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幾年前我和朋友做網站的時候，聚集了山南海北的一大圈網友。每次回國，不免會聚幾次，多半是聚餐，狂聊三個小時左右結束。有一次聚餐恰好離我的住處很近，我就約大家到我那裏坐坐。有一半的人告辭了，餘下的六七個就很熱烈地說著話，走在溫暖熙攘的街上。雖然在論壇上用真名或者披著一件馬甲彼此說過許多，在生活中大多數人彼此並不熟識。我固然遠來是客，卻總是聚會的由頭，那天晚上我更是要盡一點地主之誼，招呼著每一個人。平常潛水的我，網友聚會時因此會恢複一些年輕時代的話癆習慣。大抵在虛擬世界能夠滔滔不絕暢所欲言的人，在現實中多是內向沉默的，需要有人先營造氛圍才能呈現真麵目。通過網絡相識的朋友，往往在興趣與話題上有著更多的一致，聚在一起一旦聊起來，時間就會拖得很長。與平常不同的是，那天晚上我隱隱約約覺得有一雙眼睛在注視著我。
我和亦真是第一次見麵。她是一個安靜柔和，玲瓏袖珍的八零後女孩，個子不高，穿著樸素，在一群人裏並不起眼，但五官清楚精致，讓人覺得舒服，抬起眼睛看人的時候還有一絲好像受了驚嚇的表情。我覺得她看上去有些熟悉，想必是在論壇上來往了相當一段時間的緣故吧？她在那裏很活潑，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也很能講的文藝女青年，對詩詞、音樂、電影都很熟悉，據說還能拉一手很好的小提琴。我曾經邀請她擔任詩詞版版主，但是她堅決不答應。其實她不僅能寫詩詞，而且讀過許多明清幾乎被遺忘的作品。有一次我提到王次回，一位直到民國初年還曾經很流行如今很少有人知道的詩人，被比附為中國的波德萊爾，亦真立馬貼出了他的《浣溪沙》：“一寸心期百尺樓，明河界作兩邊秋，銀屏掩過月初收。鬢態易迷花影亂，衣香暗接水光悠，簾垂背麵也堪愁。”聚會時她是說話最少的一個，我走過去誇獎她小令寫得很好，她的臉一下子刷地紅了。我問她大學是不是中文係出身，她說“李老師，不好意思，我學的是經濟，現在沒有人去讀中文係了”。我又隨便和她聊了幾句，她告訴我在芝加哥讀過兩年書，拿了一個工商管理碩士（MBA）就海龜了，現在在波士頓谘詢公司做事。我說那可是非常著名的公司，應該不容易進去的。她說“唉，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實際，不像您們八十年代那撥人忒理想主義”。我說其實蠻不是那麽回事，每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都自願或者自覺不得已地活得很實際。午夜散場時，亦真忽然告訴我，她的父親也是七號大院的。
七號大院是1949年以後北京城裏圍建的諸多大院之一，裏麵既有前清時的府邸，也有民國時的官廳，五六十年代不免又增添了一些仿蘇式不土不洋的樓房。大院裏的住戶也是前清遺老、留用職員、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勤雜人員等三教九流。我問她的父親是哪一位，她說了一個我從沒有聽到過的名字；我又問她父親是哪年生人，知道比我大幾歲後，就覺得釋然了：大院裏有那麽多孩子，不同年齡段的彼此不認識很正常。
過了一個星期回到芝加哥，繼續我下班後淘黑膠、聽音樂、洗唱片的夜晚。聽著邁克爾·拉賓演奏的《流浪者之歌》，我眼前忽然一亮，想明白她像誰了。放下手中的黑膠，我給亦真發了個短信：“令尊是不是隨母姓？”
二
老人們常說七號大院風水不好，院子裏常死人，而且經常是自殺。一進門那棟哥特式大樓，雖然巍峨，卻是古舊陰森。小時候聽大孩子講福爾摩斯故事《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就是在這棟樓的回廊裏。某一個晚上，一盞燈都沒有，一群小孩子聽他講得毛骨悚然的時候，忽然一道灼眼的亮光，照著伸出來的舌頭白晃晃，小孩子們大叫四散而逃。我腿腳不靈光，跑起來最慢，下台階時還摔了一跤，倒摔明白了：不就是講故事的大孩子在嚇唬人嗎！
在回廊的盡頭，據說五十年代初有人在那裏上吊。近二十年過去，夜裏從那兒走過，還會有一個穿著白衣的女鬼出現。雖然居委會主任大媽在開會時專門辟過謠，說那都是瞎掰，是迷信，可是晚上如果捉迷藏走到那附近，還是忍不住有點哆嗦。不可思議的是，這棟樓盡管早就成了筒子樓，住著雜七雜八人等，靠盡頭四五間屋子卻一直沒有人住，好像是資料室、儲藏室一類地方。大約是在1969年初，天氣還很冷的時候，最把頭的一間屋子忽然燈亮了，不久就聽說是一對姐弟住了進去。母親告訴我：瑩瑩和小弟是一對失去了父母的姐弟，他們的父親張教授是從美國回來的，自然被打成了“特務”，在兩年前和妻子一起自殺了。
