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毛鄧關係淺析
上一章，我分析了毛劉之間的關係，即同是左派，兼具恩師與戰友的關係。現在說一說毛鄧之間的關係。曆史地看，毛鄧之間的關係比毛劉之間的關係要簡單得多，這個關係一直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套用封建話語來說，是恩師與門生的關係。毛澤東一直欣賞鄧小平，屢加提攜。鄧小平一直尊重毛澤東，特別是尊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紀念堂巍然聳立，巨幅畫像高掛天安門城樓就是最好的說明。
大家都知道，遠在三十年代的中央蘇區，鄧小平曾因支持毛澤東而受難，第二任妻子也為此和他離婚。毛澤東一直沒忘鄧小平對自己的支持和由此而遭受的冤屈，他視鄧小平為值得信賴的人，因此就把他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讓鄧小平承擔大任。比如抗日戰爭時期的129師，這個師的將領大都是原紅四方麵軍的，是張國燾的部下，必須要有可靠的人統領，1938年1月張浩因病離職後，毛澤東即將鄧小平調任129師政委。這一提攜很重要，使鄧小平從軍團級幹部一下子上升到方麵軍首領，和劉伯承、彭德懷、林彪處於同一級別。同樣的，建國後，劉少奇主持黨務，周恩來主持政務，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都獨立行事，致使毛澤東有大權旁落之感，上文所說的毛澤東為此批評黨中央發文檔不經過他，就是一典型事例。為此，毛澤東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統管黨政。書記處的每個成員都分管一個方麵，有經濟、有軍事、有黨務、有宣傳。書記處設總書記一人。鄧小平榮膺此職。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可以通過鄧小平迅速了解黨政軍的大事，也可以用書記處來分剝劉少奇、周恩來手中的權力。這是對鄧小平的最大信任。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集團和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極力想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想以此徹底將鄧小平清出政壇，但這一陰謀被毛澤東製止了。即便是在鄧小平拒絕毛澤東提出的由他對文化大革命做出正麵評價後，毛澤東雖然不快，撤銷了他的職務，但仍然保留他的黨籍，使他將來有複出的機會。
鄧小平在擔任總書記後，不知道什麽原因，和劉少奇關係日漸緊密，逐漸疏遠了毛澤東。毛澤東為此非常氣惱，這才有了把第二號走資派的帽子扣在他頭上，被冷落了三年多時間。但是，這三年多時間裏，毛澤東一直保護鄧小平，對鄧小平的任何問題，隻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因為他知道，一旦讓林彪插手，鄧的性命堪憂。不僅如此，他還經常提及要重用鄧小平。據當時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回憶，在鄧被打倒以後的1967年7月16日，毛主席曾單獨與他談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是常委。”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賴。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信賴投桃報李。在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隨後左派被一網打盡後，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強烈的非毛浪潮，許多反共的右翼人士，叫囂要撤去天安門城樓的掛像，毀壞紀念堂。是鄧小平中流砥柱般的擋住了這股狂風惡浪，如實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偉績。他在接見法拉奇時說了如下的話：“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麵，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
在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王朝自誕生到強大一般都是在兩任皇帝手中完成的，習慣上人們都把有奪取天下之功的稱為祖，有治理天下之德的稱為宗。這兩任皇帝死後的廟號分別稱之為太祖、太宗。比如漢代，劉邦以武功奪天下，廟號太祖，漢文帝劉恒有治理天下之德，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就起始於他，廟號太宗；唐代開國之君為李淵，廟號太祖，李世民即位後，勵精圖治，天下呈盛世景象，青史揚名，廟號太宗；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廟號太祖，其子朱棣治國有方，創有明一代鼎盛，廟號太宗。在找不到適合的詞語形容共和國的前兩任首領的情況下，姑且用曆史的慣例對這兩位首領定位，毛澤東和鄧小平當之無愧的被稱為太祖和太宗。
