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中國文學第一天才的曠世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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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曹雪芹是中國文學的第一天才，即最偉大的天才，而他的著作《紅樓夢》則是中國文學的第一經典。首先如此肯定曹雪芹的無比崇高地位的是周汝昌先生。他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其“引論”就如此判斷：

曹雪芹是中國第一流現實主義的小說家之一，《紅樓夢》是世界偉大文學作品行列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意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國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亞，蘇聯人民一提到托爾斯泰而感到驕傲一樣。我們中國人民也就以同樣的驕傲感而念誦曹雪芹的名字。

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都是他們的祖國所確認的第一天才也是永遠引以驕傲的精神天空。五十多年前，周汝昌先生對《紅樓夢》的認識就如此走上製高點，五十年後，這一認知成了共識之後，他又道破《紅樓夢》的四項偉大究竟，即：“曰思想情感之偉大；曰學識廣博之偉大；曰氣味品格之偉大；曰才情詩境之偉大。”（《紅樓十二層》第82頁，書海出版社，2005年版）所以我稱他為中國第一文學天才的曠世知音。然而，周先生作為知音還不僅是這一崇高而準確的判斷，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不喜歡《三國演義》而熱愛《紅樓夢》，並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把全部生命、全部才華貢獻給《紅樓夢》研究。六十年鉤沉探佚，六十年嘔心瀝血，六十年追求《紅樓夢》真理，真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本就敬佩周汝昌先生，現在讀了周先生的私淑弟子梁歸智教授的《周汝昌傳》，才知道周先生原來就是一個賈寶玉，一個賈寶玉式的赤子，一個賈寶玉式的嬰兒，一個賈寶玉式的癡人，一個“真真國”裏的真真人。難怪他一生都做曹雪芹這一偉大“神瑛”的赤誠癡心“侍者”。梁歸智先生這部傳記寫得真好，不僅寫出周先生這個“學者”，而且寫出周先生這個“人”、這顆“心靈”。很慚愧，由於滄海之隔，再加上自己的方法是“直覺”紅樓文本，極少參照國內紅學研究著作，因此，在讀“傳”之前，我竟然沒讀過梁先生的著作。近日連續讀他的三部著作（除“傳”外還有《紅樓疑案》、《禪在紅樓第幾層》），才驚訝於周先生竟有這樣一個有學問、有見地、考證悟證功夫兼備的“接班人”，更高興的是梁先生對“紅樓”的認知，尤其是對禪在紅樓的重要位置的認知，完全和我相通。說“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看來不對，我躲藏在落基山下的“象牙之塔”之中，就完全不知梁先生早已“緊跟”導師開創了《紅樓夢》探佚學，也不知道他不僅有師承的高強考證功夫，而且早已意識到，百年來的《紅樓夢》研究，缺少的是靈魂，是主體精神，是文化哲學，此一見解何等寶貴！這次閱讀歸智兄書籍很有收獲，雖隔重洋，但我與他產生了一次靈魂的共振，他的“傳”寫得這麽好，我相信，其意義將遠超於對周汝昌先生個人的評價。《紅樓夢》對中華民族未來的影響不可估量，梁先生參與的是這一不可估量的事業。

（二）

對於周汝昌先生，一般的認識是隻知道他是《紅樓夢》的考證家而不知其餘。不錯，周先生首先是以《紅樓夢新證》而名聞天下，但是，這部“新證”可是非同小可。這部巨著超越了它之前的任何考證成就，包括超越胡適先生與俞平伯先生。胡先生與俞先生是值得我們敬重的，經過胡適的考證，魯迅與我們這些後人才知道《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才知道《紅樓夢》是一部文學化了的“作者自敘”（魯迅語），賈寶玉即曹雪芹的人格化身。然而，此說是不是真理，還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不僅不相信，而且還大規模地聲討此說乃是異端邪說，在此語境下，周汝昌先生以驚人的毅力和驚人的實證本領，開掘出曹家曆史和抄本、文物等大量材料，再次證明，曹家乃是小說《紅樓夢》的生活原型，曹雪芹本人又是主人公賈寶玉的原型。《紅樓夢》開篇就寫“甄士隱”和“賈雨村”兩個人物，曹雪芹以此暗示，這部小說是“真事隱”和“假語存”，在小說語言（假語）覆蓋下是真實的故事。當然，既然是文學，故事情節與生活原貌不可能完全相等。不過，所有醉心於《紅樓夢》的讀者，都天然地渴求知道小說故事背後到底還“隱”了什麽真事，曹雪芹沒有寫完的故事是什麽故事，這就形成考證的文化心理前提。對此，胡適敢為天下先，第一個吃了螃蟹，其功永不可沒。俞平伯先生和周汝昌先生顯然都受其影響，都繼續胡適“開創”的事業。可惜俞先生的考證太重情趣，局格不夠大。而周汝昌先生則以《紅樓夢新證》闖出新格局，也形成考證的大氣象。到了周汝昌先生這裏，人們再也不能不承認《紅樓夢》乃是曹雪芹的自傳體小說，是加上“想象”與“審美形式”的藝術化了的“自傳”。周汝昌先生從“新證”開始，接著又用數十年的功夫深化研究，結果創造了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互參的紅學四維結構，把“考證”推向高峰。可以說胡適是《紅樓夢》考證的開創者，而周汝昌先生則是總集成者。

