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劉少奇援助成功
劉少奇在和張聞天的爭論中盡管暫時遭受挫折，但他和張聞天有關黨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的爭論，在黨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撼動了“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的基礎，使得毛澤東站在了他原來無法翻越的山頂上，處於進退有據的有利地位；其次，它吹響了向錯誤路線製定“群體”進攻的號角，成為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由此，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力明顯上升，為日後毛澤東將其調入中央做了資曆上的鋪墊。更為重要的是，毛劉聯盟由此確立，天佑中華的神跡，通個這個聯盟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出人意料地迅速勝利，使中國的共產革命在快車道上飛馳了二十年，創造了一係列輝煌的業績，為中華民族的崛起鑄造了厚實的根基。另一方麵，毛澤東通過此次爭論，體會到“教條宗派分子”在黨內的影響深厚且厚顏無恥，絕非一朝一夕或一次會議能解決的，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動跑掉，非得在理論上和組織上精心安排不可。
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鑒於黨內守舊勢力強大，毛澤東沒有馬上提拔劉少奇，而是讓他去太原，繼續擔任北方局書記。但是，毛澤東通過這次會議發現了劉少奇這個奇才，他既有白區工作的豐富經驗，又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幾乎與自己相同或接近，提拔他到中央工作，使之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可以擺脫自己在中央孤立無援的處境。
1938年3月中旬，毛澤東電召劉少奇回延安。3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華北工作，毛澤東建議劉少奇留在中央指導工作。並於24日做出決定：為了適應目前特殊情況及各方麵工作起見，書記處決定北方局負責人胡服暫時住延安，在中央指導下，仍舊擔負華北黨的領導工作……所有華北各地黨與群眾工作及地方武裝情形除向楊尚昆同誌報告外，須同時直接向胡服報告。毛澤東之所以讓胡服（劉少奇）兼任華北局書記，是因為劉少奇與他觀點相同且又堅定地支持他，能在統一陣線和山地遊擊戰等問題上徹底貫徹他的意圖。此後的1938年9月，又讓劉少奇兼任中原局書記，一個人同時擔任兩個大局書記在黨內曆史上鮮有。劉少奇把華北局的工作交由楊尚昆和彭真具體負責，自己將工作重心轉到中原局。為了有效控製整個華中和華東地區，毛澤東又於12月將山東分局劃歸中原局管轄。皖南事變之後，劉少奇又兼任新四軍政委。這樣一來，整個華北、華中、華東都屬於劉少奇管轄，新四軍根據地的首府鹽城成為僅次於延安的第二大革命中心。毛澤東重用劉少奇，劉少奇也不負其所望，每到一地都能夠獨當一麵、優秀地開展工作，同時也在組織上建立自己的體係。劉少奇班底也就在這個時期建立起來，這個班底以原華北局的屬下為主，其主要成員包括：彭真、薄一波、劉瀾濤、楊獻珍、黃敬、林楓、安子文、姚依林、胡錫奎、林鐵、劉仁、李葆華、李大章、宋一平、劉錫五、徐冰等人 。就因為有這麽一個班底，使得他在日後權傾朝野時忘乎所以，自以為可以挑戰毛澤東，下場如所見，不亦悲乎！
劉少奇在擔任封疆大吏期間，旗幟鮮明地反對王明集團。當時，共產國際為了貫徹斯大林有關拖住日本使得其無力向蘇聯發動進攻的意圖，決定派遣王明回國，監督和保證中共執行斯大林的意圖。派遣王明回國，表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毛澤東不放心，懷疑其是否有誠意來貫徹執行莫斯科的戰略意圖。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毛澤東堅持抗戰，但不願用自己可憐的力量“以卵擊石”，同時也不願在莫斯科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中被國民黨吞噬，因此提出了抗日戰爭當用山地遊擊戰，來反對蘇聯人和國民黨提出的平原運動戰。誰都知道，山地遊擊戰的活動餘地大，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有廣闊地生存空間，於弱小的八路軍而言不失為良策。而平原運動戰，是硬碰硬的打，必須有強大的兵力和良好的武器，像八路軍區區三萬人的力量，連一場戰役都撐不下來，所以，打平原運動戰，無疑是死路一條。為蘇聯人的戰略利益犧牲中國人的性命，隻有王明這樣的哈蘇派和朱德、周恩來、彭德懷這樣被“愛國主義”衝昏了頭腦的人才願意這麽幹，一代偉人毛澤東絕不做這樣的傻事。至於“一切都經過統一戰線”，那是斯大林算計好了的，季米特洛夫說：斯大林認為中共力量薄弱，無法充當統一戰線的核心，蔣介石則可充當這個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惱蔣介石，而要全力加強與國民黨的合作。毛澤東比任何人都認清蔣介石的真實麵目，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意願去和蔣介石全力合作，蔣介石安排八路軍參加一個戰役就完全就能讓八路軍全軍覆沒。