實際上，毛澤東不僅創造了共和國，還為共和國打下了千秋基業，這個基業夯得紮實，再也沒有人敢小覷中華民族，由此出現近七十年的和平時期。這個基業不僅僅是氫彈和導彈和核潛艇，不僅僅是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完整的工業體係，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力量，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這是一切反華勢力最為畏懼的。看看自1971年10月25日共和國恢複聯合國席位後，世界各國領導人為爭睹一代天驕的尊容，幾年時間裏蜂擁般地到北京拜謁，就什麽都會明白。能一睹尊榮，是他們的迫切願望和向往之情。請問，古今中外，有哪一個人能受到如此尊崇和敬畏？沒有！絕對沒有！毛澤東在世界人們的心中，就是超級巨人，形同一尊神，他的曆史堪稱神跡。中國和世界幾千年僅出了這麽一個超級巨人，其形象，我們應當自豪、珍惜、愛護的。
鄧小平掌權以來，以深切的體會和聰慧的感知，調轉了巨輪的航向，依靠物質和金錢，煥發了國人的勤勞和智慧。之後，國人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和努力，國家在初步實現了小康的目標後，又邁開大步向世界強國的目標前進。與此同時，國人切切實實的富裕了，豪宅住著、錦衣穿著、佳肴吃著、瓊漿飲著，還時不時地到世界各國旅遊。中國人在外國人眼中不再是貧窮、猥瑣的東亞病夫，而是能撥動乾坤的勤勞群體。
感謝上蒼給中華民族送來兩位曆史巨人——左翼的充滿理想的毛澤東和右翼的堅持實用的鄧小平。左與右，理想和現實，親近平民和青睞精英，他們的治國理念反差如此大，使人深感莫名和神秘。也使人聯想到，平衡是曆史的規律之一，物極必反是導致平衡的基礎條件。左的路走到盡頭，隻能掉頭往右走。毛澤東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強大的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華夏國，經過幾十年的奮鬥，他如願以償，實現了理想。但是，理想隻能是精神力量，不能用以來治理國家，也許在若幹年後，隨著科技的進步，會出現畝產萬斤的奇跡，但在1950年代卻不行，連500斤都難以達到，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而是人為地虛報產量，隻能得到餓殍遍地的報複。另一方麵，天下為公的人道是在曆史的長河中以非常慢的速度形成的，它是在物質不斷豐富、文化逐步提高的前提下積累起來的，教化成果的顯現可能是以一百年甚至幾百年為單位，人類自出現文化這一概念已經不下於十幾萬年，才達到現在這樣的水平，寄望於一場運動、一個模式來將人們頭腦裏的獸道擠出去，，隻能是烏托邦式的空想。而獸道是人與身俱來的本性，具有自私、貪婪、凶殘的特點，克服獸道需要時間，需要耐性，不能寄望於連綿不斷的鬥爭來實現，特別是依靠殘酷的階級鬥爭來實現。殘酷的階級鬥爭是社會兩極分化到不可調和時的產物，是生與死的較量，是延安和南京的較量，不適合於和平年代。和平年代的治化，隻能依靠物質和文化雙管齊下，單純的精神輸灌不能長久，因為虔誠的教徒隻是極少數，大多數的人向往安定和富裕，這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社會思想基礎。因此，重要的是在安定和富裕中，堅持人道意識的培養，培養民眾的公心，倡導自由平等，以求實現相對和諧的社會環境。問題是，在向右走的過程中，我們忘卻了人道的教化，過度注重錢的作用，導致了新的災難：財富高度集中，黑社會、販毒、賣淫嫖娼、疆獨、藏獨、台獨等絕跡多年的醜陋現象再度泛濫。毛澤東時代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一點公心，瞬間被金錢腐蝕了。南京的彭宇案，是共和國社會道德的分水嶺，當厚重的金山壓向薄薄的人道（姑且把法律也當成人道）堤壩後，華夏大地出現了什麽？老人倒地沒人敢去扶！古今中外，幾千年的人類社會，出現過這樣的荒唐事嗎？這比動輒在貪官家搜出上億元的現金還要可怕、還要令人痛心！
毛澤東和鄧小平是導致中華民族崛起的兩位巨人，他們相輔相成、左右逢源、配合默契，這才成就了我們今天的偉大事業。我們不能用鄧來否定毛，也不能用毛來否定鄧，因為這不符合事實。上一章我說毛劉是一家。現在我還要說，毛鄧也是一家。毛澤東在選擇接班人的過程中，始終把鄧小平列在第一人選的位置上。這就是我對現在社會上就鄧小平是怎樣遭受迫害的種種說法的質疑：鄧非但沒有被迫害，反而是毛澤東刻意以特殊方式成就的接班人。請看下麵事實：
