；一種是霸權平等----先有老大而後才會有小弟們的公斷標準。
通過對從理論，體係，政策和權力各角度的分析觀察，不難發現均勢本身就是個可以通過不同手段去達到發展自己並平衡他人目的的政治工具，本質上是曆史進程中的一個以平和形式出現的政治過程，能不能用，會不會用，善不善用，怎麽用，端看各自的需要和本事了。如果有人要說是公益事業，那基本上是來給雞拜年的黃鼠狼了。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和平是均勢的結果，而不是某個主義的成就。即使某個勢力取勝了，其內部也會產生出新的對立勢力來形成新的平衡均勢，就像黑格爾的辯證法所說的：舊有的矛盾消失了，新的對立麵又會在原有的基礎上升華出來。我們可以看到，二戰以同盟國的徹底勝利宣告結束，結果美蘇又開始對立，社會主義一塊鐵板了，中蘇又分家了。因此，將來如果真有地緣政治上的“東風”或“西風”的勝負，那也不會永久地是一邊倒的世界，因為那將會是一個悲慘世界。
（三）
前幾天基辛格博士在告誡拜登總統，對立的目的是不可能通過對抗來實現的，在中美對立中要保持一定的彈性。其實作為外交專家的拜登又何嚐會不知道彈性的重要性，隻是他的均勢尺度可能會與學界的期待有所不同，等待的條件可能不是基辛格所能想象的，畢竟現在的世界形勢已與尼克鬆時代大不相同了。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彈性一詞從基辛格博士的嘴裏說出來，說明彈性在均勢博弈中的關鍵性，尤其是在無法完全消除對抗或可能兩敗俱傷的結局下的重要性。
均勢對各個國家的和平與發展或者是其它的目的是如此地重要，那麽均勢是如何形成的呢？
理論源自實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信，基辛格的均勢理論就是來自於在上麵第二章節中提到過的十九世紀歐洲均勢的實踐----不斷地變換同盟關係的動態均勢，不過可以相信的是從1815年到1914年這一百年裏的現代條件下的國家體係所經曆的歐洲曆史上最長的沒有世界性大戰的和平會給所有研究世界政治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的。因此，可以讓人用曆史來證明的是，均勢是由不斷地調整中的同盟間平衡關係所形成的。
如此，我們就應該關注一下同盟關係的問題了。也確實如此，人們是不可能對為形成均勢服務的基本元素----同盟視而不見的。
同盟，會有很多的形式，譬如經濟形式的同盟：金磚五國及各種形形色色的經濟互助條約組織，但最主要的還是以軍事同盟為主要角色。
軍事同盟的結構關係有兩種情形，或者說兩種形式。一種是橫向的形式，一種是縱向的結構。前者即結盟的各方權力和義務都均等，以獲得利益相同的結果。事實上這是不現實的，因為結盟的各方本身的實力條件和目標就不太可能完全相同；後者則與之相反：即由最具實力的一國任霸主為其它國家製定模板，在這樣的體製中均衡的穩定局麵就會自然形成----這就是著名的霸權穩定理論。比如在朝鮮戰爭中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的共同行動，現在的北約結構也是如此。總之，這些均勢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或近或遠都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的不同的形式中得到過檢驗，後人對其並不陌生。
但在國際政治中追求齊頭並進的多元化是困難的，因為國際政治不同於國內政治。在國際事務中，各主權國的頭上是沒有一個具有主權的政治實體的，多元化在實際的利益麵前隻能是混亂化，國際政治多元化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麽一貫主張多元化的國家，自己在國際政治中實際上也是通過各種措施在追求著霸權地位。國際政治多元化隻不過是一種煙霧，是一個追求霸權的過程。因為，在威斯特拉伐利亞體係中-----缺乏主權領導者的體係中梯次形式的同盟關係才會導致穩定。不過，也正因為目前的世界從1648年以來一直是處於無政府的威斯特伐利亞條件下的狀態，所以，除了出於倫理的因素而對各種使用的手段可以有各方可圈可點的指陳外世界各國追求霸權的願望也是無可厚非的。
基辛格善於從曆史中尋找經驗，中國人也善於從曆史中吸取教訓。今年7月21日在阿斯彭戰略安全論壇上，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先生就說過“冷戰是曆史性的悲劇”這樣的話，這充分說明中國政府對曆史的教訓是相當地重視的。
前幾年中國就曾因開放的需要及時地宣稱不輸出革命，有沒有人信，那是另外回事，但它很有可能是注意到了拿破侖的曆史教訓。目前的中國大陸尚處於厚積薄發的過程中，為完整地完成戰略轉身的目的，不招人不惹事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上策，這是有曆史的經驗可依據的。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意氣風發要做歐洲的霸主，把法國革命的理念推向整個歐洲大陸。這就不是一國之事了，而是觸動了整個歐洲舊有的體製的秩序了，這不可能不引起各國政府的恐慌。於是各國軍隊組成了聯軍----這時的歐洲成了勢不兩立的兩極世界，不再有均勢的可能了----於滑鐵盧擊敗了這股會衝擊歐洲原有體製的新生力量。作為對比，同樣是作為崛起的新生的德國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就做得相對地聰明，使歐洲從拿破侖時代進入了俾斯麥時代，這可能也是中國方麵會借鑒的經驗。
