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哲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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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事實不能改變我們的想法？

　　作者：伊麗莎白·科爾伯特
　　王培/譯 培理講到底

　　本文譯自《紐約客》。作者伊麗莎白·科爾伯特，自1999年起為《紐約客》
撰寫專欄文章，憑借非虛構作品《大滅絕時代》（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榮獲2015年普利策獎。奧巴馬和比爾·蓋茨都是《大滅絕
時代》的忠實粉絲。科爾伯特擅長通過講故事或者運用現實案例來表達觀點、傳
播思想，《大滅絕時代》如此，本文同樣如此。不讀到最後，你根本不知道這其
實是一篇政論文章！至於科爾伯特在本文中所展現出來的信息整合能力和觀點表
達技巧，作為普利策獎得主，大家自己讀完，自己體會吧！如果沒體會到，那隻
能說明………………是譯者翻譯的問題！

　　（本文不用於商業目的，僅供交流學習）

　　1975年，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邀請一組本科生參加了一項關於自殺的研究。
每個學生手裏都握有若幹對自殺遺書。每一對遺書中，有一張的內容是某個人隨
意寫上去的，另一張的內容則是真實的自殺者所寫的。研究人員要求學生們分辨
出真的遺書和假的遺書。

　　有些學生發現，他們很擅長這項任務。在25對遺書中，他們正確地分辨了24
對。而另一些學生則對自己的工作深感失望，他們隻正確分辨了其中10對。

　　與通常的心理學研究一樣，這次研究的整個過程是一場精心安排的“騙局”。
盡管的確有一半的遺書是真實的——它們是從洛杉磯郡喪葬機構那裏獲得的——
但學生所得到的測試成績卻是假的。平均而言，被告知幾乎全部辨認成功的學生
並不比被告知多數都辨認失敗的學生具有更好的辨認能力。

　　在這項研究的第二階段，研究人員向學生們曝光了第一階段的“騙局”，然
後告訴學生，第一階段研究的真實目的在於，在研究人員人為認定他們辨認成功
或失敗之後，測試他們的反應（當然，這一說辭也是假的）。最後，研究人員要
求學生們預測他們真正成功辨認了多少次，以及所有學生成功辨認的平均次數。
這個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第一階段成績得了高分的學生相信，他們事實上
很好地完成了辨認工作——比平均成績要高得多——盡管不久前他們才被告知，
他們與其他學生的成績沒有多少差異。相反，第一階段成績得了低分的學生則相
信，他們的真實成績比平均成績要低得多。然而，得出這一結論同樣毫無根據。

　　研究人員敏銳地觀察到：“一旦形成先入之見，這種成見就會相當頑固。”

　　幾年後，又有一組新的斯坦福大學學生被招募從事一項相關研究。學生們拿
到了兩個消防員的一組信息，一個名叫Frank K.，一個名叫George H.。Frank的
個人信息顯示，他有一個年幼的女兒，他還很喜歡潛水運動。而George有一個年
幼的兒子，他很喜歡打高爾夫球。研究人員對兩個消防員進行了風險偏好測試，
提供給學生的信息中包括了消防員對該測試的反饋。根據其中一個反饋版本，
Frank是一個成功的消防員，因為他幾乎總是作出最安全的選擇。而根據另一個
反饋版本，Frank是一個失敗的消防員，他幾乎總是作出最安全的選擇，但卻因
為這麽做而被他的上司警告過若幹次。研究進行至此，學生們再次被告知，他們
所得到的信息全部是假的。然後，研究人員要求學生描述他們對於消防員的看法：
他們認為一個成功的消防員對待風險應該具備什麽樣的態度？得知第一個反饋版
本的學生認為，成功的消防員應該回避風險。得知第二個反饋版本的學生則認為，
消防員應該擁抱風險。

　　研究人員發現，盡管學生們已經被告知“他們所獲得的信息完全是假的，他
們還是沒有對自己的看法做出適當的調整”。在這一案例中，學生們的表現“尤
其反映了他們的先入之見”，因為前後兩組矛盾的信息根本不足以讓他們得出明
確的結論。

　　斯坦福大學的這項研究很快就出了名。1970年代的學術界對於人們無法做到
理性思考感到十分震驚，而現如今的學術界對此早已不再驚訝。之後數千項實驗
證實了（詳細闡明了）這一發現。正如每一個跟進這項研究——或者是偶爾瀏覽
《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期刊——的人所知道的那樣，任何一個心
理學研究生都能證明，貌似很理性的人通常完全不理性。這一洞見尤其適用於今
日世界。然而，一個根本的困惑在於：我們為什麽這麽不理性？

