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一下楊開慧的回憶錄

來源: 陽光在多城於 2009-09-22 11:17:01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26727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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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慧在1928－29年間寫過一些文字，藏在板倉楊家老屋的牆縫裏。這批手稿直到1982年修繕她的故居時才被發現，成為珍貴史料，讓後人有機會了解她臨終前一兩年的處境，並管窺她的內心世界。

不過，我在網上沒有找到整份資料的原文，所以在寫這個係列時所引段落，都是從別人的文章裏找來的。如果說這樣做很不嚴謹，那我就認了，嘿嘿。反正我的參考文章全部從網上找，然後自己根據資料來源進行取舍。

下麵我就轉貼一下含有楊開慧回憶片段的文章，讀者們可以看看可靠不可靠：

文章1：
《留取丹心照汗青——館藏新發現的楊開慧手稿試讀》
湖南省博物館——歐金林

　　內容提要: 1982年新發現的一批楊開慧手稿，涉及楊開慧一生中許多重要和一些鮮為人知的問題，如她以頑強的毅力與疾病作鬥爭;自幼年時起就深切同情勞動人民;對戀愛與婚姻的見解;對愛情的無比赤誠;對婦女解放的高度關注；對白色恐怖的憤怒抨擊;尤其是她視死如歸，隨時準備為革命獻身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佩不已。本文較為全麵地介紹了手稿的內容，並對手稿內容作了研究性的闡釋。

　　關鍵詞: 楊開慧　新發現手稿　原文　研究闡釋

一楊開慧手稿的發現

　　1982年3月10日，在修繕楊開慧烈士故居——長沙縣開慧鄉板倉楊家老屋時，從楊開慧臥室後牆離地麵約兩米高處的泥磚縫中發現了一疊楊開慧的手稿。據修建工人介紹:手稿是他們自上而下拆牆的過程中，拆至第五行磚時發現的。手稿是整齊的折疊在一起，直放在磚縫中，磚縫外麵糊上了一層沙灰，這個地方看去與整塊牆麵的外表沒有什麽差別。

　　手稿共12頁，其中3頁為官堆紙，每張縱24.3、橫51.8厘米；9頁為深綠色方格毛邊作文紙，每張縱22.8、橫26.8厘米。行文係用毛筆從右至左豎行書寫。手稿共約4200餘字，行草字體，字跡清秀流暢。由於藏在牆縫內50餘年，紙張發黃，有幾頁一些字跡略有殘缺。

　　手稿原由楊開慧故居紀念館收藏。為了更好地保護手稿，省文化局派人將其征集交湖南省博物館裝裱入庫珍藏。同年7月下旬，省文化局根據省委負責同誌關於組織專門小組，對楊開慧手稿進行整理研究的指示，組織了“楊開慧同誌手稿整理研究小組”，隨即對手稿進行了整理和研究。

　　手稿中共有完整的材料7篇:（1）《從六歲到二十八歲》（自傳體散文，寫於1929年6月20日）；（2）《偶感》（五言詩，寫於1928年10月）；（3）《給一弟的信》（沒有發去，寫於1929年3月）；（4）《見欣賞人頭而起的悲感》（文，預備寄《京報》莫愁的，沒有寄去）；（5）《女權高於男權？》（文，預備寄莫愁的，沒有寄去）；（6）《寄一弟》（新體詩，沒有發去，寫於1929年農曆4月初8日）；（7）《寄一弟》（信）。此外，另有一篇《寄愛》（沒有發去，缺文）。整個手稿的寫作時間為1928年農曆10月約至1929年農曆6月。

　　這次新發現的楊開慧手稿，涉及楊開慧一生中許多重要和一些鮮為人知的問題，如她以頑強的毅力與疾病作鬥爭；自幼年時起就深切同情勞動人民；對婚姻戀愛的見解；對愛情的無比堅貞；對婦女解放的高度關心；對白色恐怖的憤怒抨擊；尤其是她視死如歸，隨時準備為革命而獻身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佩不已。

　　從發現手稿的現場情況、除自傳一篇外其餘篇都是首尾連接的書寫形式及幾篇的標題後寫明“沒有發去”等情況分析，這批手稿是楊開慧為長久匿藏而寫的。為什麽要為匿藏而寫作，因為她預計自己隨時有被敵人逮捕的可能，不能不早做準備；再者，她相信革命一定會勝利，她的手稿總有重見天日的時候。

二自傳：“從六歲到二十八歲”

