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15日，重病在身，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毛澤東，對在場的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781頁）
這形同遺囑的講話，高度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武裝鬥爭，二是文化鬥爭。他認定：對這些事（指武裝鬥爭）持異議的人不多；這事（指文化鬥爭）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他同時還認定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毛澤東把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和創建共和國一樣的偉業，絕非是孤芳自賞或者是老邁昏庸。文革已經過去38年，由於社會進步和互聯網的興起，檔案數據上麵的灰塵被清掃，曆史的麵目逐漸清晰。我們可以借助部分公開的高饒聯盟、八大、反右、大躍進、大饑饉、四清這一係列政治事件的資料和數據（也包括許多有參考價值的個人回憶錄），來理性地分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發動的過程以及方法。
我上麵給文革加了四個定語，既最偉大、最特殊、最龐大、最複雜。這四個定語中的後三個怕沒有什麽異議，最偉大一說，當有爭論。如果是在35年前，我說文革偉大，可能會被當局警告。但時間是試金石，能檢驗這塊金子的成色，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塊金子上的汙垢被磨去了，重現昔日閃閃的金色光譜。磨去汙垢的力量一是資料數據的公開，掩蓋真相不再可能；二是人民群眾重新淪入被壓迫被剝削的境地以及“五毒”具逞的社會亂象，為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革提供了正麵的佐證；三是精英無恥地攫奪社會財富說明走資派一直在走；四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美國大兵、資產階級的“紳士”“淑女”重新霸占文藝舞台，說明改開的三十年文化領域一直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後花園。盡管文革如今受到廣大群眾以及學者的肯定並會在將來徹底翻身，但讚譽文革依然是民間力量為主，而詆毀的力量占據著權力的製高點，甚至國外的一些漢學家，也一改往日的讚賞態度，開始詆毀文革。“十年動亂”是文革的官方定論，受到了國內外精英的一致肯定，區別僅在於：國內的精英用其反毛，國外的精英用其反華，他們的基本點非常一致——反共。
為什麽說文革是最特殊、最龐大、最複雜的政治工程？
首先說其特殊性：
文革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統治者由號召人民群眾起來造反的政治運動。
幾千年的人類曆史，無一例外的都是統治者剝削壓迫人民群眾的曆史，對殘酷壓迫剝削激起的反抗，統治者一律采取鎮壓，圍剿、屠殺、滅族等肉體消滅等手段且無所不用其極，審判、詆毀、囚禁、坐牢等陰險歹毒手段無不披著合法外衣。無論是英雄創造曆史觀，還是群眾創造曆史觀，都無法改變曆史的形態，這就是壓迫與反壓迫，剝削與反剝削，屠殺與反屠殺，詆毀與反詆毀貫穿於整個曆史，使得曆史充滿血腥。可以這樣說：人類已過去的曆史是一個建設——摧毀——再建設——再摧毀的循環過程。
如何破除這個惡性循環？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但是，任何公平公正的社會都會有管理，有管理就會有壓迫，就會有官僚主義，就會有腐敗，而壓迫、官僚主義和腐敗則是激化矛盾、產生反抗的根源。如何把管理而激化的矛盾降到最低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宣泄和疏導——造反則是最好的宣泄和疏導。這樣就可以破解建設——毀壞——再建設——再毀壞的規律。不要一聽造反一詞就毛骨悚然，對不血腥的統治者，和平反抗無疑是一個優選項。文革初期造反的形態就是和平反抗，沒用槍炮等熱武器，比如上海的一月奪權風暴，就是和平反抗成功的典型，其它省市也效法上海一月風暴，均獲得成功。文革之所以發生武鬥，是既得利益集團（即取得地方管轄權力的支左解放軍）將政治鬥爭推向極端，了解一下文革中武漢的解放軍和保守組織是怎樣對待造反派的；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製造了“二二三”慘案，下令開槍打死造反派群眾180餘人，抓捕上萬人；以及四川抓捕造反派的人數超過十萬，就會知道是什麽樣的情況了。既得權力集團和老走資派一樣，在向造反派揮屠刀時，其凶殘絲毫不亞於蔣介石於1927年4月12日的大屠殺。是毛澤東解除了走資派的職務，製止了屠殺，使青海、武漢、四川的造反派獲得安全。毛澤東麵對武漢新老走資派的血腥屠殺，曾想到：“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見王年一《大動亂年代》）但最後還是放棄了，可能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造反，不需要武力，由此可見他提倡的“造反有理”還是和平造反。世界上，和平造反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在文革開展的同時，在世界的另一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主流也一直以和平造反的形式風起雲湧般的展開，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正因為文革是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由統治者號召人民群眾起來造反的政治運動，相信它一定能夠推動人類的曆史向理想中的社會發展。烏托邦的理想經過文革的實踐，減去了許多理想成分，貼近了社會的現實。文革中的上海，基本就是烏托邦的裁剪版，稍加完善和補充就是人類向往的高等級社會。如果有興趣看完王紹璽所寫的《與景賢相處的日日夜夜》（見附件3），就會承認我此言絕非虛言。阿裏夫·德裏克說：“文革是人類的最後一次掙紮”。周恩來在接見浙江省原革委會常委李顯通時說：“今天，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毛主席以後再也不會有人會發動人民群眾起來造黨內走資派的反。他們一旦掌權，就會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誰要是揭露他們，就一定會抓你，殺你。”同時他還說：“道理很簡單，是文化大革命觸動了他們的命根子，斷了他們發財致富的門路，斷了他們做官當老爺的美夢。我看啊，今後一旦複辟起來，也一定會從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入手的。”為此他諄諄地告誡說：“年輕人，有這個準備和沒有這個準備是大不一樣的。今天跟你談的這些內容，希能記在心裏，請不要輕易公開。” 周恩來是偉大的政治家，阿裏夫·德裏克是著名的學者，他們都斷言文革不會再發生，絕非是一時頭腦發熱，當是仔細觀察文革並深思後得出的結論，這更說明文革是人類曆史上難得的珍貴的文化遺產。但是，我們不應當因為有這樣兩個哲人做出這樣悲觀的斷語而灰心喪氣，人類曆史的步伐一直在前進，正在逐步從“獸道”轉入人道，毛澤東去世了，還會有新的毛澤東出現。文革是人類的一次大掙紮，絕非是最後一次掙紮，因為人類自稱是萬物之靈，既然能這樣自稱，當有現實依據，人類也正是從低級社會向高等級社會發展，每發展一次，就會減去許多獸性。萬物之靈說得是萬物的主宰，人類想要主宰萬物，就應當施行天道，真正成為萬物的靈魂，絕非是讓萬物絕種。當人類能夠和萬物和諧共存時，人類自己應當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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