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四九年後，大陸過分吹捧魯迅，打壓其他文人，所以文革狼煙稍稍飄散，便有不少人憤憤不平，一逞伍子胥之怒，把魯迅當作楚平王，拖出僵屍來，不僅鞭笞，還“踏上千萬隻腳”。同時轉而恭維起林語堂、梁實秋等大老。
人們攻擊的矛頭所向常常集中到大先生的臭脾氣上，說他刻薄、惡毒、得理失理都不饒人，毫無厚道寬恕美德。
人們有理由有權利欣賞林語堂、梁實秋，非議魯迅。同樣，人們也有理由有權利喜歡魯迅，討厭林、梁。關鍵不在於個人好惡，而在於如何理解民國時期的文人群體，以及產生他們的社會背景。
畫家陳丹青把民國時期人的獨特風貌稱為“民國範兒”。我以為獨具隻眼。人們可以不喜歡“民國範兒”，但是不能視而不見每個時代所獨具的風骨。與魯迅同期的文人們也都自有一種民國文人範兒，突兀奇詭，亮麗奪目，把前後兩個時代的文人比得矮小猥瑣光彩盡失。
環視民國文人，魯迅的臭脾氣其實並不罕見。他們許多人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表情：冷眼橫眉；語言：尖銳犀利；對上：桀驁不馴；對下：悲天憫人；習慣：我行我素；思想：憤世嫉俗；風采：靜如處子，動若脫兔；追求：特立獨行，一家之言。他們自我感覺特好，不乏“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氣度，有膽量怒目而視，拍案而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意氣風發。辜鴻銘死扛保皇旗，卻在慈禧誕辰質疑淨是愛國歌，沒有愛民歌；邵飄萍“鐵肩擔道義”；傅斯年炮轟孔祥熙；梁漱溟敢跟毛澤東較真；朱自清拒領嗟來之食；聞一多嘶聲抨擊特務政治；甚至蔡元培公開發表獨樹一幟的征婚啟事等等，都在長衫之下透出了嶙峋傲骨。魯迅的臭脾氣也是這種傲骨的表現之一。他不僅罵北洋政府與林、梁一類人，也罵左聯領導“四條漢子”。這種脾氣說它屬牛屬驢也好，算作書生意氣也罷，反正都有些不同於世俗人情。它是由當時文人的社會地位和整個社會禮讓文人的風氣嬌生慣養出來的。惟其有脾氣，才使他們的形象生動起來，人格鮮明起來。如果他們是些當麵叫哥哥，背後下家夥的主兒，我要從心底鄙視他們。假若他們莫名其妙地改了脾氣，溫順了、寬恕了，都有唾麵自幹的好修養，那還是他們嗎？四九年後，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大潮把文人們衝刷得沒了脾氣，也沒了人格。以致我們回想起來，都是模模糊糊的混沌一團。
魯迅的脾氣，除去其它原因，我以為與他的老師太炎先生不無關係。在章炳麟的門下，師徒同“氣”，曾是一時美談。過去我說過未見名師出高徒者，大多數情況下，這條成立。然而在章氏一門裏，卻是異數。太炎先生的大名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據突出地位，不容置疑。學問一流，政治先進。他的學生如周氏兄弟（樹人、作人）、黃侃、錢玄同等，都是文壇和學術方麵大家。章老師的脾氣之大，被人稱為“章瘋子”，“民國禰衡”，論文敢與康聖人辯革命，講武敢踹袁大帥總統府，砸得一塌糊塗，還無人能治。不過老先生並非火出無名，不看對手亂發泄，他的脾氣隻是發向上層和年齡名望相當者，對青年學生則和藹慈祥。魯迅在這一點上與老師相同。
青出於藍。 其門下諸生，在名師言傳身教下，一個賽一個狂傲。黃侃是其中最著名的惡人，脾氣之壞，在師長麵前也不稍加掩飾。有一次陳獨秀到東京民報社拜訪章炳麟，黃侃是小輩，便躲到隔壁房間。聽到陳獨秀評論清代學者多出於蘇皖，而不見於鄂省，老師隨聲附和。黃侃忍不住大聲斥責：“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便是足下。”搞得兩位長者很沒麵子。在北大當教授時，常常在課堂上大放厥詞，攻擊異己，作“專門潑婦式的罵街”。有人做柏梁台體的詩分詠校內名人，關於黃侃的一句是“八部書外皆狗屁”，周作人認為“很能傳達他的精神”。八部書是黃信奉的經典：《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和《文選》。他的學生也受到傳染，“當時說某人是‘黃門侍郎’（即是說是黃季剛的得意門生），誰也感到頭疼，覺得不敢請教的。”
在章門弟子中，素有好脾氣口碑的馬幼漁（裕藻）也被人指出“容易激怒”，在北大評議會的會場上遇見不合理的議論，特別是某些派別的言論，“他便要大聲叱詫，一點不留麵子，與平常的態度截然不同。”
章門弟子的脾氣並非僅僅尖刻狹隘，每每呈現豐富多樣。有人就曾指出魯迅與錢玄同由哥們兒變路人，是因討厭顧頡剛，聯帶上了與顧來往密切的錢，很有點孩子氣。我不喜歡他，你跟他好，我就不理你。文人們在莫測高深的麵具後麵，是一副紮著“衝天錐”的頑童怪相，實在讓人忍俊不禁。
錢三強的父親，新文化運動的幹將錢玄同，脾氣直追老師和師兄弟們，而且更加多樣。他有時暴燥，大師兄黃侃因不滿錢文字改革的主張，稱錢為“二瘋”，錢立刻回贈“混賬”。他有時熱狂，思想激進，常作驚世駭俗語。曾因強烈質疑中國古史古籍，改姓為“疑古”，自稱“疑古玄同”。他鼓吹廢孔學，滅道教，不讀中國書籍。主張棄漢字，改用羅馬拚音。他宣揚凡人類年過四十就該槍斃，以減輕社會負擔。後來魯迅作詩嘲笑他“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他自信而執著，凡認為該做的事想方設法也要促成。正是他頻頻造訪鼓動，把本不積極的周氏兄弟拉進《新青年》圈子，並刺激魯迅擺脫乾嘉學派遺風，投身新文化運動，創作了《狂人日記》。他的脾氣也包括孩子氣，比如，聽到馬廉教授中風死於課堂，他便“從此不上課了”。幼稚、率真得如同聽風就是雨的孩子。錢玄同的脾氣中最令人敬重的是民族正氣。九一八後，他公開宣布與日本同學或日本朋友斷絕來往。如果說這一點還是停留在簡單衝動的水平，那麽，三六年，華北岌岌可危，他邁出書齋，四處奔走，與北平各大學教授聯合發表宣言，反對《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要求取締漢奸偽政權，不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就讓人肅然起敬。而七七事變後，他因病滯留北平，但堅決不就偽職，並恢複本名“夏”，以示不做“夷狄”的順民。他對前來探望的西南聯大朋友說：“請轉告諸友放心，錢某絕不做漢奸！”則讓人熱淚盈眶了。
章門弟子大多學富五車，才華橫溢，難免恃才傲物。他們的脾氣在我看來屬於書生意氣，有時冒出悍氣、傻氣和稚氣，但根子是銳氣、傲氣與硬氣。這是書生本色，這是民國時尚。時代越久遠，越會顯示出可憎、可氣、可笑的一麵，與可愛、可貴、可敬的主流。
我敬重這樣的前輩，盡管他們不完美，一身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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