（一）自傳原文（節錄）：

　　[從][六]歲到二十八歲

　　“[這]樣悲[慘]□□□□[世]界”。我從六歲時起，就得了這個□□。我想□□□□□□□六歲的人，能夠有這樣老大的思想，假使不是我自己的經曆，或許我也會不相信。我的[身][體]生下來就弱得非常，一哭就要暈的，一切和平常小孩不同，小孩是好活動的，我不愛活動，小孩是不能深思的，我能夠深思。或許就是這個原因——病的原因吧？那時候，我是同情於畜類；那時候，我還不大知道人的事，但我已知道人是要死的，這也是一個很大慘影在我的心裏。每當[晚]上上床睡覺，這些慘影，如殺雞、殺豬、人死，在我的腦際翻騰起來，那真痛苦！我現在還完全記得那個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許多小孩都是一樣，我完全不能了解他們，為什麽他們能夠下手去捉小老鼠、蜻蜓玩，完全把它做一個不知痛癢的東西待遇。

　　我是舍不得我的母親去受那樣的痛苦——看見我死的痛苦——不是有這一個有力的牽絆！那我檢（簡）直沒有生活下來的可能了！

　　我很想尋出一個信仰來！後來我決定了我的態度，盡我的心，盡我的力，隻要做到這一個“盡”字，其餘就不是我的責任了。我安心要把身體弄強健，盡我的力去驅逐病魔。這個方針定了不久，我就到了北京，那個時候是十六歲的光景。我清早起來洗冷水澡，行體操。我隻穿一件舊棉襖過冷天。那時現出我的意誌力出來！我覺得我無論什麽都能受，我檢（簡）直相信人的壽命，可以由人的意誌力去延長它的。

　　那時我同情下層生活的同胞，我忌（嫉）恨那些穿華服隻顧自己快活的人。我熱天和下層生活的人一樣，穿大布衣。

　　這個時候，大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對於結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見解。我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並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神聖的不可思義（議）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愛的！我也知道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這一頭來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夠隨便，一句恰好的話可以表現我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寧無。”

　　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深愛的父親死了！當然不免難過，但我認父親是得到了解脫，因此我並不十分悲傷。

　　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因為我不要人家的被動愛，我雖然愛他，我決不表示，我認定愛的權柄是操在自然的手裏，我決不妄去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這樣，愛不都會埋沒盡了麽？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決定獨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許多的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我有這樣的幸運！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他為我非常煩悶——我相信我的獨身生活，是會成功的。自從我完全了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殺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這一個運命！因為我的意誌早又衰歇下來了，早又入了浪漫態度中，早已又得了一個結論：“隻有天崩地塌一下總解決！”除非為母親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義？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戀愛生活，……

　　現在我的傾向又入了一個新時期，我想在學問裏頭，得到一些滋潤物，把我已枯的生命貫（灌）溉扶持起來！或許能有一個新的發現，或許有一天我要叫著，我從前的觀念是錯了！

　　唉！殺！殺！殺！耳邊隻聽見這種聲音！人為什麽這樣獰惡！為什麽這樣殘忍！為什麽嗬？？？我不能去設想了！我要一個信仰！我要一個信仰！來一個信仰吧！！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寫成

（二）自傳釋要一:“盡我的力去驅除病魔”

　　楊開慧，字雲錦，乳名霞。1901年11月6日（農曆九月二十六日），生於長沙縣清泰都（鄉）下板倉屋一個進步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楊昌濟，字華生，後改名懷中，世居板倉，人稱板倉先生，是一位“操行純潔，篤誌嗜學”，滿懷愛國熱忱的學者。楊昌濟在開慧兩歲時出國留學，開慧跟母親在板倉鄉下度過童年。

　　從自傳中得知，開慧在童年、少年及至進入青年時期，體質都很虛弱，以至每當晚上上床睡覺，那些殺雞、殺豬、人死的慘影便在她的腦際翻騰起來，使她久久不能入睡，她感到非常的痛苦。或許是由於深深的疼愛母親這樣 “一個有力的牽絆”，開慧變得堅強起來，她決心要盡自己的心，盡自己的力去驅除病魔，把身體弄強健。

　　“驅除病魔”，開慧采用的是“洗冷水澡，行體操”這樣一種體育鍛煉，增強體質的方法。開慧采用這樣的方法，首先是受了她父親楊昌濟的影響。

　　1913年春，楊昌濟結束近10年的留學生涯回到長沙，他謝絕湖南省政府聘為教育司司長之職，表示要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以直接感化青年為己任”。[1]他先後在湖南省立第四師範、第一師範任教，並兼任湖南高等師範等學校的倫理學、教育學教授。