　　在新書《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哈佛出版社出版）中，認
知科學家Hugo Mercier和Dan Sperber試圖回答這一問題。Mercier在法國裏昂的
一家研究機構工作，而Sperber現就職於位於匈牙利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他們指出，理性是進化的產物，就像雙足行走或三色
視覺一樣，它產生於非洲的熱帶稀樹草原。人們必須從進化的角度去理解理性。

　　忽略認知科學方麵的專業術語，Mercier和Sperber的論證大致如下：人類相
比其他動物的最大優勢在於，人類具有合作的能力。合作通常難以建立，而且也
很難維係。對任何個人而言，“搭便車”總是最理想的行為。人類最早發展出理
性不是為了讓我們解決抽象的邏輯問題，或者幫助我們從不熟悉的數據中總結出
規律，而是為了幫助我們解決在集體合作中所遇到的問題。

　　“理性是從高度社會化的人類中進化出來的”，Mercier和Sperber寫道。有
些心智習慣在知識分子看來顯得十分怪異、愚笨或呆拙，但從社會互動的角度來
看，它們的存在卻是很合理的。

　　回想一下著名的“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人們總是傾向於接受
支持他們信念的信息，而拒絕與他們所持信念相反的信息。在已經被證實的很多
錯誤的思維方式中，“確認偏見”是最常見的一種，圍繞它所展開的實驗簡直可
以寫出一整本心理學教材。其中最有名的一項實驗就出自斯坦福大學。在這項實
驗中，研究人員召集了一組學生，這些學生在死刑問題上持有相反的觀點。一半
學生支持死刑，認為死刑可以阻止犯罪；另一半學生反對死刑，認為死刑對於阻
止犯罪沒有效果。

　　這些學生被要求對兩項研究作出回應。一項研究提供了支持死刑的證據，另
一項研究提供了反對死刑的證據。兩項研究——你已經猜到了——都是人為炮製
出來的，隻是為了用於公正無偏地——正反兩方的證據分量相同——呈現具有說
服力的證據。結果表明，一開始就支持死刑的學生認為阻止犯罪的證據更可信，
而未能阻止犯罪的證據不可信；而一開始就反對死刑的學生則相反。實驗快要結
束的時候，研究人員再次讓學生確認自己的立場。那些一開始就支持死刑的學生
更加堅定地支持死刑，而那些反對死刑的學生則更加堅定地反對死刑。

　　如果理性是自然選擇所“設計”出來的產物，它的出現是為了產生可靠的判
斷，那麽，很難想象有比“確認偏見”更糟糕的設計缺陷了。Mercier和Sperber
說，設想有隻老鼠，其思維方式與人類一樣。如果這隻老鼠“傾向於確信它周圍
沒有貓存在”，那它很快就會成為貓的盤中餐。某種程度上說，“確認偏見”使
人們忽視了新的證據或潛在的危險——與貓對老鼠的危險類似，可以對人類產生
危險的事物無處不在——它應該被自然選擇所淘汰。然而，Mercier和Sperber爭
辯說，既然人類和老鼠還能生存得很好，這一事實表明，“確認偏見”一定有某
種適應性功能，他們認為，這種功能與人類的“高度社會性”有關。

　　Mercier和Sperber更喜歡用“自我偏見”（myside bias）這一術語。他們
指出，人類不會隨便相信他人。如果將他人的觀點擺在我們麵前，我們很容易發
現他人觀點的缺陷。然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卻盲目相信自己的觀點。

　　最近，Mercier和她的一些歐洲同事進行了一項實驗，巧妙地證實了這種非
對稱性。受試者被要求回答一係列簡單的推理問題。然後，他們需要解釋他們給
出的答案，如果他們發現回答錯了，可以有機會修正答案。大多數受試者認可他
們給出的第一個答案，隻有不到15%的受試者修正了他們的答案。

　　接下來，受試者再次被問到同樣的問題。然後，研究人員向他們顯示了他們
自己給出的答案和另一個受試者給出的答案——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再一次，
研究人員給了機會，受試者可以改變自己的答案。不過，這裏設置了一個陷阱：
研究人員顯示給受試者的另一個答案（即完全不同的答案）正是他們自己給出的
答案。有一半的受試者意識到發生了什麽，而另一半受試者則突然更加猛烈地批
判起自己給出的答案。最終，將近有60%的受試者放棄了他們之前所給出的答案。

　　在Mercier和Sperber看來，這種非對稱性反映了，由進化而來的理性試圖阻
止我們被其他人欺騙。生活在狩獵社會，我們祖先首要的關切是他們的社會生存
地位，他們要確保自己不成為社會的犧牲者——自己被安排去捕獵，而其他人則
坐享其成。即便通過清晰的理性思辨贏得爭論會有很多好處，但在那個物質貧乏
的年代，在社會化的生活環境下，理性很少能為個人帶來生存優勢。