在一個沒有選擇餘地的兩極充分對立的地方，任何的政治或軍事上的風吹草動都會將條約的各國牽入其中，從而引發大規模的熱戰。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中俄結盟，容易形成世界的兩極化，而兩極化則會讓國際政治徹底地失去彈性。前麵說過，由於俾斯麥靈活的外交手腕，使德國在充滿彈性的均勢環境中順利地崛起。與之相反的是其繼任者的國內國際政策卻讓鄰國充滿了憂慮。這樣的憂慮終於在1907年相繼變成了現實：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的相繼出現----德意奧匈帝國同盟條約的續簽和英法俄協約國的成立，歐洲的均勢體製徹底地失去了彈性。均勢體製失去了可以平衡的第三方，世界大戰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值得強調的是，不要以為締結同盟僅僅是為了對付對立集團的一種方式，它同時也是可以用來製約自己盟友的一個有力的工具。
當下，歐盟雖說是一個獨立組織，但基本上是美國的同盟者，再加上美日澳印的新太平洋結構。如果中俄結盟，世界上其它地區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麽軍事力量可以成為平衡美歐與中俄兩大集團的力量了。而兩極化的結果就是直接的對抗。
在目前的形勢下，若中俄組成同盟基本上在世界格局的範圍內是無法對抗美歐組成的軍事集團的壓力的，所以無論是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全麵對抗還是為了爭取時間以壯大自己的力量，中俄都沒有理由讓這樣的聯盟成為美歐焦慮的對象的，對此，秦剛先生安撫西方說“中國不是蘇聯，中共也不會是蘇共”。崛起而暫不破壞東西方的戰略穩定可能也是中方會考慮的一個因素。
同樣還是在7月21日的這個論壇上，秦剛先生還再次明確地表示“中俄兩國不會結盟”。但，沒有成立正式的聯盟，並不等於不能行聯盟之實。現在中俄間的合作盡管隻是明麵上的軍事演習或是經濟上的互相幫助和道義上的相互支持但並不影響到它們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實質性的隨時可以連結的力量對峙----比如前一陣在俄國舉行的一個由多國軍隊參與的軍事演習中就有中方出動徒手軍人操作俄方提供軍事裝備這樣的為實戰準備的演習項目，而這樣的“不會結盟”的許諾表象卻能不激起民主輿論的對立情緒，不給好戰的現實主義政客以尋釁的借口，實在是為一舉兩得的節製措施。
關於一舉兩得下的中俄不結盟的另一個重要的隱形利益，還在於如前所提的對中俄這樣的目前尚有各自地區利益需要維護的國家來說更是不值得殺雞用牛刀地去結成聯盟造成與美歐對立的世界規模的集團而引狼入室----來解決諸如東歐小國問題和台海問題這樣的地區問題，這樣地各自解決眼下的當務之急不需要結盟的力量，還能避免給西方集團以形成國際間的恐慌作借口而爆發直接衝突。這是台灣問題和烏東地區一直被中俄政府強調為是國內性和地區性問題的一個原因。關於現代主權國家間對等的國際地緣政治關係與封建宗教割據政權之間的疆土利益隸屬關係之區別在本文的第一章節已有介紹，這裏不再贅述。
除了以上的這樣和那樣的因素外，畢竟國與國之間能永遠的終究是利益的關係。中俄這兩個在曆史上恩怨交加的鄰居究竟還是有那些舊有的曆史因素會影響到它們的可能的結盟關係的----即使現在有了明確的邊界劃分，但是曆史上的賬在一定的條件下重新算不是沒有可能的也不是沒有先例的，俄國人對此也應該是會有所顧忌的，當然這對同盟的形成也是有著陰影的。
另外，中俄出於自身的實力和目前在國際政治中的位置，都是主張國際事務和利益多元化的國家，當然心知肚明地會對與對方結盟的結構及前途後果有各自的預計，對雙方結盟的“投入產出”當然會有自己的衡量。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過相關經驗的中俄兩國不會對此視而不見的。所以不貿然宣布同盟應該也是有從考慮結盟的雙方內部會有的潛在可能出發的長遠計議的。
除此以外，中國或俄國，在無法與美歐直接對抗的情況下，采取不結盟以避免成為對抗對象的同時，也可以讓自己有機會成為一個靈活的第三方的平衡力量，以更好地爭取自身利益和時間或間接地為友方解套----德國之聲就這樣評論道：中國政府在美俄的對抗中兩邊都在下注，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在這次的俄烏衝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其實，這不僅是一種國際政治的手法，也是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習慣的。出於這樣的目標，秦剛就明確地在阿斯彭戰略論壇上表示了對相互對抗的冷戰曆史悲劇重演的擔憂，同時也對其它任何願意共同推行國際政治民主化實行政治多邊主義的國家表示歡迎就是一個很好的注腳。在即使結盟也沒法取得優勢的情況下，倒還不如在不影響暗通款曲的狀態下取形式上的均勢態勢來得有利，這樣至少還能留有新組合的想象來作為待以將來討價還價的交易空間。
因此，在歐盟和北約已經明確選邊站隊的情況下，為發展尚需充實的國家實力而爭取必要的時間和鞏固既得的地區霸權地位計，中俄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采取將導致讓國際政治關係步入缺乏彈性而失去目前尚能維持的均勢的同盟立場的，這樣的不得已而為之地製造給自己留下可以有回旋餘地的多方均勢格局應該是當前中俄在承受著巨大逆向的國際政治軍事壓力的博弈中最好的選擇了。
七月底的這次會談是否能如期舉行，中方似乎還沒有給出確切的答複，但今天談還是明天談這無關緊要，因為形勢比人強，該談的時候有關各方自會坐下來談。緊要的是明天的這個世界將會是個宿命地向世界大戰走去的兩極世界或是個由各國明智地共同維護的均勢社會，讓我們看看中美兩國透過這次的首腦會談會給出怎樣的智慧來----能不能跳出曆史的循環走出一個新格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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