　　楊昌濟十分重視體育的作用。他說:“欲為生存競爭，則於身體、於精神，不可不為大活動。而欲於精神、於身體為大活動，不可不強健其身體，即教育不可不置重於體育。”[2]在體育的一些實踐方麵，如體操、靜坐和洗冷水浴等，楊昌濟無不帶頭實行。

　　自楊昌濟回到長沙後，楊開慧也就與他的哥哥楊開智離開故鄉板倉，隨父母遷居省城長沙。為了使自己的孩子從小經受鍛煉，楊昌濟在自己家裏備有一個大木盆，叫楊開智和楊開慧堅持冷水浴。

　　再者，可能是受了她父親的好學生毛澤東的影響。

　　毛澤東是一師學生中有名的冷水浴者。每天清晨天剛蒙蒙亮，他便來到學校東北隅浴室旁的一眼水井邊，脫光上衣，吊上一桶桶冰涼的井水往身上澆，然後用浴巾搓擦全身，一直到全身皮膚發紅發熱為止。毛澤東的冷水浴習慣，一直保持了許多年。

　　在堅持不懈的體育鍛煉實踐中，學習老師楊昌濟及前人的經驗，總結和發揮自己的體會，加以理論概括，毛澤東寫成體育論文《體育之研究》，發表於1917年4月1日刊行的《新青年》雜誌。《體育之研究》，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而這篇文章是由楊昌濟推薦給《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的。

　　楊開慧在自傳中說：聽到過毛澤東“許多的事”，看見過毛澤東“許多的文章”。這個“許多的事”中應包含有毛澤東堅持數年不間斷的清晨冷水浴一事；這“許多文章”中也應包含有毛澤東那篇不僅蜚聲一師校園而且震動湖南學界的《體育之研究》。

　　從自傳中可以看出，開慧決心以體育鍛煉的辦法“驅逐病魔”的“方針”，是在去北京的前夕確定的，而“清早起來洗冷水澡，行體操”是在1918年夏隨父親到達北京以後實行的。這說明，在長沙期間，雖然她的父親教導她用冷水浴的方法鍛煉身體，但她可能堅持得不好。隨著年齡的增大，虛弱的體質不能不使她倍感憂慮。更可能是閱讀了毛澤東那篇“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體育之研究》，深受鼓舞。她到北京後，又洗冷水澡，又行體操，而且“隻穿一件舊棉襖過冷天”，身體的狀況顯然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不然她怎麽能得到“簡直相信人的壽命，可以由人的意誌力去延長的”這樣幸福而真切的感受？

（三）自傳釋要二：“我同情下層生活的同胞”

　　開慧“同情下層生活的同胞”的情感，遠在她的少年時代就有濃烈的體現。開慧雖出身於一個幾代書香之家，但她的祖母在她的父親還隻有8歲的時候、她的祖父在她的父親還隻有14歲的時候便雙雙病逝，因此，家無多大積蓄。她的父親18歲時與她的母親結婚，父親一邊勤奮自學準備參加科舉考試，一邊出外從事教學攢錢養家。開慧的母親向振熙，是一個忠厚善良、勤勞儉樸的婦女。在開慧小的時候，楊家的生活也是過得緊緊巴巴的。開慧從懂事的時候起，便幫助媽媽做些家務勞動，或跟著哥哥上山扒柴。生長在這樣一個知書達理、生活清貧的家庭，開慧幼小的心靈裏日益滋生出一種善良的情感。當年板倉院裏，住著一個楊樂初的老人，患有嚴重的哮喘病，無依無靠，生活極為困難。開慧常常幫助這位老人做事，還和媽媽商量，不時送些糧食和衣物給老人，楊樂初很感激，逢人便說:“霞姑娘和她媽對我們受苦人真是太好了！”

　　待到開慧的父親留學回長沙執教，尤其是到北大教書，家庭的生活寬裕了不少，但開慧同情下層勞動人民的情感一絲也沒有減退。她嫉恨那些穿華服、隻顧自己快活的人，她熱天和下層生活的人一樣，穿大布衣。

　　開慧這樣從小養成的“同情下層生活的同胞”的情感，是後來她政治進步和從事工農運動的重要的思想基礎之一。

（四）自傳釋要三：“我對於結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見解。”