　　在許許多多的問題上，我們的祖先從不會為了死刑的效果、消防員的理想特
征而感到焦慮。他們也不必非得為了複雜的學術問題、假新聞、Twitter信息而
爭論不休。因此，毫不奇怪，理性在今日世界仍然受到挫敗。正如Mercier和
Sperber寫道：“有很多案例表明，現實環境變化太快，而自然選擇還沒跟得上
節奏，理性的失敗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Steven Sloman，布朗大學教授和Philip Fernbach，科羅拉多大學教授都是
認知科學家。他們也相信，社會性是人類心智發生作用的關鍵，或者，也可以說，
是人類心智失調的關鍵。在他們所寫的《知識幻覺：為什麽我們不可能獨自思考》
（The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Riverhead出版社
出版）一書中，他們以馬桶實驗作為故事的開篇：

　　在美國，實際上在所有發達國家，每個人都知道馬桶是什麽。一個典型的衝
刷馬桶有一個裝滿水的陶瓷桶，當把手被按下，或者按鈕被推壓，水——以及桶
裏的所有東西——被吸進了管道，然後從管道流進了下水道。但是，馬桶的運作
機製究竟是什麽呢？

　　在耶魯大學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要求研究生們按照他們對日常生活設備
的了解程度進行排序，包括馬桶、打火機和圓筒鎖。他們需要詳細地一步步地寫
出這些設備是如何運作的，然後，他們要根據對設備運作了解程度的高低進行排
序。顯然，這個實驗揭示出了學生們對設備的無知，因為他們的自我評價都下降
了（實際上，馬桶的運作原理比他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Sloman和Fernbach發現，這種心理效應無處不在，他們把它稱之為“深度理
解的幻覺”（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人們相信，自己所知道的比
實際所知道的要多。而讓我們堅持這種信念的正是緣自於其他人。在馬桶案例中，
有人設計出了馬桶，因此，我們能很容易地使用它，這是人類很擅長的事情。合
作狩獵是人類進化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步，自打那時起，我們就開始依賴他人的專
業知識。Sloman 和 Fernbach認為，人類的合作如此緊密，以至於我們很難區分
哪些屬於我們的知識，哪些屬於別人的貢獻。

　　他們寫道：“當我們想用一種自然的方式區分認知貢獻時，我們發現，在一
個人的思想和知識與同一個群體中的其他人的思想和知識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
線。”

　　這種無界性，或者，如果你喜歡，這種交疊，對於我們所謂的人類社會的進
步而言至關重要。當人們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發明了新的工具時，他們同時就創
造了新的無知的領域。如果每個人都堅持認為，比如說，在使用刀具之前必須熟
練掌握煉鋼的原理，這種想法在青銅器時代並無大礙。涉及到新技術時，對技術
的不完全理解也並沒有什麽大問題。

　　然而，在Sloman 和 Fernbach看來，當問題涉及政治領域時，不完全理解就
讓我們陷入了麻煩。我們可以不知道馬桶運作的原理，這毫不影響我們使用它。
但當我們在支持（或反對）移民禁令時，我們不知道我們支持或反對的理由是什
麽，這就是另外一碼事了。Sloman 和 Fernbach援引了2014年的一項調查，該調
查是在俄羅斯侵犯烏克蘭領土克裏米亞之後不久進行的。受試者被問及他們認為
美國會如何應對這一事件，以及他們是否能在地圖上找到烏克蘭在什麽地方。結
果顯示，越是對地理無知的人，越傾向於支持軍事幹預（受試者完全搞不清楚烏
克蘭的位置在哪裏，他們猜測烏克蘭與美國距離的中位數與正確數值相差了1800
英裏，大約是從基輔到馬德裏的距離）。

　　關於其他問題的調查同樣產生了相似的令人沮喪的結果。“作為一種現象，
人們對於問題的強烈情緒並非來自對於問題的深度理解”，Sloman 和Fernbach
寫道。在這裏，我們對於他人看法的信賴進一步惡化了這種現象。如果你關於，
比如說，奧巴馬醫療法案的立場是毫無根據的，而我又信賴你的看法，那麽，我
的立場也會是毫無根據的。當我跟Tom談論醫療法案時，他決定認同我的看法，
他的立場也是毫無根據的，但現在，我們三個人達成了一致，而且我們對我們的
立場感到自鳴得意。如果我們現在把所有與我們立場相反的信息都視之為不可信
的話，那麽，你就已經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了。

