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思想底蘊非常豐厚的毛澤東，事先就知道他帶領人民進行的第二次長征，觸及到了人們的靈魂和人們的根本利益，支持他的人不會太多，特別是他領導的第一次長征時的戰友和下屬中的多數人，都是坐江山的利益集團，讓他們在鬥私的戰爭中讓出自己的利益，無異於與虎謀皮。而這些人大都因大躍進的失敗而明地或者暗地投靠了劉少奇，如毛澤東一直信賴的田家英以及陶鑄就是典型。一個把毛澤東的私下講話作為情報透露給向劉少奇，還在一篇文章中刪去毛澤東的極為重要的講話，以此為劉少奇打掩護，結果引起毛澤東震怒，嚇得上吊；另一個暗度陳倉，不惜用“換頭術”來保護自己的主子（據陶鑄夫人曾誌後來回憶，1966年國慶，新華社要發一組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當即指示一定要有鄧小平的照片，並詢問新華社有什麽辦法可以補救？新華社同誌說可做技術性處理。後來他們將一幀照片上的陳毅元帥頭像隱去，植入上了鄧小平的腦殼。這就是後來哄動一時的“換頭術”事件）。另一方麵，劉少奇集團掌控了大部分的黨組織並嚴密地控製了宣傳輿論陣地，使得毛澤東發出任何有關衝擊舊體製的號角都難以出聲，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讓江青去到對他非常忠誠的柯慶施所管轄的上海尋求幫助。柯慶施安排張春橋具體協助江青。張春橋推薦了思想文筆俱佳的姚文元。江青在找張春橋和姚文元寫文章時，對他們說，你們如果搞不好，要倒黴的，官要當不成，老婆要離婚，要坐牢、殺頭。秘密工作實際搞的是在共產黨內的秘密工作，可見鬥爭之複雜。他們在極度秘密的情況下通力合作，寫成了一篇戰鬥檄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前後曆時九個月，在發表前大修改九次，毛澤東本人也審看過三次，可見毛澤東對此文的重視。此文於1965年11月10號在文匯報上發表，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火雖然點起來，但北京的彭真卻不買賬，首都所有的報紙不予轉載，毛澤東惱怒，決定在首都發行單行本。結果北京連一本都不訂。因為走資派門知道這是江青搞的，而江青是毛澤東的老婆，顯然是在抵製毛澤東，由此可見劉少奇集團勢力之大和他們的肆無忌憚和剛愎自用。毛澤東最後不得不讓周恩來出麵幹預。周恩來批評彭真說：你們要幹什麽，說姚文元文章是毛澤東偉大戰略部署，你們胡搞，抵製還行？要發姚的文章，彭真頂不住了。但是他以守為攻，用寫按語辦法，往相反的方向引導轉化，希冀把政治鬥爭搞成學術討論。
1964年7月2日常委會決定讓彭真擔任文化革命小組的組長是毛澤東的一步妙棋。彭是劉集團的第一大將，書記處的二把手，掌管意識形態和北京市委，同時也是北京衛戍區的政委。文化革命小組成立後的一年多內，並沒有出現重大舉措。直至1965年11月，姚文元突然於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五人小組才開始研究討論吳晗與姚文元的文章言論性質。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極度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出台的，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而震驚。而彭真認為他作為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竟然對如此大事一無所知，因此將姚文元的做法視為嚴重錯誤、違背中國共產黨的紀律和黨內生活準則（按照當時的規定，批判吳晗這樣級別的人，是要通過中宣部同意的。《文匯報》居然敢不通過中宣部，直接刊登點名批判吳晗的文章，簡直就是跟中宣部作對。）。實際上，彭真知道姚文元文章出台的經過，但仍然於1966年2月3日親自主持召開文化小組擴大會議，除原成員外另有臨時與會的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和鄭天翔，共十二人參加。次日，由許立群、姚溱將會議決定以《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為名上報，一星期後被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二月提綱》明確反對將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明顯與毛澤東的意圖唱反調。彭真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黨內的政治力量的對比，毛澤東的力量是弱勢。
但是，毛澤東此時已經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軍事組織布局，在1965年12月的上海會議上拿下作為總參謀長的羅瑞卿，換上了林彪的親信楊成武，又於1966年5月15日，繞開政治局由周恩來牽頭成立了以防政變為主要目的首都工作組，做好圍堵劉鄧的一切準備，然後抓住《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文章所寫的按語和“二月提綱”不放，毛澤東在杭州遙控指揮，逼迫在北京的劉少奇出麵自斬膀臂。
1966年6月27日，北京時間下午四時，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與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討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幾個同誌的問題。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劉少奇做了主旨講話，有關政治方麵現摘錄如下：