讀了梁歸智先生的《周汝昌傳》，我還明確了原先的一個看法：周先生的成就不隻是考證。今天借此作序的機緣，我想用八個字來評價周汝昌先生，這就是“總成考證，超越考證”。周先生的超越，是他對《紅樓夢》的偉大價值具有真知灼見的發現，他不像胡適那樣，雖有考證功夫卻無敏銳的藝術感覺，胡適竟然認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逰記》”甚至認為“原本《紅樓夢》也隻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日致蘇雪林信）胡適這話未免離真理太遠。與胡適相似，俞平伯先生也懷疑《紅樓夢》是不是一流作品。而周汝昌先生則一再論證，說明《紅樓夢》乃是“一部空前奇麗、石破天驚的偉著巨構”，曹雪芹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才，他的這些出自心靈深處的認知，其文學眼力和思辨能力都遠在胡、俞之上，也遠在當今許多紅學家之上。深刻的真知逼迫他不得不對胡適和俞平伯兩先生提出質疑。他感激胡適，又批評胡適，這完全是“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的情懷。至於在全國性的批胡批俞的大潮流中，他的某些悲劇性表態，我想，我們隻能給予理解的同情。

就我個人的體驗而言，我在著寫《紅樓四書》時，固然重新閱讀《紅樓夢新證》，沉浸於生活原型的想象快樂之中，也常常與李澤厚先生談論《新證》中的趣事。澤厚兄不研究《紅樓夢》，但在《美的曆程》中對《紅樓夢》作過精彩的評價，此後也對《紅樓夢新證》作了高度的評價，可惜後者仿佛隻對我一個人發表。二十年來，他多次對我說：“《新證》考證功夫遠超前人與今人。我比較相信《新證》中所講的史實。《新證》說明，曹家的衰敗，完全是政治變故的結果，而不是胡適所說的自然趨勢。周汝昌顯然比胡適深刻，比胡適更有見解。我非常認同李先生的評價，覺得周先生不僅開掘出他人難以企及的史料，而且具有不同凡響的史識與詩識。二十年來，我無論是讀周先生的《新證》，還是讀周先生的《曹雪芹小傳》、《曹雪芹新傳》、《紅樓家世》、《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等著作，都從中吸取了豐富的思想營養，這些營養概括起來，大約有三點：（1）確認《紅樓夢》乃是空前啟後的中國文學的最偉大的作品；是人類世界精神水準的偉大坐標之一。（2）一切考證、探佚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把握《紅樓夢》的無量文學價值；（3）感悟《紅樓夢》關鍵是感悟其無人可比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什麽“文學技術”之類。最後一點，周先生直接啟發了我和女兒劍梅進行一場“關於第三類宗教的討論”（參見《共悟紅樓》第九章）。我完全沒有想到，周汝昌先生竟然提出一個在我心中久久逥蕩的“大問題”，給我以極大的震撼。周先生在紀念曹雪芹逝世23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上說，曹雪芹是一個抵達創立宗教水平的思想家、哲學家，是相當於釋迦牟尼和孔子一級的大哲士。他坦率地說：

曹雪芹文化思想，在十八世紀初期，對中國文化是一種啟蒙和革命的思想，其價值與意義和他的真正曆史位置，至今還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九十年前陳蛻先生提出了曹雪芹是一“創教”的偉大思想家的命題，創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宏偉博大異乎尋常而又無古人，如孔子、釋迦等人方能膺此光榮稱號者也，陳蛻所見甚是，而九十年中，並無一人知其深意而予以響應支持，則不能不為民族文化識見之趨低而興歎致慨。（引自《東方赤子.周汝昌卷》，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

