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愛慈特意跑到我原來住的交道口北二條和我們念過書的女二中等地方給我照了相片來看。真的是變得不像四合院了。
我們住的房子解放前原來是個私人醫院叫道濟醫院，是原來天津市第一醫院院長萬福恩的房子。北京北城多住達官貴人，小四合院精巧舒適。我們院的門房本來就有窗戶對著外邊，進去前院有個磚砌的福字的影鐾。左邊是個側院，裏麵有北屋倆間，東屋倆間。正院裏北房三間，東屋七間，南屋五間西屋三間。公私合營後國家留給房東的房子隻有兩套北屋，和東屋兩間。
裏院北屋三間和東屋兩間，後來賣給了田教授。田教授解放前是個窮孩子，教會送他去英國留學，回國後在建築材料學院教書。每天早上吃的都是麵包抹黃油，請了個鄰居來幫著洗衣打掃，她的衣服要洗的潔白如雪。文革時他們學校紅衛兵來抄他家，把田大媽的香水摔到院子裏，香了兩個月。因著學校沒有正經上課，他們就自己把外孫子外孫女從天津接到北京，在家裏學習，我記得他們讓那個女孩背中藥書的草藥配方，每天教他們英文，文革後這個沒上過中小學的女孩愣考上了社科院的一個研究所。還把好多中醫書翻譯成了英文。後來他哥哥和她都到了美國留學。
至於萬家留下的小院，文革時被房產局的人占了，萬家女兒萬芳文革後來過一次想要回房子去，也沒要成。
裏院住過富大媽，是個旗人，來了客人都是行旗人的大禮，他幫萬家看房子，收房租，後來得了肺病，死在那間現在是理發館的屋裏。
南屋住過一個在北航工作的張姨，她家過去很有錢，富大媽說她的學位是買的，她一直單身，家裏存著解放前買的掛麵很像現在方便麵的樣子，鍋也是日本式的，剛解放時還老供著祖宗牌位，後來讓出了兩間南屋和小後院西屋。
文革期間，南屋搬進了一家工人，媳婦和公公打架就扔東西，後來把公公趕會山西老家去了。她家的兒子抄家時正是中學生，沒少跟著瞎胡鬧，他爸爸開始趾高氣揚，後來也被關了些日子，說是貪汙還是怎麽地。她家孩子多，每天吃窩頭鹹菜，不知怎麽就成天哄著田奶奶，後來把田奶奶的那些洋式大衣櫃都搬到她家裏去了。
我家從50年就一直住東屋，有一間原來是浴室，抽水馬桶，所以鋪的是瓷磚，改成了住房，屋子裏總是很潮。文革後我們蓋了個小廚房，後來裝了土暖氣，我的大侄子和我的孩子們也在那裏長大，後來母親去世就給了侄子住著，再後來他和一個在六院工作的人換了房，那已經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院子的西南角是廁所，每周有淘大糞的背著大木桶來掏，夏天就是臭氣熏天了。後來大街上修了公共廁所， 才幹淨了好多。
西屋原來住的是朝陽醫院的中醫針灸大夫，很有名，姓李，報上登過他治靜脈炎很有一套。李大媽也是大家閨秀，吃食堂的年代大家不許做飯，都要上鄰院的街道食堂吃，她可沒少受苦，怨言最多，後來文革時被趕到了四川，以後就不知怎麽樣了。
她走了又搬來了一家姓李的住，他們家老爺子的姥爺是皇上的禦廚，他們家光是小磨就好幾個，磨杏仁的才丁點兒大。喜歡養花，養魚，院子了種滿了夾竹桃，石榴，仙人掌等。 他做飯是真不錯，教我做打鹵麵，拌涼菜，就是不一樣味。一說起吃來就滔滔不絕，一罵他兒子就是：“小子，我吃的東西你見都沒見過！”。 後來家裏的條桌，膽瓶，果盒等都被收破爛的買走了，要放到現在就真是古董呀。他們家現在也不知道搬哪兒去了。
李先生在北京市蔬菜種子公司工作，開始幫我們張羅調回北京就是他，他和中國農科院蔬菜所有聯係，後來正好農科院有200個名額，姑父落實政策，都趕到一塊兒了，我們就都回來了，先在這兒住了2年，後來蔬菜所在林學院給了我們一間房，就搬走了。
看到這些照片，院子裏亂七八糟的，我找了些老照片，原來的樣子都沒了，老人也沒了。了。再說胡同裏六院宿舍在我家斜對門。居然蓋起了高樓。這在美國真是不可能的事。這裏城市都有建房標準，一層樓的社區絕不可以蓋二層樓，怎麽會把個好好的四合院胡同變成這樣。 以前胡同裏有個美國長老會的教堂，1955年被政府收了給了第六醫院，成了病房，著了一次大火，我們女二中的學生都跟著去救，燒掉了不少病例，還好沒傷著人，就是在那張去電影院的小胡同北口上，現在也蓋了大樓。表妹說就我們家那塊兒還沒拆遷，我就該感謝了。
這條胡同解放前是個小市，有賣各種各樣的東西的，像這裏的跳蚤市場，到54年還有。後來就沒了，剛解放時還是土路後來成了瀝青路。胡同東口是北新橋大街，離雍和宮，國子監都很近。
我在女二中上的中學，在二條北邊隔兩條胡同的方家胡同，現在大門的樣子沒變，後門對著國子監和孔廟，我們一下課就跑到國子監（首都圖書館）去看書做功課。但是現在學校名字成了方家胡同中學。女二中在我們畢業後搬走了，在東直門蓋了樓和蘇聯小學對著，文革時改名反修中學，後來又改了別的名字。全變了，2001 年北京市的中學校長們來這裏讀碩士，還有女二中的校長，她也感慨， 現在的女二中不再是光有女生了，也不叫女二中了！
北京，你還要變成什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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