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曉波
香港《開放雜誌》，原名《解放月報》，創刊於一九八七年，於今已經二十歲了。慶倖的是，屈指一算，我與《開放》的緣 分，也有十九年了。原因無他，價值觀相通而已。
我看重這本政論雜誌堅守言論自由和獨立辦刊的執著，即 便在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言論環境大不如前的情況下，也在政論雜誌的生存空間日益局促的困境中，《開放》仍然不改初衷，堅持自己的初衷。
作為大陸的獨立知識人，也作為這本政論雜誌的老作者和老讀者，我受惠於這本政論雜誌頗豐；我相信，大陸的許多獨立知識 人的感受，也會像我一樣。所以，時逢她的二十歲生日。自然要為之寫點甚麼。
我在這本雜誌上發表的第一 篇文章是批判毛澤東的，題目叫《混世魔王毛澤東》，發在一九八八年十月號上。從此，我與這本政論雜誌便結下了文字緣。期間，除了三次失去自由期間我沒有為 《開放》寫稿之外，其他的時間一直沒有停止過為她供稿。六四後，我進了秦城監獄，《開放》不僅為我呼籲，而且還轉發了我的多篇文章。
等我從秦城監獄出來，再次執筆為她供稿時，《解放月報》更名為《開放雜誌》，我的名字也被添列為「特約撰稿人」。特別 是我學會電腦後，幾乎每個月都要在《開放》上發文。我發表在《開放》上的文章，還先後兩次獲得由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外國記者會和國際特赦香港分會聯合頒發 的「人權新聞獎」，一次是「優異獎」，一次是「大獎」。
外界更多地知道我和《開放》的淵源，大概源於 那篇名為《文壇「黑馬」劉曉波》的訪談錄，發表在該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結 束了挪威奧斯陸大學三個月的訪學，前往美國夏威夷大學，我特意坐了途徑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覺真好！我接受金鐘先生的採訪，感 覺更好！
採訪中，金鐘先生的提問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謂放言無羈，說出了一段犯眾怒的話。
金鐘問：「那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 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儘管，六四後，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興回答，變成了中共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證據；時至今日，這句話仍然不時 地被愛國憤青提起，以此來批判我的「賣國主義」。然而，我不會用接受採訪時的不假思索來為自己犯眾怒的言論作辯解，特別是在民族主義佔據話語製高點的今日 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
這句話，不過是我至今無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 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罷，愛國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懷著感激，讓我有機會即興發揮。
今 天，歷史的進步結束了殖民時代，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的進步，大都於和平交往中的西化高度相關。今日中國的現實證明，凡是可以公開西化的領域，無疑是進 步最快的領域。比如，進步最快的經濟也是西化最為明顯的領域。如果沒有官民對源於西方的市場經濟、私有製權和自由貿易的逐步接受，中國經濟決不會有如此巨 大的進步，民眾的私人財富也決不會達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對民主憲政等政治西化的頑固拒絕，恰恰是弊端產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讓政治改革停滯不前， 讓中國政治仍然處在僵化而野蠻的獨裁階段，也讓世界看到的是一個政經分裂的中國形象。
如果有一天，大陸中國人也可以像香港同胞一樣，有免於恐懼的尊嚴，有免於禁言的自由，也就是過上一種真正的開放生活， 《開放》雜誌在香港的使命也許就結束了。
如果真有這一天，我希望，《開放》能夠進入大陸，依然保持其 獨立辦刊、關懷社會、時政敏感和精益求精，我也依然願意繼續作她的作者和讀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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