　　從自傳看來，我以為開慧關於結婚的見解，包含四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她認為人類純真的愛情，是神聖而美麗的。

　　人類純真的愛情是神聖而美麗的，它即如瓦西列夫所說的那樣:“愛情總是男女關係的熱烈而激動人心的審美化。它的奔騰激昂，它追求幸福的輕盈步伐，就是血液的流動節奏；它的語言就是高尚的詩篇，是美妙的音樂；而愛情的目光就是明媚的光輝。”[3]

　　開慧說，愛情是真潔“神聖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她簡短的話語與“愛情論”大師們長篇的議論，在對愛情認識的精彩程度上，其實相差無幾。

　　第二點：她認為，不要刻意地去求愛。

　　開慧認為，那“愛的權柄，是操在自然的手裏”，無論男方或是女方，都不能“妄去希求”。我們引用鄧穎超說過的一段話，也許會對開慧的這個認識理解得比較清楚些。鄧穎超說:“兩性的戀愛……須得要基於純潔的友愛，美的感情的濃厚，個性的接受，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洽，人生觀的一致等成份上麵。此外，更須兩性間覺得共同的‘學’與‘業’來維係著有移動性的愛情，以期永久。”[4]具備了這些基礎，兩性戀愛的結合便是比較自然的了。

　　第三點：“不完全則寧無”。

　　追求完美可以說是青年男女在戀愛觀上的一種普遍心理。什麽是開慧所說的“完全”的標準？自傳中雖未見正麵的表述，但從自傳中所表露的她對毛澤東的深厚的愛來看，毛澤東就是她愛情渴望中的白馬王子。青年學子毛澤東身上所體現的遠大抱負、勇敢的求索精神、蓬勃的朝氣、卓越的才華這些優秀資質，使她愛慕不已。毛澤東不僅是她“完全”標準的意中人，她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能得到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意中人，從而使她毅然放棄了自己早已準備實行的“獨身”主義。

　　第四點：“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

　　開慧為何要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這主要有兩點。

　　一是因為中國傳統的結婚儀式，也包括長沙地區的結婚儀式，即使到了20世紀20年代，其形式仍極為繁縟，清規戒律特多。

　　二是開慧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響。在“民主”與“科學 ”的口號下興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中國女性的解放具有特別的意義。女性要有獨立的人格，才算是有一個自由的人，才真正具有人權。五四時期，家庭觀念的各個方麵，如婚姻觀念、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貞操觀念、生育觀念的討論與變化，使女性擺脫封建傳統的家庭束縛，開始走向自由和平等。楊開慧1918年夏至1920年1月中旬在北京居住，北京的五四運動給她思想上以深刻的影響，加之那時她正與毛澤東處於自由戀愛時期，湖南五四新文化亦當通過毛澤東對她產生影響，故她對於婚姻問題能夠產生一些新的觀念便是很自然的。

（五）自傳釋要四：毛澤東，“我是十分的愛他”

　　楊開慧在自傳中，生動地敘述了她與毛澤東自由戀愛的經過，她由衷地寫道：“我是十分的愛他。”

　　開慧為何會那麽深深地愛上毛澤東呢？她在自傳中也寫得很明白：“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

　　關於她聽到的毛澤東的“許多的事”，想來至少有這麽令人感慨的幾件：

　　毛澤東改詩贈父以明心誌；毛澤東成了湖南新軍裏的“秀才”兵；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名義征求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和他做朋友；毛澤東用白話文寫的工人夜校招生廣告引來大批工人樂意上夜校；毛澤東智繳2000件北洋潰軍的槍械成為長沙城內家喻戶曉的少年英雄；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人集合進步青年創建“新民學會”……

　　開慧看到的毛澤東的“許多文章”，可能包括開慧在長沙時期看到毛澤東的作文，如《商鞅徙木立信論》;讀書筆記性質的文章，如聽楊昌濟講授《倫理學原理》一書後在原著書頁上寫下12000多字的批語；公開發表的文章，如《體育之研究》等。

　　關於開慧當年看過的毛澤東的日記，現在尚未見到任何原件。但從毛澤東在一師時的老師黎錦熙，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潤之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於章甫，篤行兩人略同，皆可大造”[5]等一些史料的記載中，完全可以肯定當年毛澤東確實寫有大量日記。

