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比賽殺人之謎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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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在google上查了一下“宋彬彬”三個字，第二條文章如下：

宋彬彬比賽殺人之謎

　　馬悲鳴

　　2004年初，卡瑪紀錄文革的電影《八九點鍾的太陽》引起海外中文網壇的轟動。其中最令人吃驚的是，盛傳在「紅八月」給偉大領袖戴紅衛兵袖章，有八、九條人命的宋彬彬親自在電影裏澄清，她不但沒打死過人，沒打過人，連抄家都沒參加過。並且她從一開始就反對動手。她從來沒改過名叫“宋要武”，更從不曾寫過首發在《光明日報》上的那篇「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她事先對此一無所知。和所有的人一樣，她也是在看到了報上那篇文章以後才知道自己已經改名“宋要武”了。

　　這個澄清與近四十年來廣為人知的有關宋彬彬打人的傳說大相徑庭，令人難以置信。於是胡平先生一篇篇“揪態度”和“追究道義責任”的《宋彬彬之謎》上了網。最後連王希哲都看不下去了。他《對胡平先生評“宋彬彬反對打人”，也說幾句話》∶“‘紅八月’裏。宋彬彬自己究竟有沒有動手打人？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在十七年‘階級仇恨’的狼性教育下，在‘紅色風暴’那般的環境下，在獲至高無上的機遇，得天安門百萬同學前麵受‘最高指示’的隆恩下，‘宋要武’居然事實確是沒有因而去打人，甚至個人態度是反對亂打人，應該說，這已經是很了不起了！”胡平先生的這個話題才告暫停。

　　現在中國需要政治改革，需要防止文革式的動亂再現，反思文革應該以現代司法標準衡量，那就是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揪態度”、“追究道義責任”都是文革式思維。厘清事實才是至關重要的。

　　卡瑪的電影上映之後遭到記者追問∶“你根據什麽相信宋彬彬在‘文革’時確實沒有打過人？學者的書裏和網上流傳很多說法。…”

　　卡瑪詳細解釋說：“這可分幾點來說。首先，我認為要公正就應該把她的話報導出來。說到相信不相信，你的問題也可以反過來問：你根據什麽相信她打過人？指控一個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嚴重的事情。我麵對的是兩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是網上匿名的指控以及我在當年就聽說過的各種有關‘宋要武打人’不著邊際的傳言。所謂‘學者的書裏’根據的也隻是這些，傳言一經懶學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種是我多年來從許多見過宋彬彬本人或與她有直接接觸的人那裏了解到的情況，她的為人，以及相關的時間、地點。這些人，不管原來是哪派的，都與宋彬彬本人的說法一致。例如，我問過王友琴，關於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長的事，王友琴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問宋彬彬參予了沒有，她說沒有。”

　　那麽究竟是哪些學者未經核實就引用了謠言呢？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樂黛雲1985年訪問美國之際在加州大學出版了一本英文書，《麵對狂飆(TO THE STORM)》，王蒙的序。說有一個叫“胡冰冰”的師大女附中學生在天安門被江青改名叫“胡要武”。順便說一句。樂黛雲的先生就是“四人幫”時期著名的“梁效”寫作班子裏四大名教授之一的湯一介。後來樂黛雲寫了許多控訴文革的文章，卻從來不提此事。

　　下麵這段話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徐友漁的書《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現在不少回憶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擊女紅衛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殘忍時的震驚心理。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就是被一些女紅衛兵打死的，而且死後還暴屍校園。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開放》雜誌有文章，提到她親手打死九人，後來有文章更正，說確鑿的數字是七人。也許，她的動力來自毛澤東接受袖套之後鼓勵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澤東就鼓勵並讚揚中國青年女性「不愛紅裝愛武裝」。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見第三章「紅衛兵的區別與派別」，第64頁，香港中文大學，1999年，中文大學出版社。）

　　這位把紅衛兵袖章說成“袖套”的徐友漁研究員也是《八九點鍾的太陽》影片中出鏡的人物。無獨有偶，胡平先生在「談宋彬彬的反對打人之謎——看《八九點鍾的太陽》有感」的第三章「3、是“一直反對打人”嗎？」裏說∶“作為老紅衛兵的領袖人物，宋彬彬打過人嗎？已故千家駒先生在《自撰年譜》裏寫到，宋彬彬和別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可見，關於宋彬彬打死人的說法流傳很廣。”

