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與80後談六四
親愛的同學，感謝你們參加班貝格查經班，我們一起領受主耶穌的話語。昨天晚上和2010年平安夜，你們都問我：“謝叔叔，六四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麽一回事，況且，我不是直接參與者，隻是“隔岸觀火”，講出來的話，一定是一麵之詞。既然你們也這麽關心六四，可見六四情節在中國人心中重千斤。
我能告訴你們的是，北京開槍後我開始信主，跟兒子到德國教堂，讀德文聖經，我開始懂得，我是地地道道的罪人一個，整天在找別人的罪，而沒有懺悔自己的罪。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麽一回事，六四可能是中國人的“人格秦嶺”。我隻知道，在我的作家朋友當中，北京開槍的當天，有些宣布退黨，在海內外流亡；有些不久後要求入黨，甚至出賣流亡的退黨者。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麽一回事，我隻知道北京開槍後，當局有了一份“名單”，22年過去了，從來沒有人提出解除這份“名單”。現在，我似乎明白了一點，你們看看中國大陸的法律，隻有頒布新法律的，從來沒看到解除無效的法律。
如果說文革是我們父親（你們爺爺）那一代人的悲劇，六四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劇。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開會期間，胡突然心髒病發，隨即送至北京協和醫院，情況雖沒過危險期，但一直穩定；至4月15日早上，胡耀邦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搶救無效於早上七時五十三分逝世。胡耀邦逝世後，隨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園內，出現形形色色的大字報，借悼念胡耀邦，批判1986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基於對胡耀邦遭遇的同情，和其開放清廉形象的尊崇，加上對改革開放以來引發的官倒，與貪汙情況嚴重的不滿，使當時的青年學生紛紛出來悼念胡耀邦，以至引發後來的學生與民間聯合運動，並導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發生。
我們八十年代這些留學生，有的已經海歸，有些甚至擔任部長。每年兩會期間，我們都寄希望近距離靠近中央權力的同學， 在人大開會時提出議案：“四•二六社論”是否可以從新討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四•二六社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在頭版頭條刊發的社論，內容針對之前全國各地學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而發展出來的學生遊行活動進行了批評，並將學生活動定性為動亂。
這篇社論是由國務院總理李鵬下令，胡啟立組織，曾建徽執筆起草，社論的大部分內容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 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社論發表第二天，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製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製造動亂。
同學，我和你們的父母親經曆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動亂，這是中共中央定性的，我們是在十年動亂中長大的，我們深知，我們在國內親身經曆的文革和在海外看到的1989，其“動亂”的情況和程度是不一樣的。為什麽不一樣？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
過去，我認為六四是一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經過二十多年的思考，如今我認為，六四不是一場民主運動，因為89年的中國，不同於東歐，這裏有哈維爾、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思想家，他們的理論背景推動著東歐民主運動的車輪，而中國沒有。
也不同於台灣的民主運動，那裏有殷海光、胡適、雷震、傅斯年這些理論家在推動，而在大陸，沒有。
現在，我們八十年代的這些留學生對六四評價的要求，不高。我們隻要求，政府承認， 89年六四不是一場“動亂”，六四這個話題是可以討論的。
那麽，六四是什麽？在沒有充分討論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麽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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