　　Sloman 和Fernbach觀察道：“這就是為什麽群體知識會變得如此危險。”
他倆做了一個自己版本的馬桶實驗——用公共政策取代了家庭用具。在2012年進
行的一項研究中，他們詢問人們在如下問題上的立場：應該建立一個單一保險人
醫療體係嗎？應該基於學生的考試分數決定老師的薪酬嗎？受試者被要求根據他
們同意或反對的強烈程度對他們的立場打分。然後，他們需要盡可能詳細地解釋
執行每個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大多數人在這個環節都陷入了麻煩。當研究人員要
求受試者再次對他們的立場打分時，他們對政策的情緒緩和了許多，無論是同意
的情緒還是反對的情緒。

　　Sloman 和Fernbach把這一效應看作是黑暗世界的一絲光明。如果我們——
或者我們的朋友，或者CNN上的專家——少把時間花在表達武斷的觀點上，更多
地思考政策建議的影響，我們就會意識到，我們的觀點有多麽武斷，進而可以修
正我們的看法。他們寫道：“這可能是唯一一種可以粉碎‘深度理解的幻覺’和
改變人們態度的思維方式。”

　　有一種看待科學的方式：將科學看成是可以修正人們的自然傾向的體係。在
運轉良好的實驗室裏，“自我偏見”沒有生存的空間；實驗結果必須可以在其他
實驗室裏得到動機獨立的重複驗證。正是因為這一機製，科學體係才能獲得如此
巨大的成功。在任何時刻，某個科學研究領域都充滿了爭論，但最終，科學方法
還是取得了勝利。即便我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原地，科學仍會滾滾向前。

　　在《拒絕死亡：為什麽我們會忽視那些能夠救命的事實》（Denying to the 
Grave: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書中，Jack Gorman，一個精神病醫生，和她的女兒Sara Gorman，一個公共健
康專家，探討了科學告訴我們的事實和我們告訴我們自己的事實之間的差異。她
們關注的是人們的固執觀念，這些觀念不僅被證實是錯誤的，而且還具有潛在的
致命威脅，比如，很多人相信疫苗是很危險的。實際上，危險的並不是注射疫苗，
疫苗的產生正是為了減少生命麵臨的危險。“免疫法是現代醫學的重大勝利”，
Gorman母女寫道。但無論有多少科學研究證實疫苗是安全的，疫苗和自閉症之間
沒有因果關係，反疫苗人士仍然不為所動（現在，他們可算是找到同夥了——某
種意義上——唐納德·特朗普曾經說過，盡管他和他的妻子讓他們的兒子Barron
注射了疫苗，但他們拒絕按照兒科醫生給出的時間表注射。）

　　Gorman母女還認為，看起來是自我毀滅式的思維方式一定在某種程度上具有
自適應性。她們還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探討“確認偏見”，她們認為，這種偏見
具有心理上的原因。他們引用的研究表明，當人們在處理支持他們的信念的信息
時，他們經曆了真實的愉悅感——多巴胺的釋放。她們觀察道：“即便我們的信
念是錯的，堅持我們的信念仍然讓我們感覺良好。”

　　Gorman母女並不隻是想指出我們有哪些錯誤的思維方式，她們還希望人們能
修正這些方式。她們認為，一定有某種思維方式可以說服人們相信，疫苗對孩子
是有好處的，持有槍支是很危險的（還有一個十分普遍但又無法從統計上證偽的
信念，是她們想要反對的，那就是擁有槍支會讓人們感到更安全）。不過，在這
裏，她們遇到了她們自己提出來的問題。向人們提供準確的信息似乎無濟於事，
人們隻會曲解這些信息。訴諸於人們的情感也許更有效，但這麽做又與傳播科學
知識的目標背道而馳。在書的結尾，她們寫道：“我們所麵臨的挑戰在於，如何
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導致了錯誤的科學信念。”

　　“The Enigma of Reason”、 “The Knowledge Illusion” 和“Denying 
to the Grave”，這三本書都寫於去年11月的總統大選之前。然而，它們都預言
了Kellyanne Conway式人物以及“另一種事實”（alternative facts）的出現
（譯注：Conway是特朗普的顧問，“alternative facts”是她為白宮發言人
Spicer辯護時說出來的著名謊言）。這些日子，人們感覺好像整個國家都在進行
一場巨大的心理實驗，這場實驗要麽無人主導，要麽主導者就是Steve Bannon
（譯注：特朗普的首席幕僚）。理性之士也許能夠想出問題的解決辦法，然而，
在改變人們想法的問題上，即便文學故事也愛莫能助（譯注：作者擅長通過講故
事而不是講道理，讓讀者改變想法，為她贏得普利策獎的《大滅絕時代》就試圖
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改變人們對生態環保的看法）。

(XYS2017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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