實踐證明，毛澤東關於山地遊擊戰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在抗日過程中，由於八路軍堅持抗戰，獲得了廣大群眾的支持，他們紛紛參加八路軍，拿起武器同日本人作戰。八路軍由此獲得了迅速發展和壯大，抗日的力量倍增，彭德懷組織的百團大戰就是最好的證明。由於八路軍抗戰的力度增強，日本人視之為腋下之患，動用了幾乎百分之百的偽軍和大部分日軍來對付八路軍和新四軍。由此，以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主導的敵後抗日戰場，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主戰場之一。牽製了大量日軍在華作戰，有力地配合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爭。
1937年11月29日，王明率康生、陳雲在蘇聯顧問的陪同下乘蘇聯大型軍用飛機抵達延安，延安隨即刮起一陣王旋風。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此時幾乎都倒向王明，支持王明提出的“一切都經過統一陣線”和開展平原運動戰來配合國民黨，並付諸行動。比如讓八路軍主力參加閻錫山組織的忻口會戰和單獨發動百團大戰。這個時候，黨內隻有兩個人支持毛澤東，一是張聞天，另一個就是劉少奇。張聞天支持毛澤東是利用黨的總負責的名義，聯名毛澤東發文件、出指示，至於不在延安的高級官員和將領聽與不聽則是鞭長莫及，況且王明周恩來所主持的長江局也經常發號令。對近似於第二中央的指示，朱德和彭德懷倒是聽得多，屢屢舉行正規的運動戰。毛澤東對此也隻能暗暗著急與生氣。這些情況也是王明回國前他就預料到的，在王明回國前，他曾預料到黨內的一些重要人物會跟著王明跑，因為他有籠絡人心的本錢，這個本錢就是共產國際支持他，斯大林支持他。黨內這些老右曆來如此，一有風吹他們這些草就左右搖動，他們對毛澤東不服氣來自於自視甚高，可偏偏就是在困難的時候拿不出高招，隻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來轉危為安。這種陽奉陰違的情況一直到延安整風運動後才徹底改善，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一些左傾和右傾的觀點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肅，該檢查的檢查，該降職的降職，共產黨的麵目煥然一新。“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紅太陽高高升起。從此，毛澤東的話他們不能不聽，也不得不聽。由此，中共由一盤散沙變成一塊牢固的盤石，羸弱的東亞病夫鍛煉成肌膚強健的壯漢。
劉少奇支持毛澤東，則是利用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在實際行動上貫徹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宣傳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比如，在統一戰線問題上，1937年9月20日劉少奇在給毛澤東、張聞天年的報告中，提出中共在山西統一戰線的策略應當是“鞏固左派，聯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區分左中右的標準則在於他們是否能“聽取我們的意見”。劉少奇這個提法實質是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主導地位，與黨內主流提法相左。黨內領導人評價國民黨的標準是他們對抗日的態度，張聞天給蔣介石的打分是“中派”，因為他既反共又抗日，比起那些極右翼隻反共不抗日要積極進步。由此可見，劉少奇在貫徹毛澤東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方針的完全徹底，甚至連毛澤東都感到震驚，在電報上批示：“如此類電報須絕對保守秘密”。因為這種觀點涉及了黨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麵，泄露出去，會給敵人以口實，影響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維護。當時，抗日統一戰線於弱小的中共而言是一個厚實且隱蔽的掩體，可以防止國民黨反動派同室操戈，演繹出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慘痛曆史。實際上，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隻能做不能說，比如改革前期二十年，把許許多多有利於平民百姓利益的政策，都改成僅有利於少數人的利益的政策，還說這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隻不過在前麵加了“中國特色”四個字來掩飾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實質。官民對立，貧富差距都是在建立一個特權利益集團的思維下製定的一係列政策導致的，可他們還在新華門保留了毛澤東手書的“為人民服務”壁照，所以，觀察政治家的優劣，不要隻聽他們說什麽，要看他們在幹什麽。
