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老人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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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3日，周有光老人度過了他的第105個生日。語言學家、經濟學家周有光先生是張家四姐妹中老二充和的夫婿。張家四姐妹被認為是我國二十世紀最後的大家閨秀，知名程度僅次於宋家三姐妹。張元和（1907－2003），精昆曲，大姐夫顧傳玠（1910-1966）昆曲傳字輩的首席小生。二姐張允和（1009-2002），擅詩書格律。三姐張兆和（1910-2003），著有《湖畔》等小說傳世，三姐夫文學家沈從文（1902-1988）。四妹張充和（1914-）才華最全，工詩詞、擅書法、會丹青、通音律，嫁給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1916–2003）。

最近《南方都市報》記者田誌淩采訪了他，除了耳力不好外，周老的狀態完全不像一個105歲的老人。他說話聲音洪亮，頭腦清晰，講到興奮處哈哈大笑。他每天看很多書，至今每月在《群言》雜誌發一篇文章。遇到有好的網絡文章，兒子周曉平或朋友還會下載給他看，比如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英文演講稿。日前周有光的隨筆集結出版為《朝聞道集》，大部分文章都寫於他百歲前後，一部分是首次發表。在書中周有光探討了各種當下關注度頗高的命題：如民主與專製，大同與小康，傳統與現代。他考察了美國的興與蘇聯的衰，提出與季羨林“河東河西論”不同的“四種文化”論，探討了對待華夏文化的態度。下麵轉錄刪節整理幾個采訪時談到的話題,不是完全轉貼。

　　關於《資本論》。周有光說，《資本論》影響非常大。我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就讀了。聖約翰大學雖然是教會辦的，但不強迫學生信教，很民主，圖書館裏什麽書都有。我進大學不久就借來英文版的《資本論》看了。後來過了很多年，我想，馬克思寫《資本論》有困難。困難在於他沒有看到不同的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社會有多種分段方法。有一種分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初級階段，一戰和二戰之間是中級階段，二戰後是高級階段。馬克思隻看到初級階段的前半期，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寫起來當然困難。所以國外有評論說，“《資本論》隻是哲學推理，不是科學論證。”科學論證是要用事實來講話的。

關於社會主義。周有光說，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實可行的具體現實。蘇聯瓦解後，曆史學者經過研究，清楚地看到蘇聯的“發達社會主義”是空中樓閣。社會主義是理想，資本主義是現實。蘇聯瓦解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視和破壞現實，違背社會發展的規律。蘇聯為什麽瓦解呢？它違反了曆史規律。你可以短時間違反規律，不能長時間違反規律，否則你就要垮台。斯大林建成的社會主義是虛假的，深層是專製製度。蘇聯瓦解後，俄羅斯上接帝俄的傳統，從頭建設資本主義，這是曆史的自然趨勢。美國有個商務部長說蘇聯的經濟是“暖房經濟”，一開窗外麵的冷風吹進來，花就蔫掉了。就是說，蘇聯的計劃經濟是沒有競爭能力的。

關於季羨林提出“河東河西論”。周有光說，季羨林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文化的接力棒就要傳到中國來了。他的話報道出來以後很受歡迎。後來還開了很大規模的國際學術會議，我沒有參加討論。我不讚同。從曆史角度來講，不能這樣分東方西方。根據世界曆史，古代有很多個文化搖籃，可以總結為四大傳統文化：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文化、以伊斯蘭教為中心的西亞文化，還有就是西歐文化，西歐的文化傳到美洲，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四個係統，不是兩個。你把它分成東西兩個，後麵三個合成一個，那不是完全錯了嗎？東方西方，是老的講法，是對世界曆史不了解的講法。和季羨林是好朋友，但學問不一樣，他的學問我也不懂，我搞經濟學他也不懂。我們沒有矛盾，各講各的。