周先生這篇文章，我在出國之前仿佛讀過，但沒有特別留心。出國後，我把《紅樓夢》作為“生命體認對象”（非研究對象），把自己的情感、心靈參與其中，才讀出賈寶玉乃是準基督、準釋迦，才明白《紅樓夢》具有宗教式的博大情懷和大慈悲精神。在此基礎上，我重讀周先生這篇文章，真是激動不已。閱讀後的瞬間，我真想告訴所有熱愛《紅樓夢》的朋友一句話：“我和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夢》的天地大境界上相逢了。”相逢後可能會有論辯，但最重要的是我和“中國最偉大的特異天才小說家”（《曹雪芹新傳》自序）曹雪芹的曠世知音在一個類似宗教的大境界中相逢了。上邊引述的那段話裏，周先生找到一種可以表述《紅樓夢》之無比宏偉的語言。這不是“超越考證”是什麽？

周汝昌先生能抵達這一境界，不是考證的結果，而是悟證的結果。換句話說，這不是“頭腦”的結果，而是心靈的結果。正如歸智先生在“傳”中所說：“周汝昌研究《紅樓夢》，隻是憑著一顆天賦以詩才、哲思、史識的心靈，在搜集的大量史料和小說文本之間遊曳感受，與作者曹雪芹作心魂的交流，這樣得來的所感所見，自然與那些在新舊教條籠罩下的研究者大為不同。很自然，他的所感所見，也就不能為那些研究者所認同和理解了。”周先生用的“天賦的心靈”去和曹雪芹交流，以心傳心，以心發現心，這便是悟證，便是超越考證的悟證。所以我除了用“總成考證，超越考證”八字之外，還要用另外八個字來評價周先生，這就是：

考證高峰，悟證先河。

二十年來，我在閱讀《紅樓夢》和寫作《紅樓四書》時，用悟證取代考證與論證，著意使用另一種方法和語言，使悟證更具規模，但這種“以心發現心”的方法，其實周汝昌先生已開了先河。他在《紅樓十二層》中說：悟性——比考證更重要。為表達這一意思，他特作詩雲：“積學方知考證難，是非顛倒態千般。誰知識力還關悟，慧性靈心放眼看”。說的多麽好！倘若局限於考證或實證，周先生絕不可能重新提出陳蛻九十年前的大問題與真問題，也絕對不可能成為中國文學第一天才的卓越知音。

（三）

我如此高度評價周汝昌先生研究《紅樓夢》的成就，並不等於說，我和周汝昌先生的學術觀點完全一致。很可惜，我一直未能贏得一個機會直接向周先生請教，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我一定會坦率地告訴他，有三個問題老是讓我“牽腸掛肚”，很想和他討論，也可以說是商榷。第一，關於後四十回即高鶚續作的評價。眾所周知，周先生以極其鮮明的態度徹底否定高鶚的續作，認定高氏不僅無功，而且有罪。而我卻不這麽看，我認為周先生的否定隻道破部分真理，也就是高鶚續書確實有許多敗筆，例如讓寶玉與賈蘭齊赴科場而且中了舉，讓皇帝賜與“文妙真人”的名號與匾額，這顯然與曹雪芹原有的境界差別太大。但是，後四十回畢竟給《紅樓夢》一個形而上的結局，即結局於“心”（當寶釵和襲人還在尋找丟失的通靈玉石時，寶玉聲明：我都有了心了，還要那玉幹什麽？）第120回寫“急流津覺迷渡口”，賈寶玉早已覺悟而遠走高飛，賈雨村卻徘徊於江津渡口，雖與甄士隱重逢，並聽了甄的“太虛”說法，但還是不覺不悟，昏昏入睡。至此，是佛（覺即佛）是眾（迷即眾），便見分野了。這種禪式結局乃是哲學境界，難怪牟宗三先生對後四十回要大加讚賞。第二，周先生自己的研究早已超越考證，不知道為什麽在定義“紅學”時，卻把紅學限定於考證、探佚、版本等，而把對《紅樓夢》文本的鑒賞、審美、批評逐出《紅學》的王國之外，這是不是有點像柏拉圖把詩人和戲劇家逐出他的“理想國”。第三，周先生發現脂硯齋可能就是史湘雲。在“真事隱”的故事中最後是賈寶玉與史湘雲實現“自首雙星”的共聚，這很可信，但周先生卻由此而獨鍾湘雲，以致覺得《紅樓夢》倘若讓湘雲取代黛玉為第一女主角會更好。這類細節問題，我心藏數個，很想與周先生“爭論”一番，可惜山高路遠，這種求教的機會恐怕不會有了。想到這裏，真是感到遺憾。出國之前，一代紅學大師就在附近，我在北京27年，竟未能到他那裏感受一下他的卓越才華與心靈，這是多大的損失嗬。此時，我隻能在落基山下向他問候與致敬，並想對他說：“周先生，您是幸福的，因為您的整個人生，都緊緊地連著中華民族最偉大的生命與天才。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