七大以後，劉少奇的排名位列黨內第二，這是劉少奇卓越的政治遠見和左傾實用主義的工作方法導致的結果。不是有的人誹謗劉，說他是靠吹捧毛澤東發家的，這一點第二章已經講得很清楚。可是，自劉少奇和王光美結合後，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王光美的影響，思想迅速右傾，天津講話和對電影《清宮秘史》的評價可見一斑。毛澤東對劉的天津講話及時做出了校正和補充，提出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對《清宮秘史》的反應卻比較激烈，他說：“《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 應該進行批判”。據胡喬木說：“少奇同誌認為清宮秘史是愛國的。”。對同一部電影，毛劉的觀點如同水火，這一點劉少奇應當能察覺到，但不知道劉少奇察覺了嗎？劉少奇在1967年初的檢查中說他也認為《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的，那麽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尚需新的數據來證實。起碼從現在的掌握的資料來分析，劉少奇在檢查中的話不靠譜，相信胡喬木沒那麽大的膽子，把“清宮秘史是愛國的”這句話憑空安到劉少奇頭上。還有一點，在觀看《清宮秘史》時，劉少奇和王光美在公共場合上非常亮人眼球，這是一種不正常現象，國家剛剛建立，百廢待興，應當堅持艱苦樸實的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帶著老婆張揚不符合時代的潮流，聯想到建國初期出現的拋棄農村妻子的換老婆風，劉的做法當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從沒帶老婆在公開場合張揚過。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對江青的約束是非常嚴格的，從未和她攜手在公開場合上出現，他這樣做是以身示範，他不希望出現後宮幹政的現象。周恩來和朱德從未在如何和妻子攜手共進的方式上遭人非議。作為二把手的劉少奇，為什麽不向首腦看齊、向同輩看齊，偏偏要帶著嬌妻張揚，想過自己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的身份嗎？愛妻之心人人有之，表現的方法卻很重要。聯想到1963年和1966年劉少奇兩次帶王光美出訪時的光彩耀人，人們不能不對劉少奇的作法提出質疑。
中共領導群，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群，毛澤東一馬當先，其他人雖緊跟其後，但總得保持一定的距離，就像現在領導人出現在公共場合時人字形的雁陣一樣，其他領導人決不能和一把手並肩而行。領導人和妻子在公共場合攜手共進也是要有講究的，二把手老是搶一把手的風頭，第二夫人老是搶第一夫人的鏡頭，必然會引起非議和煩惱，須知，妒忌心不單純屬於女人，男人更甚。人心都是肉做的，不顧別人的感受，老是在別人眼前揚沙子，別人一定會還手。有人會說，共和國主席帶夫人出訪天經地義，說這話時考慮過共和國主席是在黨主席的領導下嗎？
所以，在1952年，毛澤東決定調五大中央局書記進京，這就是著名的五馬進京。其目的是是多重的，消弱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培養出新的領導層來消弱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權利，使“六部”和“相府”相互製約，以求均衡。五馬進京之後，一馬當先的高崗這顆新星，由於不諳政壇詭譎之道而迅速隕落，鄧小平取而代之，隨著八大成立書記處，他異峰突起，在政壇上和劉少奇周恩來比肩而立，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鄧的政治地位，係毛澤東刻意造就。
這時候，毛澤東盡管對劉少奇稍有看法，但這位慈祥的老人，政壇太極的高手，還是視劉少奇為親密戰友，給了他以極大的活動空間，於1956年退居二線，把劉鄧周放在一線，直接管理黨務和政務。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領導層頭腦集體發熱，狂熱的“五風”導致大躍進失敗，隨著大饑饉出現，國民經濟陷入危險境地。在總結大躍進失敗的原因時，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的劉少奇忘卻了自己一線領導的身份和二把手的地位，不去承擔自己應當的責任。這位一直在河邊行走的人，卻穿著一雙幹幹淨淨的鞋子，以“公親”的身份出現在一係列會議上評頭論足，令毛澤東徹底失望。
在考慮何人來取代劉少奇時，毛澤東做了慎密的思考，滴水洞的十一天是決定日後政治走向的關鍵時刻。曆史地看，毛澤東有兩個最信任的人——林彪和鄧小平。鑒於當時劉少奇在黨內勢力強大的情況，和鄧小平與劉少奇的曖昧態度，毛澤東選擇了林彪。選擇林彪就是選擇軍隊，這是最可靠的力量，可以確保倒劉不敗，他怎麽也不會想到，軍隊這隻可靠的力量，最後卻變成一座大山橫在他的麵前，迫使他走了回頭路。既然選擇了林彪，那麽鄧小平如何處置，成為毛澤東必須考慮的事。鄧榕為此說：【文革”初期，在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他（按：指毛澤東）還沒想徹底去掉鄧小平，他曾希望繼續用鄧，並希望鄧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曾找鄧談了一次話。父親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一槽不能栓兩匹公馬，這個俗語在林鄧談話時再次得到驗證。