　　毛澤東寫的大量日記哪裏去了呢？

　　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時，很推薦徐特立老師“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學習方法。他勤學苦記，當時記有許多種筆記本，包括聽課的、自學的、摘抄的、隨感的和日記等，積有好幾籃，後來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國民黨軍閥何鍵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聽到風聲，就把它們連同毛澤東存放的書籍報刊一起燒掉了。一位塾師先生從火堆裏搶出兩冊教科書和一個筆記本。幸存的那個筆記本，就是毛澤東作的《講堂錄》。

　　毛澤東的這些故事、文章、日記，就像是一篇篇傳奇動人的小說，一波一波地撞擊著開慧愛的心扉。

　　開慧深深地愛上了毛澤東，但她內向的性格使她不願意首先作出示愛的表示。

　　毛澤東也深深地愛上了開慧。他勇敢地給開慧寫了許多表示愛意的信。1918年8月，毛澤東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去了北京。到京之初，毛澤東暫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9號楊昌濟老師的家中，不久搬進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和蔡和森、蕭子升等住在一起，但仍經常來往於楊先生家裏。在京期間，毛澤東和開慧正式建立起戀愛關係。他們一同漫步在故宮河畔和北海公園，欣賞著那盛開著的潔白的梅花，還有那倒垂湖麵的楊柳枝頭懸掛著的冰柱。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湖南赴京的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在領導驅張活動的繁忙之際，毛澤東曾擠出時間多次到醫院探護重病在身的楊昌濟老師。楊昌濟病逝後，他到法源寺與楊開智、楊開慧兄妹一起守靈，操辦後事。

　　開慧與毛澤東的戀愛是完全自由的，書信的往來，特別是毛澤東的兩次北京之行，更加深了他們的友誼，奠定了愛情的堅實基礎。加之楊昌濟先生生前對毛澤東也十分器重，認為他是“海內奇才，前程遠大”，這更有助於加深開慧與毛澤東的相互理解。

　　1920年冬天，開慧與毛澤東結為夫妻。

　　今天，雖然未能找到毛澤東寫給開慧的那些情意綿綿的愛情信，但戀愛時期毛澤東寫給開慧的一首詞——《虞美人》[6]，讀來同樣令人感慨萬千。此詞如下：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曉來百念皆灰盡，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這首詞通過深夜愁態和拂曉拋淚的描寫，表現了毛澤東對開慧無限思念和關心的深情厚誼，使毛澤東傾愛開慧的一顆赤誠之心躍然紙上。

　　當年的開慧，對戀愛中的毛澤東是如何地一往情深，我們雖也未能找到開慧寫的信件，但從自傳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一顆聖潔無瑕的愛心。她說：“自從我完全了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殺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這一個運命！”

　　在開慧結婚後的第10年，即1930年10月，她被湖南的軍閥何鍵逮捕，反動派說什麽隻要開慧“登報聲明”，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係”，馬上就放她出去，否則“就隻有死路一條”。開慧怒斥敵人：“你們要打就打，要殺就殺，從我口裏休想得到你們滿意的東西！[7]開慧受盡酷刑，始終堅貞不屈，每當親友到獄中探視她時，她總是堅定地說：“死不足惜，但願革命早日成功。”[8]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也包含著為了忠誠不渝的愛情，開慧視死如歸。

　　這正如裴多菲所說：

　　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9]

三《偶感》五言詩：“念我遠方人，複及數良朋”

　　開慧的手稿中，有一首五言詩，是1928年10月寫的，題名《偶感》，懷念戰鬥在井岡山的毛澤東同誌及幾位交誼深厚的朋友。詩如下：

　　一九二八年十月

　　偶感

　　天陰起溯[朔]風，濃寒入肌骨。念茲遠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備？孤眠[誰]愛護，是否亦淒苦？書信不可通，欲問無[人語]。恨無雙飛翮，飛去見茲人。茲人不得[見]，[惆]悵無已時。…… 滬有一純姊，思伊展我懷。能識我衷腸，能別我賢愚。…… 良朋盡如此，數亦何聊聊。念我遠方人，複及數良朋。心懷長鬱鬱，何日複重逢。

　　詩的第一段，開慧思念丈夫毛澤東的真情，溢於言表。從“天陰起朔風，濃寒入肌骨”兩句看，這首詩應是寫於1928年農曆10月下旬，這年農曆的10月下旬是公曆12月的上旬，從24個節氣看正處於“大雪”前後。在湖南的長沙地區，隻有這個時間刮起的呼呼北風才會有刺骨的寒冷。詩中提到的“足疾”，是指秋收起義爆發前夕，毛澤東從長沙送開慧回板倉時引發的腳病，時過一年，當濃寒刺骨之時，觸景生情，開慧自然又念及此事，由此想到遠方的親人一定是在惡劣的環境中備嚐艱辛而心潮起伏。