我第一次遇見他們是在大門口，揣著網兜去買菜的路上，頓時眼睛一亮。，姐姐穿一件很舊、已經洗的發黃的軍上衣，紮了一條腰帶、戴了頂帽子，頭微微揚起，乍看像個女民兵。弟弟跟在後麵，比姐姐矮，出奇瘦小的身材和腦袋不大成比例。給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一張臉眉眼如此秀氣，麵白唇紅，還是一頭微黃的卷毛，如果不是已經知道他是個男孩子，真會覺得遇見了一個漂亮姑娘。姐姐發現我在盯著他們看，就瞟了我一眼，那眼神有點厲害、有點滿不在乎。不過她一看我比他弟弟還小，而且一望而知不中用無害的樣子，就把眼睛飄了過去，倒是他弟弟也盯著我看了一會。
“自絕於人民”者的後代，多少類近於麻風病人。他們很自覺地不和別人主動說話來往，反而引起好奇心。關於瑩瑩的故事在流傳，據說大院裏幾個有名的“壞孩子”有一天把她截下來，要和她交個朋友。瑩瑩的反應是一抬手，誰都沒看清楚是怎麽回事，就把領頭的剛虎撂倒在地上。具體情節自然是越傳越邪乎，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虎背熊腰的剛虎如今帶著他的幾個小弟兄跟在瑩瑩後麵，清一水地騎著閃亮的永久牌或飛鴿牌自行車，在大院裏穿梭而過，然後就衝到大街上去了。
七號大院裏有幾百個孩子，足夠形成一陣子一陣子的流行。那年流行的是小提琴，幾乎走過每個單元，都能聽見某層樓裏穿出嘔啞嘲哳的琴聲。那是一個每天早晨六點鍾廣播站高音喇叭就震耳欲聾的時代，所以沒有什麽其他聲音會讓人覺得難為聽。除此以外，對於孩子來說，那倒也是一個自由自在的時代，尤其像我這樣從小輟學在家的。大人自顧不暇，我經常連個招呼都不打，就溜出去一天，天黑後才回家。在一個黃昏，可能是僅僅出於無聊，就在院子裏轉悠，走到了回廊盡頭，聽見了非常好聽的小提琴聲，也不知道是什麽，但我就是站住走不動路了。
那時北京的春天雖然偶有風沙，大多數時候還是晴空萬裏，空氣清新。說暖就暖，一下子就到了穿單衣的日子。我的好朋友告訴我，院裏的孩子們約好在後花園比小提琴，我記不清他用的是不是“茬琴”這兩個字，但是要較量一下的意思是很明確的。我的朋友也是學得很賣力的一個。還專門要他爸爸去找了一個據說在中央樂團拉小提琴的老師。那天晚上後花園裏來了上百個孩子。在我的記憶裏是空前絕後的。大院裏的領袖人物，是一個已經在工廠裏當工人的老初中生。他站在後花園久已荒蕪的花壇上，兩手揣在口袋裏，嘴裏叼一根煙，很有風度的甩一下頭發，然後講了幾句話，大意是說大家是通過小提琴會會朋友，交流交流，不是比高低，友誼更重要等等。新月升起的時候，一陣接一陣的琴聲飄在後花園中，真是一個難忘而美好的夜晚。尤其難忘的是，小弟背著小提琴，低著頭有些畏畏縮縮地走上花壇，可是他一拉琴，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舒展自在，渾然忘情。他演奏的樂曲其實我已經在窗外聽過好幾遍，但不曾這樣真切動人，回腸蕩氣。曲畢，停頓了幾秒，鍾花園裏的孩子們都情不自禁地開始鼓掌，而弟弟又回到了原來拘謹局促的模樣。
三
亦真有時會問我七號大院的事情，我問她為什麽不問爸爸？她說問過，但是她父親告訴她記不得了，什麽都不說。我聽了也隻好說離開四十年其實好多事情記不清也很正常。
我問“你大姨怎麽樣了？”
她說“我大姨在美國呀，有三十年了吧。不過我隻見過她兩次，都是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她從來沒有回來過”。
“你大姨住在什麽地方啊？”
“她在威斯康辛州的一個小鎮上，她過得怎麽樣，在做什麽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隻知道她嫁了一個老美，成了一個非常虔誠的教徒，好像在做社會工作者。她跟爸爸來往也不多”。
威斯康辛州離我不遠，我就向亦真要了她大姨的地址，想著什麽時候路過那裏時去看望一下。第二年夏天，我真的路過密德爾頓，一個離湖不遠的小鎮。我一時興起，就停下車用手機上網找出了地址，然後就開到她家門口。一棟小小的兩層別墅，園子剪得整整齊齊，在中西部郊區再常見不過的樣子。小區樹木蔥鬱茂密，安靜無人，是那種適宜居家、適宜老去的氣息。我在街上停了一會，看不出她家裏是否有人，貿然敲門見麵懷舊的興致卻漸漸淡下來，最終我驅車離去，把湖水留在身後。