在發展抗日武裝的問題上，劉少奇也是身體力行，1937年在太原舉行的八路軍負責人和北方局領導人的聯席會議上，劉少奇提出了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數十萬人槍”的意見；在涉及到是否要配合閻錫山軍隊打仗的問題上，華北局負責人主張八路軍應當分散打遊擊，發動群眾，因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同年11月17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擴大紅軍要成為華北全黨及紅軍全體指戰員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須計劃在三月內擴大到十萬，半年內擴大到二十萬。”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四個月內，華北局已在河北、山西建立起十幾支中共領導的較大的遊擊隊，隨後華北地區中共武裝迅速擴展，幾乎遍布華北所有地區。人數達數萬。1939年11月下旬，劉少奇將中原局移至皖東，全力招兵買馬，開辟了皖東蘇北根據地。還提議山東八路軍派一部南下，江南的新四軍派一部北上，實現了兩部在蘇北的回合，壯大了中共在華中和華東的實力。這幾個招數，為日後打垮蔣家王朝，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王明回國後，中共成立了以他為首的長江局。王明自恃有蘇聯人撐腰，有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的支持，視長江局為第二中央，屢屢與仍在延安的毛澤東對抗。劉少奇在這種情況下，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當時擔任中央秘書長的王首道回憶，劉少奇曾向他說過，“我們北方局，不僅成為抗日根據地，也是支持毛澤東同誌與王明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的根據地。”還不時以自己受迫害的經曆，不指名地攻擊王明“是披了馬列主義造謠撞騙，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
綜上所述，可見劉少奇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唯一的、誌同道合的親密助手。是他首先提出六大以來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拉開了向王明集團進攻的序幕，最終將中共黨內的親蘇派逐出領導層；他帶來的華北局人馬，充實進黨中央的各個機構，徹底打散了王明集團經營數年的中央領導機關的人員構成比例。劉少奇的人馬，日後成為延安整風的主要力量，他們鼓正氣、刹邪風，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由此樹立起來，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得到徹底貫徹執行，由此加快了邁向勝利的步伐。另一方麵，凡是劉少奇工作過的地方，形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華北地區的抗日，自他擔任華北局書記後，革命武裝蓬勃發展，根據地日益擴大；最為重要的是他在擔任華中局書記後，提議部分八路軍南下和新四軍北上，建立了強大的蘇魯根據地和強大的第三野戰軍，使蘇魯根據地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搖籃。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蘇魯根據地是在國民黨重兵包圍的環境下發展壯大起來的，不像東北根據地，它的三麵是蘇聯，沒有後顧之憂，隻要守住南麵，就可以在根據地內放心大膽地進行土地革命，以獲取戰爭之本——兵與民。同理，東北野戰軍向南進攻，毫無後顧之憂，不像淮海戰役，它是在國民黨的腋下展開的，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大都集聚在此，也最後也大都在此地被殲。由此，國民黨喪失了進攻的能力，將它的腹部暴露在中共的刺刀前。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抗日戰爭剛剛勝利，中央就從蘇魯根據地抽調十萬幹部趕赴東北，開辟東北根據地。十萬幹部，不是十萬士兵，這個概念應當搞清楚，它說明蘇魯根據地強大到什麽樣的程度，由此可見劉少奇的蓋世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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