　　詩中寫到的“一純”，係李一純，年齡比開慧略大一二歲，原與開慧同在長沙周南女中求學，後來成為楊開慧的嫂子。遠在1917年的秋天，開慧送給李一純兩冊精裝的詩韻，李一純買了兩盆菊花並作詩回贈。楊開慧和詩答謝：“高誼薄雲霞，溫和德行嘉。所貽嬌麗菊，今尚獨開花。月夜幽思永，樓台入幕遮。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在楊開慧的手稿中，還有一首詩，那是1929年農曆4月初8日寫給當時也戰鬥在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堂弟楊開明的。五言《偶感》及新體詩的發現，使我們對楊開慧的文學素養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四 “這一個遺囑樣的信”

　　楊開慧的手稿中，有一封載明“沒有發去”她自稱是像“遺囑樣的信”，信的原文如下：

　　一九二九年三月

　　給一弟的信（沒有發去）

　　一弟：親愛的一弟！我是一個弱者，仍然是一個弱者！好像永遠不能強悍起來！我蜷伏著在世界的一個角落裏，我顫傈而且寂寞！在這個情景中，我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我的依傍，你於是乎在我的心田裏就占了一個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樣——你們一排站在我的心田裏！我常常默禱著：“但願這幾個人，莫再失散了嗬！”我好像已經看見了死神——唉！她那冷酷嚴肅的麵孔！說到死，本來我並不懼怕！而且可以說是我歡喜的事。隻有我的母親和我的小孩嗬！我有點可憐他們！而且這個情緒，纏擾得我非常厲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鬧了一晚！我決定把他們——小孩們——托付你們；經濟上隻要他們的叔父長存，是不至於不管他們的；而且他們的叔父，是有很深的愛對於他們的。但是倘若真個失掉一個母親，或者更加一個父親，那不是一個叔父的愛可以抵得住的，必須得你們各方麵的愛護，方能在溫暖的春天裏自然地生長，而不至受那狂風驟雨的侵襲！這一個遺囑樣的信，你見了一定會怪我是發了神經病？不知何解，我總覺得我的頸項上，好像自死神那裏飛來一根毒蛇樣的繩索，把我纏著，所以不能不早作預備！杞憂堪噱；書不盡意；祝你一切順利！

　　信中的一弟為楊開慧的堂弟楊開明。楊開明，又名克敏，號溢清，1905年生於長沙縣白石鄉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24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受毛澤東、楊開慧的影響，1925年夏赴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任幹事。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回湖南開展農民運動。“馬日事變”後，赴安源幫助組建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武裝。1928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省委秘書長，多次被派往井岡山紅軍和湘贛邊界特委了解情況，指導工作，參加領導井岡山的鬥爭。同年7月，湖南省委委任他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1929年初任紅五軍政治部主任。

　　楊開慧為何要寫這樣一封像“遺囑樣的信”給堂弟楊開明呢？一是她在1929年3月7日的湖南《國民日報》上看到朱德妻子伍若蘭被反動派殺害後在長沙掛頭示眾的報道，深知凶殘的敵人也絕不會放過她，因此她不能不有被捕入獄和犧牲的準備。二是想將自己的處境和精神準備通過楊開明轉告戰鬥在井岡山的毛澤東。她不知道毛澤東已於1929年1月率軍去贛南開辟新的根據地去了。在這封沒有發出的且像“一個遺囑樣的信”中，楊開慧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革命的赤膽忠心和在白色恐怖中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

五 “我並不是絕對的孤立！”

　　手稿中，有楊開慧寫的兩篇雜文。其中一篇原文如下：

　　見欣賞人頭而起的悲感

　　預備寄京報莫愁的，沒有寄去。

　　或許是我太不合時宜的原（緣）故罷！為什麽人家欣喜的事，我卻要悲傷呢？

　　[上個]月底，湖南民國日報上登載了兩篇[欣賞人]頭的美妙文章，欲知時代精神者[不可不]讀！朱德妻，我想多一半是共產黨，（000在軍中），更或許是一個重要角色，若如此殺之並不很冤枉（000共產黨000000，我敢說一句不該殺的道理嗎）。然而殺她的，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惡！欣賞她的人頭認（引）以為快的，也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惡！於是乎，我就記起了前清時候罪誅九族的故事！如是乎，我那個“殺人者不得已也”拿在這裏，就解不通了！欣賞的多熱烈，在報章上可以尋到代表他們的美妙文章！如是乎，我之“少數凶殘者之所為也”，在這裏也就解不通了！如是乎，我就找到了時代精神原來如此！