　　“流傳很廣”就一定是事實嗎？

　　《開放》雜誌總編金鍾先生在「千家駒痛述：追隨共產黨的報應」一文裏說∶“千家駒憤怒地寫道：‘不是有一個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紅衛兵嗎，在檢閱時，毛皇帝說「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為要武，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一紅衛兵打死了六個，她為了勝過別人，就打死八個。這都是真人實事，如非身曆其境，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這就是胡平先生引用的《自撰年譜》裏寫到的話。但考千家駒先生並未“身曆”過宋彬彬打人的“其境”。他老人家怎麽可以說“這都是真人實事呢”？！

　　現在網上流傳著兩篇文章，說的就是徐友漁、千家駒先生引證的故事∶

　　【宋彬彬打死多少人？

　　…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宋彬彬，說她的名字‘文質彬彬’不好，一句 “要武嘛！” 挑起了全國性的紅衛兵法西斯暴行，以殺人取樂，宋彬彬馬上改名‘宋要武’，跟人比賽，見別人打死了6個人，宋彬彬馬上動手打死了8個人。根本不管被打的人姓甚名誰，隻要有人說一句這人是‘牛鬼蛇神’就夠了，用皮帶棍棒鐵器活生生一下一下打死，不是用子彈。…】

　　另一篇的作者自稱是宋彬彬的老師∶

　　【…但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時，毛澤東問獻花的女紅衛兵的姓名，回答說：“我叫宋彬彬。”毛又問清是“文質彬彬”的“彬”後，說了一句：“要武嗎！”這個紅衛兵便改名為“宋要武”，隨之而生的正是全國一片打砸搶之風，草菅人命之風！　

　　…下麵就是當時我同我所教的一個男生的談話情況：　

　　“老師！你當過兵，可曾打死過人？”　

　　“沒有。我當兵之後沒仗可打了，才轉業教你們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個。”　

　　他剛十五歲（我教的那個班都是十五、六歲），手裏提著一條渾圓的皮鞭，已經被血漬浸成烏黑色。他說話時是那麽悠閑自在，哪裏像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接著他向我描述了這樣的場麵：王府井旁邊有一座天主教堂，紅衛兵先將十幾個修女遞解出境（當時《人民日報》曾作為紅衛兵的壯舉加以報導），後來便住在那裏。教堂裏儲存有罐頭食品，吃飯自然不成問題。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問：“誰是資產階級？”然後根據提名把這些“資產階級”帶入教堂，一帶便是一家人。一家進去，立即被紅衛兵分光。三個紅衛兵揪一個，先將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時動手，皮鞭齊下，有專人拿著秒表計時，看各組打死人都用了多長時間，當然用的時間最少的是“冠軍”。令我震驚的是：獲“冠軍”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幾個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時喜歡的女孩子，她靦腆、嬌小、作業認真、字體清秀，考試成績也在班裏數一數二。而現在，她居然能用皮鞭連續“作業”，數不清的“冠軍”，連眼前這個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變化，令人難料；毛澤東之“神力”，也確非虛傳。十幾歲的女孩子以殺人為愉悅，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絲不苟地給他(她)們上課，換得這樣結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該花費？　】

　　宋彬彬是師大女附中高三生，班上不可能有男同學。當時她的年齡應該是十九歲，而非十五、六歲。當年上天安門也不是給毛主席獻花，而是戴袖章。宋彬彬下鄉的蒙古包女主人說她長得“耐林，溫都爾”，意即身材高挑，並非“嬌小”。王府井的教堂在東城，而師大女附中卻在西城。“破四舊”不但不跨區，而且不跨派出所管片。這位自稱老師者說的完全是另一個宋彬彬，但前麵又說這個宋彬彬就是“宋要武”，可見這篇文章的內容出於捏造。

　　其實類似的文字可以追溯到大串聯時期的1966年底。當時外地流傳的很多大字報把被指為陳毅兒子的陳小虎和宋彬彬形容成飛天大盜，一會兒在某省某市打家劫舍，轉眼又飛到遙遠的另一省，另一市去殺人放火。其中就有上述這個宋彬彬殺人比賽的謠言。

　　後來陳毅發話，他沒有個叫“陳小虎”的兒子，才算作罷。但宋任窮確實有個叫“宋彬彬”的女兒，所以這個謠言就一路流傳了下來。1992年《開放》雜誌把這個謠傳印刷了出版，被徐友漁引用。自稱是「不可救藥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千家駒老先生又把這個謠言寫入《自撰年譜》。