又過了兩年，微博興起，論壇雲散。和亦真久無聯係，忽然有一天收到她的短信：“我和爸爸下星期去芝加哥，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見到您？”一來二去，我們最後約好在城裏一起吃個飯，然後開車帶他們兜兜風。這樣我又一次見到亦真，得知她新婚不久，先生是谘詢公司的同事，自然免不了祝賀，看上去她變化頗大，多了幾分少婦的成熟與職業女性的幹練。她的父親王子梵，禿頂，一身黑衣裁剪貼身，品牌高尚，沉默寡言，目光堅定。除了身材瘦小以外，看不出一點小弟的影子。
說起小時候是一個大院的，他微微一笑，眼神變得柔和，但是很誠懇地告訴我那一段時間的事不知道為什麽現在想不起來了。“我們做生意的人，和您這樣的文人不同，過去的事就不想了，隻考慮現在和以後的情況”。我問他瑩瑩為什麽一直沒有回去過，他看了看我說：“我姐姐的性格很固執，她不肯相信國內這三十年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她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八十年代，再也不肯往前走了。”
“她去插隊，後來又去哪兒了？”
“她沒有去插隊，是去的黑龍江建設兵團。在那兒呆了八年才回來，身體不行了，就在街道上又呆了幾年，後來就出國了。”
我們一麵兜風，一麵有一搭無一搭地聊著。
“亦真在文學方麵很有才華，聽說她小提琴拉得也非常好。”
王子梵很開心地笑了：“是啊，她小提琴天賦很不錯，她的老師很希望她考這個專業呢。”
“會不會覺得可惜呢？”
“嗯，有時候有一點吧。”
那天的芝加哥市內觀光，結束在夏夜的海軍碼頭。坐在湖邊長椅上，溫暖的風習習吹來。深深的湖水閃動微光，回望城市，滿岸樓影燈火。
四
可能是1977年吧？文革已經結束了一段時間，調頻台裏開始播放古典音樂。有一天我忽然聽到了小弟拉的那首曲子，渾身振顫了一下。我聽到了薩拉薩蒂的名字，知道了在遙遠的美國有一位偉大的小提琴家名叫海飛茲。聽到《流浪者之歌》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小弟，想他不知道流浪到哪裏去了。不過後來我自己走了不少地方，聽了太多的古典音樂，從室內樂到交響樂，越來越無標題，反而很少再聽流浪者之歌這樣的作品。直到開始收集黑膠，有一天偶然遇見這張邁克爾拉賓的10寸盤單聲道唱片。這位在36歲上就不明不白夭折的天才，琴聲裏有一種令人著魔的氣質。聽著聽著，自己仿佛也染上了吉普賽的心情。離開北京三十年後，回去找不到一點故鄉的感覺。七號大院已不複存在，一幢幢高樓沿街而起，擋住了大部分陽光，大部分的記憶也在物換星移之間消失在陰影裏。
小弟茬完琴後，似乎在大院裏更加孤立了。他從來不出來和別人玩，偶爾可以看見背著小提琴盒孑孑獨行。我有時候會在晚上到他們住的房間外麵，望著裏麵透出的昏黃燈光，聽他拉那首曲子。不知不覺中，我在回廊盡頭不再覺得害怕了。我有一次鼓起勇氣對小弟說：“我很喜歡聽你拉琴”。他對我笑了笑，什麽都沒說。打那以後，我們在路上碰見，彼此都會朝對方笑笑。
“九大”勝利閉幕，大批的知識青年開始離開北京去農村插隊或者去邊疆生產建設兵團，“廣闊天地，大有可為》”我也曾經去火車站送哥哥，“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有標語口號、有豪言壯誌，還有忍住的淚水、忍不住地抽泣。瑩瑩走了，她沒有父母，隻有一幫小兄弟給她送行，我能夠想象她是仰著頭離開的。剛虎不久也走了，去了一個相反的方向，據說在火車站哭得稀裏嘩啦。瑩瑩走後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又到了他的窗下，那天他的琴聲好像分外憂傷。
夏天，院裏院外打過幾次群架以後，仿佛換了一個朝代。新當上孩子頭的幾個，據說拳頭、板磚、鏈子鎖都更硬。一個悶熱的下午，我從外麵回來一進大院門，就看見路中間醒目而孤單地躺著一個被摔成兩半的小提琴盒和一把已經被踩爛的小提琴。從此以後，回廊盡頭的那間屋燈光也再不曾亮起。聽說他是被趕走的，也有人說他是自己走的，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裏。時光過得很快，大院裏人又很多，不多久小弟的名字就很少被人提起了。又過了一年，我自己也離開了七號大院。
我再也沒有見過小弟，王子梵也沒有承認他小名是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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