　　然而，我是一個弱到生怕被殺，因而怕殺人的人。我終竟（究）是個不合時宜的人。我不能去看人頭。而且我的胸房充溢著悲慘。懂得了！原來如此。我的時代眼光，竟走錯了千裏路嗬！我以為現在的人類，人類裏頭的一部分中國人類，其文明程序已經到了差一點兒[不]把死刑廢除！想不到前清時候罪誅九族的故事，現在還給我親眼瞧到（殺朱德妻事雖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個意思）！我從前根據我的時代眼光，對於殺人的事實！常常是這樣說：“殺人是出於不得已的嗬！”雖然事實常常不是這樣的，我隻慘然的（地）說，這是什麽事嗬！還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凶殘的人類所做的，普通的人並不如此！可是嗬，這一次殺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過來！原來我們還沒有脫掉前清時候的“文明風氣”，罪誅九族的道理，還在人們的心裏波動！另外，我又知道殺人不但不是悲慘的事，人頭檢（簡）直是普遍須（需）要的一種藝術品！你看他們不是感情奔赴著，以欣賞人頭為最快情緒？幸喜想到了莫愁，立時覺得我並不是絕對的孤立！在這裏要謝謝我親愛的莫愁了！

　　《悲感》這篇手稿沒有注明寫作的時間。但接著寫的另一篇手稿《寄一弟》（詩），注明寫於“一九二九年古曆四月初八日”，即為公曆1929年5月16日。由此可以推論《悲感》應是寫於1929年3月至1929年5月16日之間。又因湖南民國日報1929年3月7日登載有朱德妻肖奎聯掛頭示眾的報道，楊開慧在《悲感》一文中寫道：“[上個]月底，湖南民國日報上登載了兩篇[欣賞人]頭的美妙文章，欲知時代精神[不可不]讀！”由此又可推論，《悲感》一文可能寫於1929年4月。如果她看到的那兩篇欣賞人頭的文章是登載在1929年4月底的湖南民國日報上，那麽《悲感》一文則可能寫於1929年5月16日之前。

　　朱德妻伍若蘭（化名肖奎聯），湖南耒陽人， 1928年湘南起義期間與朱德結婚，1929年2月，在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為掩護軍部和朱德突圍，不幸被俘。敵人得知伍若蘭是朱德的妻子，驚喜若狂。他們用各種手段對她進行威逼利誘，但是毫無所獲。2月12日，敵人將伍若蘭殺害於江西贛州城，並將她的頭顱懸掛示眾數日。又因伍若蘭是湖南人，3月7日，敵人又將她的頭顱掛在長沙大街上示眾，同時還無恥地在湖南民國日報上發了兩篇欣賞人頭的文章，妄圖震懾人心。

　　楊開慧在《悲感》一文中，以犀利的筆鋒，義正詞言地痛斥了國民黨反動派慘殺共產黨人的罪行，沉痛地揭露了反動統治者視“人頭簡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種藝術品”的凶殘本質。同時，她對當時那些欣賞人頭的人們是非不分的心理狀態，也作了深刻的剖析與嘲弄。“我不能去看人頭。而且我的胸房充溢著悲慘。”在“殺，殺，殺”的腥風血雨的時刻，楊開慧滿懷悲憤寫下這篇《悲感》，想將它投寄《京報》的副刊《莫愁》。雖然沒有寄去，但因為想到了莫愁，楊開慧“立時覺得我並不是絕對的孤立！”這鮮明地反映了在白色恐怖中楊開慧革命意誌的堅定性。

六質問袁枚功：“女權高於男權？”