　　大國崛起的觀點是錯誤的。周有光說，我認為現在有小國崛起的現象，沒有大國崛起的現象。什麽是崛起？從經濟角度來講當然是富起來了，我們中國有沒有富起來啊？有的人說中國富起來了，的確有那麽多外匯當然富了。但一個國家窮還是富，是要講人均GDP的。富當然不是講國家的，富是講個人的。在書裏有一個附錄《從人均GDP看世界》，把2009年全世界很多國家的人均GDP做了比較，全世界可以分ABCDE五個等級。A是人均4萬美元以上，D是人均一萬美元以上，E級是五千美元以上。大國崛起說是“金磚四國”，這四個國家中，俄羅斯的人均GDP算是最高的在D，中國的人均GDP隻有E。還在第四等第五等，怎麽崛起呢？很多人認為大國崛起了，很高興，讓他們高興高興也好，我是要講科學的。

　　中國人看到的東西太少了。周有光說，有一個笑話，赫魯曉夫的兒子是個大報主編，60歲了到美國去申請入美國籍。要考20個題目，其中有一個問題 “什麽叫三權分立”，他不知道，成了一個大笑話。因為蘇聯不許講這種事情。沈從文有個孫女兒在英國讀了兩年書，又到美國讀了兩年書。我問她，你在國外讀書有什麽感受？她說都很好，就是有一點感到不舒服。什麽不舒服？她說，在國外讀書經常分組討論國際形勢，講到中國的時候她完全不了解，還不如她的外國同學了解。

怎麽改行做語言文字工作了？周有光說，1930年代我在上海的銀行工作，在大學也是教金融。但業餘，我從大學時代就喜歡語言文字學的東西，看了很多書，參與了當時的文字拉丁化運動。當時我寫了一本小書《字母的故事》，今天看來是很幼稚的。那時正爭論做漢語拚音方案用什麽字母。一種意見是搞民族形式，另一種意見是搞國際形式，爭論很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字母曆史寫文章給他們作參考，在《語文知識》上連載，影響很大。到了1955年中國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我到北京參會，領導就勸我改行。複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說，這個工作很重要，當時中國文盲率是80%，要讓他們都有文化受教育，所以我就改行了，留在北京。

　　改行改對了嗎？周有光說，可以說是改對了。今天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了，不太重要了。當時是把這個機構看得很重要。雖然我搞經濟學也不是完全沒用處，但當時我們這種從美國回來的經濟學家，反右的時候是重點對象啊。上海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沈誌遠被打成右派，自殺了，他是莫斯科大學回來的。解放前他用秘密的電報號碼跟毛澤東通電報的，這樣一個人都自殺了。你年輕，不知道反右的厲害。當時像我這樣從美國回來、在上海的經濟學家們，都是被關在監牢裏20多年，後來才平反的。但我碰巧因為改行了，就不算我的舊賬了。我是語言文字學裏的一個小嘍囉，反右也反不到我。

關於沈從文。周有光說，郭沫若批評他是粉紅色的小生，解放後他被看作資產階級文人，是被否定的，他比較害怕。共產黨不讓他隨便寫文學，把他放到故宮博物院做解說員。他這個人了不起，人家以為他做解說員肯定不高興，他無所謂，說我能接觸到很多古物，剛好做研究。他這個人能利用環境，自學成才，這是他最典型的特點。開始我在國外，他在國內。接觸很少。解放後我們都在北京，往來很愉快。沈從文的性格平和得不得了。我從來沒看過他發脾氣。他夫人發脾氣他一聲不響。他是個文人，不了解政治，對共產黨一點都不了解。

　　長壽的一個重要原因。周有光說，一個人活一百年，我遇到倒黴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抗戰八年那麽苦都過來了。日本人一個炸彈打過來，我旁邊的人都炸死了，我僥幸活下來。“文化大革命” 下放寧夏，造反派進我家裏，把東西都搞光了。林彪死了，我回到家裏連一張紙片片都沒有了。我都不在乎。胸襟一定要開闊。生活要有規律。我不抽煙，不喝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一樁事情就要改造自己，把自己的壞脾氣去掉，把自己狹隘的心胸擴大。

　　一個充滿智慧的長者，娓娓談來，口氣多麽平和。不管同不同意他的觀點，這種態度就令人感到非常舒服。如果朋友們都能這樣討論問題，擺事實，講道理，求同存異，少一點火藥味該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