既然林彪不能容納鄧小平，再加上鄧小平前一時期的若即若離的態度，因此毛澤東決定“烤一烤”他，用鄧小平的話說：“誰不聽他（指毛）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麽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但在“烤”的時候，他還不忘安慰鄧小平，據劉源說：“大概就是那段時間，有一天，小平同誌的女兒毛毛在路上遇見亭亭，對她說：‘毛主席找我爸爸談話了，要他‘為革命當黑幫。’。（按：周瑜打黃蓋？黑體字為筆者所注。）亭亭回家在吃飯的時候對爸爸媽媽說了，我也在。”（黃錚 王光美訪談錄）
“為革命當黑幫”這句話對分析毛鄧關係極為重要。也就是說，毛澤東在重用林彪的時候，沒有忘記鄧小平。為了不影響大局，他讓鄧小平忍辱負重，以便在將來的某一時刻重新啟用。從後來鄧小平在江西勞動鍛煉時，屢屢以寫信的方式來試探毛澤東有沒有將自己拋棄的意圖來看，毛澤東在倒劉時期對鄧小平肯定有某些承諾，或者是說在鄧小平擔任總書記的那一天起，他就擔負著某些特殊的任務。而毛澤東對正在勞動鍛煉中的鄧小平的每次來信都很關注，甚至將鄧的來信交給政治局討論。從他們的互動方式來看，毛鄧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配合默契，在心有靈犀中決定著中國的未來。
請看鄧榕對這個問題是怎麽說的：【汪東興收到信後，送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看了。關於未到的行李等事，交中辦副主任王良恩辦。不久以後，所有的行李和書箱全部運到了江西。
收到行李，父親就知道，他的信，汪東興收到了。證明這條信息的管道還是暢通的。】
【“九大”的召開，父親是從報紙上和新聞中知道的。雖然他再一次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卻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經驗，他深知這一處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奧。應該說，隻要沒有開除黨籍，就留有餘地，就存在一線生機。
【“九大”後，也就是1969年的5月3日，父親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信中對“九大”的召開及各項決議表示擁護，請汪轉報主席、副主席和黨中央。在信中，他詢問，“九大”開過後，不知是否已到處理他問題的時候，並表示完全靜候黨的決定。他向表示，將無保留地接受黨對他作出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並保證永不翻案。信中最後提出，想同汪東興見一麵，談談他的感受。】
【正如他所願，這封信送到了的手中。看了，並批轉給林彪及在京政治局委員閱。】
【鄧小平的表態，一定在心中留下了印象。其一，鄧小平是願意作自我批評的。認為這一點很重要，他在以後的講話中還曾提到此點。其二，證明決定不開除鄧黨籍是正確的。而恰恰是這一決定，為今後留下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伏筆。】
【八屆十二中全會這次會議，通過了康生等主持下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上，還印發了《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的主要罪行》，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實際上被撤銷。】
【這樣一個重要會議作出的重大決定，當然是由親定的。但林彪、江青顯然不滿足，他們在會上會下鼓噪煽動，妄圖造成一個聲勢，要求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對此，仍舊沒有同意。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應與劉少奇區別對待，大家要開除（黨籍），我有點保留。】
【在被迫檢討的同時，父親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覺到了那甚為微妙的的“區別”對待。而以幾十年的政治閱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複雜性和反複性。在當時那種危難的政治形勢下，他要求的無非是一條，爭取留在黨內，保住這政治上的最後一道防線。他知道，能看到這個《自述》，因此，在最後，他寫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做一個普通黨員。我請求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