“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係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麽關係，達到何種程度，我們組織了審查委員會，正在進行審查。他們共同特點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動的。他們的企圖不是個人要點什麽東西，而是企圖根本改變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要按照他們的路線辦事，要按他們的麵貌改造黨，改造全中國，企圖在中國實現修正主義政策，也就是複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如果他們的企圖得逞，就可能實現政變。”“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
有關個人態度和情緒方麵，摘錄如下：“在今年二、三月間，召集了幾十個人，有地方、軍隊幹部參加的會議，進一步討論羅瑞卿的問題，他在會上講了一次話，大家不滿意，沒有讓他過關，此時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受了點傷，沒有死，現在住在醫院裏，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棒冰）他的這種行動，是對抗情緒，是嚴重地對抗黨，對抗同誌們的批評。”
你的親信，由你自己主持會議去打倒，這種羞辱加逼迫就範的政治藝術怕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原本認為自己實力強大得昏昏然的劉少奇集團如此不堪一擊，實在出人預料。毛澤東的觀點通過劉少奇的嘴巴講出來，於劉而言已是十分的難堪，為什麽劉還要自我作踐地嘲笑羅瑞卿的自殺方式？人之丟臉，無以複加！由此，劉少奇集團土崩瓦解，成為砧板上待剁的魚肉。
1966年八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8月7日，大字報發表後，全會立即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接下來的選舉中，劉少奇的排名從第二降至第八，鄧小平第六的位置沒變。這說明毛澤東此時對劉少奇還是網開一麵，畢竟是並肩作戰二十餘年的戰友，不想把他置於死地，至於他後來仍然心存僥幸，負隅頑抗，加之其黨羽煽動部分紅二代（聯動，西糾）鬧事，致使其死於關押之中，則是事物發展得出人意料了；毛澤東對鄧小平一直信任，不因其偶爾心懷二意而意氣用事，此時還是加以保護。“太祖”，“太宗”一脈相承振興中華，危險時刻，“太祖”不忍加害於“太宗”，“太宗”繼正統之後不毀陵，繼續高舉“太祖”旗幟，此政治家的風度乎？還是天佑中華的神運所致？
無論如何，劉鄧在此期間舉止失措，顏麵掃地，不僅喪失了顯赫的權勢，連工作的機會也沒有了。隨著劉鄧靠邊，新成立的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了中央書記處。作為第一副組長的江青正式走向政治前台，開始了她呼風喚雨的時代。
從現有已經披露的資料來看，毛澤東將妻子江青推到政治前台大致經曆了如下幾個階段：
一 加強對江青的培養和教育。《黨史博采》2005年第1期刊登的鄭克卿、常誌《<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看毛澤東對江青態度的演變》一文。此文詳盡地收集了毛澤東文稿中涉及到江青的地方，統計出有關江青的批示、信函、電報、詩詞或談話多達77篇，從中可以摸出毛江關係脈搏。文中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減少，政治上的關心、指導多了。從1958年到1963年，是毛澤東對江青態度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從《文稿》中我們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內容陡然增多。如前所述，從1949年到1957年，有關江青的文稿隻有4篇，而從1958年到1963年，涉及江青的文稿則多達21篇。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它表明，毛澤東對江青政治上關心、教誨多了起來。現選幾段重要的：
1958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一份刊有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的《紅旗》雜誌封麵上批示：“江青，陸定一的文章極好，必須看，至少看兩遍”。
1960年6月，原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華之後在農得拉魯公司舉行的宴會上說，他在中國期間，看到了幾千年延續下來的中國文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隻有向前推進，並未受到損害。他認為革命對中國是有益的，貪汙、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趕走了。當然革命流過血，使許多人掉了腦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但看來不流血也沒有辦法。……毛澤東在讀了蒙哥馬利的演講摘要後批示：“江青閱。應當研究他為什麽要說這些話。”