　　楊開慧手稿中的又一篇雜文，是批駁袁枚功的所謂“女權高於男權”論的。原文如下：

　　女權高於男權？

　　預備寄莫愁的，沒有寄去。

　　無意之中，看見京報副刊上的一篇女權高於男權的文章，我才知道現在國民政府所許與我們的仍是一個不徹底的平等。但這絕對不是國民政府之過，是我們女子無徹底的要求之過，我不禁又要長歎惜（息）了！要男女平等，必須先承認女子是一個“人”。因為女子是一個“人”，男子也是一個“人”，所以男子有承繼財產權，女子當然有承繼財產權。現在的辦法，出嫁的女子沒有承繼財產權，那麽，分明說女子是附屬於男子的，所以出嫁了就是男子的人了，無須於父母的財產了。要知道承繼財產權絕對不是須（需）要不須（需）要的話，是“人 ”既有承繼財產的事實，女子是“人”，當然是一樣有這種事實。姊妹們！我們要做到男女平等，絕對不能容許人家把我們做附屬品看。來！我們來！努力要求政府給予我們徹底的平等法律罷！必須要達到女子結婚與不結婚和男子一樣，有承繼財產權的目的，才能算得男女平等的法律。現在我們還在受附屬品的待遇，而袁枚功先生還說女權高於男權，請袁先生承認我們是“人”再來談話罷。

　　這篇文章是接著寫在《見欣賞人頭而起的悲感》一文之後的。依此推論，它應寫於1929年4月或1929年5月16日之前。

　　楊開慧出身於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家庭，受父親楊昌濟思想的影響，她在學生時代就堅決反對封建禮教和封建道德，熱烈主張婦女的解放。1920年，她在長沙福湘女中讀書時，就曾在《湖南通俗報》和福湘的校刊上，發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進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文章，用尖銳潑辣的筆觸、暢快流利的白話，猛烈抨擊封建禮教和封建道德。

　　在批駁袁枚功在京報副刊上發表的《女權高於男權》的文章中，楊開慧的筆鋒更是直指要害。她說：“男子有承繼財產權，女子當然有承繼財產權。”而當時的法律規定“已出嫁的女子沒有承繼財產權”，她批評當時“國民政府所許與我們的仍是一個不徹底的平等”，把婦女當附屬品，不當“人”看。她呼籲婦女們“絕對不能容許人家把我們做附屬品看”，“努力要求政府給予我們徹底的平等法律”。

七 “我現在是急急於要謀一點學問的基礎”

　　接在“一九二九年古曆四月初八”（公曆5月16日）楊開慧寫給堂弟楊開明的一首新詩（沒有發去）之後的一篇手稿，是楊開慧“寄一弟”（即楊開明）的一封信。

　　信中表明了楊開慧收到楊開明的信後的喜悅心情和自己“達觀”的心理。信中寫道：“一弟，接到來信，萬分喜慰！其實，我是一個最能達觀的人，並不憂苦得怎樣利[厲]害。不過總有點難忘情，感情一時一時像暴風一樣的來了，一些時又去了，大體是平靜的。”

　　楊開慧在信中表述了自己強烈的求知欲望。她說：“這一次的離別，在又一方麵講，著實是我一個轉機，我感覺我的生命太簡陋了，知識的饑荒非常利[厲]害，讀書的要求非常熱烈，但現在為經濟情形所限，隻能在家僅[盡]可能的不虛度時光而已。假若經濟情形許我，我一定要出來求幾年學（至少幾年，弄一點基礎），在家求學，實在是太不經濟的辦法。沒有良師益友，沒有新書新報，出來弄一件事做，除非是逼上了梅山。我現在是急急於要謀一點學問的基礎，已如上術[述]，不然我隻有感覺空虛的苦痛，覺得毫無所憑恃。”

　　信中還表達了楊開慧對毛澤東的思念與關心。信中寫道：“那封像遺囑的信，沒有發來，你能回家一轉，極所盼望。他未必能來上海吧？我到[倒]願意他莫來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嗬！”

　　1929年1月楊開明奉命代表井岡山前委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從楊開慧信中的語句可以推測，楊開明寫給楊開慧的信，可能是他在上海期間發出的。楊開明在信中很可能透露了黨中央打算調毛澤東來上海工作的信息，而這一方麵的信息是與黨內有關的文件記載大體相符的。[10]

注釋：

[1]《二十世紀湖南人物》，341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115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

[3]蘇霍姆林斯基:《給兒子的信》，49頁，轉見《中外名言大全》，216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4]《中外名言大全》，207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5]轉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傳》（1893～1949年），20、35頁。

[6]見1983年5月22日《解放軍報》。

[7][8]陳玉英：《艱難的歲月，幸福的會見》，載《湖南師院學報》1977年第1期。

[9]裴多菲：《家庭倫理》，36頁。

[10]《毛澤東年譜》（1893～1949年），上卷，270～2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