【成立“鄧小平項目組”，鄧小平本人卻不知道。5月21日，他寫信給汪東興，要求見主席，如果見不到主席，亦希望見見汪東興。汪東興將鄧小平來信報，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讀一下鄧來信，議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見是否與鄧談話。讓征求“大家”的意見，林彪和中央文革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與鄧小平談話。鄧小平的要求被拒絕了。不過，在鄧小平已經被徹底打倒的情況下，還要讓“大家”議一下鄧的來信，說明還沒有忘記鄧，還在某種程度上關注著鄧。】
【是的，直到此時，還一直試圖在批判的同時將劉、鄧有所區別，這是他在深思熟慮之後的一個並非無意的安排。但是，他的這個安排，卻讓林彪和陳伯達、江青等“文革”大員很不滿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兩班人馬一齊上陣，責令“項目組”加緊搜羅證據，要將鄧的“問題”鐵板釘釘。】
【父親沒有受到其他“走資派”所受的迫害和虐待，並不是什麽僥幸。還是前麵所提到的那個原因，這是的意思，也可以說是的一種政治安排。】
【對鄧小平的監管，隻讓他所信任的汪東興來管，從來沒有讓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雖然仍把鄧小平與劉少奇聯係起來，錯誤地批道：“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六三年搞了個十條，才隔三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後十條，也不征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但同時，他又說：“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 把劉、鄧拆開來，話隻是一句，但含義很深。明麵上，是對劉、鄧個人生死前途的決定，而在深層次上，涉及的問題則是既多又複雜。】
【樹立林彪為接班人，公開場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趨緊隨其後，但在私下裏，在私人之間，卻似乎從未與林彪“親密無間”，這是為什麽？明知道林彪不容鄧小平，而卻偏偏保留鄧小平，這又是為什麽？把劉、鄧拆開，難道僅僅因為鄧的“問題”沒有劉的大？難道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林彪最“紅”的時候，就想到了什麽，或者已經在準備著什麽？之心，實如大海之深，深不可測啊。】
【是一個偉人，是一個永遠的強者。他的所想所為，不可以常人而論之。也許，這就是他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常常會出現巨大的差距的原因之一。】
（以上均摘自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該文中的省略主語均指毛澤東。這也是我讀書讀到的最奇怪的文字。）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例，可以說明毛鄧之間關係的神秘莫測。這就是在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常委會就毛澤東的提議進行表決，劉少奇以一票之差惜敗。當時的七名常委，支持毛澤東的四票，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不支持的是劉少奇、朱德、陳雲。（見崇新嶽：《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
另據南斯拉夫《政治報》記者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寫的一篇紀實報導，原文題目是：鄧小平倒戈。此文說劉少奇利用長期管黨的優勢，寄希望於仿照兩年前蘇聯共產黨罷免赫魯曉夫的方式，召開緊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用民主投票的方法來罷免毛澤東。但是劉少奇沒有把握在中全會內獲得比毛澤東林彪更多的票數，若要以投票方式擊敗毛澤東林彪，必須獲得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支持。整個六月份，劉少奇和彭真就在這一點上下工夫。而彭真本人則於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區活動，聯絡分處於各地的中央委員，以便保證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獲得足夠的多數票。鄧小平起先同意召開中央全會。劉少奇原定於七月二十一日召開中央全會。十八日上午，毛澤東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補中委，聲言他將於數日之內返回北京，參加中全會，在他未抵達前，中全會不得擅自召開。但劉少奇聲言過半數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開中全會，並依照黨章於半月前向全體中央委員發出通知，因此無須延期。7月19日，情況發生變化。