　　金鍾先生稱讚千家駒先生的《自撰年譜》時說∶“「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亦不為尊者諱。年譜印成後，不公開發行，僅贈少數友好，留為紀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必有實現以不說假話為榮，以不說真話為恥的一天。

　　現在，千教授已乘鶴歸去，介紹他這本內容浩瀚的年譜於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謊語，不作違心之論」的正直學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幹史料秘辛。這本年譜的史料價值絕不在那些四海張揚的名流暢銷書之下。”

　　金鍾先生的這個說法，更增加了被千家駒先生引用的上述有關“宋彬彬比賽殺人”謠言的分量。

　　任何指控都要允許被指控者自己辯解，這是現代人權標準。如今宋彬彬本人親自在影片《八九點鍾的太陽》中澄清：“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給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麽怎麽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學校來看我，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麽是這麽一個樣子，你跟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製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同時我也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麽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地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

　　卡瑪在回答記者問時作證∶“我多年來從許多見過宋彬彬本人或與她有直接接觸的人那裏了解到的情況，她的為人，以及相關的時間、地點。這些人，不管原來是哪派的，都與宋彬彬本人的說法一致。”

　　王友琴的《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裏有十句話，十二次提到宋彬彬的名字，但無一處指明宋彬彬曾參與組織、命令，或者動手毆打她們的校長。

　　卡瑪在上述回答記者問時轉述過王友琴自己說過的話∶“我問過王友琴，關於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長的事。王友琴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問（王友琴）∶‘宋彬彬參予了沒有？’她（王友琴）說∶‘沒有’。”

　　卡瑪還說，她向許多人調查核實後相信，宋彬彬不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她（宋彬彬）本人與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並無牽連，也沒有參與過武鬥。

　　影片《八九點鍾的太陽》裏宋彬彬的澄清是可信的，應當把她從文革施暴者名單中剔除。

【附錄】～～～～～～～～～～～～～～～～～～～～～～～～～～～

《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中十二次引入“宋彬彬”名字的十句話

王友琴

一、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1），高中三年級，是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

二、實際上，宋彬彬（2）等學生有此行動，不僅因為聽了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廣播。

三、宋彬彬（3）等人的大字報貼出一天以後，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來到師大女附中，一進校就宣布對宋彬彬（4）等人的熱烈支持。

四、工作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工作組長擔任主任，宋彬彬（5）等最早寫大字報的學生成為副主任。

五、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6）等，來到北京飯店，他們立即見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她們向吳德報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六、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7），把一隻紅衛兵的袖章套在毛澤東的手臂上。

七、《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立即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彬彬（8）的談話：毛問宋彬彬（9）叫什麽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澤東說：“要武嘛。”

八、由於這段對話，宋彬彬（10）改名為“宋要武”

九、宋彬彬（11）的父親宋任窮，則被提升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十、在8月18日大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宋彬彬（12）和彭小蒙，一個來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師大女附中，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

【附錄二】～～～～～～～～～～～～～～～～～～～～～～～～～～～

TO THE STORM
*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 Yue Daiyu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y 1985
* Page 183-184

In addition to the events that touched me personally during those summer months, I was also shaken by reports of the tragic violence occurring elsewhere. Lao Tang's cousin, a teacher in the nearby Normal University's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for girls, came to us one time to report what had happened when shoes students tri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Beida's revolutionary actions. Filled with passion for the new movement and eager to conduc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ir own enemies, they had forced the president of their school, famous as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women to be educated, to climb through a narrow underground cement drain age pipe. When she finally emerged, they had brutally beaten her to death. Most of the girls at this middle school were from high-ranking intellectuals' families and thus, I guessed sadly, felt compelled to demonstrate their commitment to revolutionary goals. These teenage girls, ordinarily shy, mild, and gentle, had somehow become capable of unimaginable cruelty.

The leader of that group of militant school girls was the daughter of Central Communities member and had bee invited to stand beside Chairman Mao in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his first appearance before the Red Guards on August 18. During that event Jiang Qing had asked her name and she had replied, "Hu Bingbing", a gibe name that means "very mild.' Jiang Qing had told her this was a name appropriated to a high-class lady, not a young revolutionary. And had said she would give the girl another name, Hu Yaowu, which means, "desiring a soldier's strength." Having been singled out so specially by Jiang Qing, the girl tried to live up to her new identity and became very fie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