1961年6月11日，毛澤東在《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兩個檔上批示：“江青精讀。兩個好文檔，可以為各級幹部的學習材料。現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幹部的時候了。”
1963年9月26日，毛澤東將25日的《參考消息》批給江青，告訴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隻看不研究，毫無用處。並且要反複看幾遍。”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江青諄諄教誨、悉心培養。應當是寄予深切地希望。
二 支持（可能是安排）她推動京劇改革，在舞台上樹立工農兵偉大形象，為其登上政治舞台建好台階，招攬觀眾。江青不負所望，在京劇現在化改革上做出了巨大成就，成就了一生的輝煌。1964年5月9日，林彪就部隊文化藝術工作發表了一個談話。談話認為，無產階級文藝的目的，就是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鬥誌，瓦解敵人，消滅敵人。6月4日，毛澤東在刊載這一談話的《工作通訊》上批示：“江青閱。並於6月5日去找林彪同誌談一下，說我完全讚成他的意見，他的意見是很好的，並且很及時。”並讓江青去轉達自己對林彪談話的支持。僅僅過了十幾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座談會上發表了《談京劇革命》的講話。她在講話中說：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曆史的真正創造者，那是不能設想的，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我們提倡革命的現代戲，要反映建國以來十五年的現實生活，要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來。這是首要的任務。這是江青以藝術的名義走向政治前台的重要標誌。
三 安排江青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掌握了指揮和操控文革發展的權力。在擔任這一職務後，可能擔心她資曆不夠深，又在1966年7月寫信給江青。這是一封極為重要的信件。當時，文革尚未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政治形勢極為緊張，各派力量虎視眈眈，大有一決雌雄的陣勢。毛澤東把對複雜形勢的看法，用家書的形式表達出來。在這封信裏，毛澤東對自己、對當前的政治形勢做了概括，並對左中右三派的前景做了預測，特別是對林彪的一些做法保持了高度警惕。信寫好之後，首先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王任重看過，後讓秘書徐業夫抄寫一遍備存，原件寄給江青（有人說原件燒掉了，由此推測寄給江青的信也是抄寫的。若果真是抄寫的，修改此信就有可能，真實性值得考慮。）他這樣做，顯然經過了深思熟慮，他是想通過此信向全黨表明，無論於公還是於私，江青都是他得力的助手，她代表我，他人不得輕視。聯想到黨內大佬對江青的一貫輕視（周恩來除外），特別是在京劇改革期間彭真陸定一周揚對她的頑強抵製，毛澤東此舉不算多餘。同時也留下充分的進退空間，萬一出現差錯，他可以以導師的身份對她差錯的言行做出修正。既然需要江青在前台當操盤手，鞏固她的地位、樹立她的威信是必須的。但是樹立威信不能靠行政命令，寫這樣一封密切關注政治的信無疑是最好的形式。
另一方麵，毛澤東在這封信裏，以憂慮的心情特別提到了“我的朋友”，對他的講話表示了深切地不安與不滿。此信在“9·13”事件發生後公布，想以此證明毛澤東高瞻遠矚。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事物處理失當往往會促其走向反麵，公布這封信卻給毛澤東帶來很大傷害，既然看出林彪別有用心，為什麽還要培養為接班人？說白了這就是利用，由此可以說，毛澤東此時已由偉大的政治家蛻變為偉大的政客。 “家”與“客”，一字之差，內涵截然不同。政治家注重的是哲學與實踐、理想與實際的結合，政客追逐的是權利與權勢。並非所有的政客都是卑鄙的，不謀私利的政客，利用權力為國家和大眾謀福利的政客，雖然迷戀權力，同樣也是偉大的，如美國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另外，在文革極為關鍵的1967年8月4日，毛澤東又給江寫信，提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等重大舉措，這封信通過江向政治局傳達，和在全黨、全國貫徹執行。其目的也是樹立江青的威信。
經過這三步安排，江青由文藝旗手搖身變成文革前期衝鋒陷陣的先鋒官，她率領中央文革，追隨毛澤東，以摧枯拉朽之勢，癱瘓了各級黨委和政府，徹底鏟除了劉少奇集團的政治基礎。1967年二月，在中央文革成員參加中央碰頭會合並之後，她又成為新的權力中樞的傳令官，因為這個碰頭會的權勢超出了原中央書記處。這顯赫的地位，一直維持到1969年中共九大開幕為止。在取消中央文革小組後，她繼而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成為黨內文革新貴的領軍人物，最終在政治這潭渾水中失去自我，成為繼續革命理論神龕前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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