中共總書記鄧小平突然臨陣變卦，表示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決定等毛澤東回到北京後才召開中全會。由於他改變初衷，使得劉少奇無法湊足能夠決定召開中全會的人數來罷免毛澤東。這個消息的真實性有待證實，但也不能說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這個記者住在北京飯店。北京飯店在當時是個變相的外國記者俱樂部，住在這所第一流旅館的外國記者每天晚上在樓下的餐廳中交換消息。這些記者的嗅覺都很靈敏，且各自都有獲得信息的管道，有些政界人物往往會通過這些記者傳遞有利於己的真實信息。另一方麵，鄧小平是公認的毛澤東信任的人，他因工作關係和劉少奇聯係頻繁，但不代表他會完全支持劉少奇的一切，支持劉少奇他能得到超過毛澤東給與他的政治資本嗎？劉少奇身邊有親信彭真，相信他得到的不會超過彭真。所以，鄧小平在關鍵的時候支持毛澤東是必然的選擇。也是他的高明之處，背負叛主的名聲，日子絕不好過，像他這樣經過千錘百煉的人，決不會幹傻事。在關鍵的時候，他聽從毛澤東的召喚。
晚年的毛澤東知道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不多，反對的不少。他也知道自己已經無法登上人生的頂點，同時，他所信任和支持的造反派，絕大多數令他失望。因此就在生命的晚期，放棄本應堅守的防線，聽任守舊派對造反派的報複，同時也放寬了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限製，典型的事例是支持老幹部走後門，並和稀泥地說：“從前門進來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從後門進來的也不一定都是壞人。”當時，老幹部利用手中權力送子女去部隊當兵，通過“推薦”去上大學，已經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但是，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即便在生命即將終結的時候，即便在鄧小平公然不聽話的時候，也還堅信自己的識別能力，保留鄧小平的黨籍，使得他具有重新翻盤的機會。他實在是太了解鄧小平了，這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治國就是要依靠這樣的“鋼鐵公司”。周恩來思想敏銳，才智雙全，缺點是缺少決斷能力，無法成為帥；劉少奇能力強，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獨當一麵，並有極強的組織能力，缺點是立場不堅定，遇事喜歡投機，容易誤國。當他把權利一股腦兒地交給華國鋒的時候，他的心像明鏡似的，他知道這個人守不住權柄，充其量是一個過渡性人物，他不是被左翼的江青取代，就是被右翼的鄧小平取代。隻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個草包竟然和大內總管一道，用槍指揮了黨，用槍把純正的左派從舞台上掃除，從而打破的政治平衡，為右翼登台留足了空間。隨著鄧小平複出，不到三年時間，這個新的曆史巨人用手輕輕一抹，草包和那些不中用的左派大員被抹到曆史垃圾堆裏了；接下來的三大講，將基層所有的左派和造反派一網打盡，再也沒有翻身的可能，從此，政界再也不見左派的身影。接下來，幾手飄逸的鄧氏太極招數，把那位自視甚高的“周勃”看得眼花繚亂，惱得七竅生煙，自動回故裏賦閑去了。
可以這樣說，在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上，鄧小平做得比毛澤東凶悍、徹底、成功，從而奠定了改革開放順利發展的組織基礎——曆史進入鄧小平時代。在鄧小平時代的前幾年，即1979—— 1987年，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個暫短的升平時代，在這段時間裏，百廢待興、萬象更新，是一個極富希望、極富進取的時代，完全可以和共和國初建時期的1949——1956年的清明時期相媲美。曆史是何其相似，又是何其令人莫名。兩位曆史巨人分別創造了兩個令人推崇和懷念的曆史時期，一個是左翼的共產革命，一個是右翼的社會複辟。這一左一右，殊途同歸，同樣的鑄就了輝煌，為共和國的千秋偉業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大人物之間的交流如水之淵，深不可測，毛和鄧的關係也許永遠是一個謎。假如毛澤東在世時就把鄧小平扶上馬，鄧的路肯定不好走，因為欽定的接班人，肯定要代前主受過，被文革受害者所指。這樣一來，鄧必須花大精力來處理文革遺留下的諸種問題，重塑和上層的關係，在治國策略上受到的掣肘會很多，哪如三落再三起後方便，想怎麽辦就怎麽辦。鄧小平在完全掌握權柄後，大刀闊斧，幾乎將毛澤東所樹立的一切都鏟除了，如人民公社、計劃經濟、階級鬥爭為綱等等，實踐證明這些都是正確的（也許是暫時的正確），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唯獨在堅持精英治國和放任特權階層縱容子女斂財方麵受人詬病較多，嚴重影響了他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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