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約，是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其產生與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傳統中的契約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約”上。耶穌降生之後，上帝與人重新確立“新約”，把過去上帝與猶太人訂立的稱之為“舊約”。這種契約精神經猶太教、基督教的弘揚開來，在西方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
契約是西方文明的基石，進而又成為西方商業文明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起重要作用。
那麽，中國人為何沒有契約精神呢？
首先是中國人普遍缺少宗教信仰。沒有一個高懸頭頂的神明，這就失去了一個無所不在的監督者，失去了一個保證契約正常履行強大的中間人，一切隻能靠自己內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難也。
其次，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限製。契約精神產生於人神約定，孕育於商品交易。中國一直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自給自足，而且，中國曆代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持貶抑態度，商品交易極為貧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運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約精神自然很難產生。
最要命的是，中國在於變通的文化基因。
契約精神就是誠實的信守規則。但中國的文化往往在乎聰明，在乎變通，在乎兵不厭詐。比如說田忌賽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違反契約。上馬對上馬、中馬對中馬、下馬對下馬，這是賽馬的規則，但是田忌卻使用了下馬對上馬、上馬對中馬、中馬對下馬，這是典型的不講規則；但卻被中國人當做最經典的案例來崇拜。
宋定伯賣鬼中，鬼對人遵守契約，以誠相待，背著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卻套鬼的話，問鬼怕什麽。鬼和盤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後的結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為一隻羊，宋定伯騙鬼賣鬼，得了五百錢。如此踐踏契約的行為，卻一直被我們奉為英雄，千載之下，讓人們欽佩不已。
笑星趙本山的《賣拐》三部曲，愣是把一個好好的人忽悠瘸了，還引起了全民的狂歡。連續三年，一浪高過一浪，從賣拐，到賣擔架。
藝術都是生活的真實反映。
誠信的建設一定要以製度來保障，要有巨大的懲罰措施，使得不誠信的人所失大於所得，而且總是如此，人們就會選擇誠信。也就是說，最初，誠信隻是一種選擇，久而久之，誠信會成為一種道德。
其實西方人並不比我們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價超出了他們的想象，沒有誠信的西方人簡直寸步難行，生不如死。這就迫使他們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樣珍惜誠信。對西方人來說，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這兩者沒什麽區別。
譬如美國的校車司機就是一個大美差，隻能由根紅苗正的人擔任，因為責任重大，美國的校車司機信用指數極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國做校車司機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襲。套用一句話，信用比黃金還寶貴。
我看三國，最不喜歡的人就是諸葛亮，在荊州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何嚐有過一點點契約精神？
當年宋楚爭霸，爆發了泓水之戰。楚強宋弱，但宋軍先在泓水北岸占據有利地形。等到楚軍正渡過一半泓水時，子魚趕緊向宋襄公請示：“敵眾我寡，敵人剛剛渡過一半河流，此時出擊，一定能大獲全勝，請允許我攻擊。”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魚遵命，隻好眼睜睜看著敵人過河而來。等楚軍過了河，還沒來得及排成列。子魚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說，還不行，繼續等著。
直到楚軍排好兵布好陣，宋襄公才下達攻擊的命令。宋軍失去時機，根本不是對手，宋軍大敗，宋襄公也差點喪命。但宋襄公卻並不後悔，因為他遵守了公平作戰的契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翻譯過來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傷的敵人再次受傷，不捉拿頭發有黑白兩色的老人。古代作戰的人，不憑借險要之地。我雖然是亡國者的後代，但也絕不攻擊沒有排成隊列的敵人。”
有人曾點評宋襄公這麽說：宋襄公是蠢豬式的仁義！之所以我們全民嘲弄尾聲和宋襄公，乃是我們中國人太聰明了，太會算計了。中國人更崇尚的是“聰明”，而不是誠信。我們向來缺乏契約文化，自然也缺少誠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運可能會不同。公元1135年，英國國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孫亨利二世都有望繼位。結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搶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幹了，就在歐洲組織了一支雇傭軍來攻打斯蒂芬。由於亨利二世經驗不足，倉促出兵，等大軍千裏迢迢開到了英倫三島，仗還沒打，錢就花完了，糧也吃完了。大軍饑腸轆轆，非常被動。
亨利二世於是給敵人斯蒂芬寫了一封求援信，說我在攻打你的時候，準備不周，現在一沒錢二沒糧，您能不能給我一點接濟，讓我把這些雇傭軍遣散回歐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給了亨利二世一大筆錢。
幾年之後，亨利二世準備充足了，發動了第二次戰爭來爭奪王位。這一次，亨利二世大獲全勝。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簽訂盟約，說國王還是你繼續幹，隻需立我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後，王位由我繼承。於是，彼此皆大歡喜。這哪裏像是打仗，這簡直就是中國人過家家，但這就是偉大的契約精神、騎士精神。但偉大的契約精神的真正實現，還必須要有一個高貴的對手，契約雙方應該是對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則這個體係就會坍塌。
我常常會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甘地的“非暴力”實質是以吃苦隱忍的精神、以道義的力量邀請對方共同遵守人類的文明準則。它的真正難度在於對手也必須是一個講究基本遊戲規則的人，否則，你對他“非暴力”，他卻總是對你“暴力”，結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絕食16次，其中針對政府的幾乎每一次都使英國統治者大為惶恐，不得不讓步。但在這種“讓步”的背後，其實是一種“人的生命觀念”在轉變，我們可以設想，假如甘地的絕食不是“示威”給英國人，而是希特勒，其結果就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
宋襄公的可悲之處在於他沒有遇到一個更加高貴的對手，他的公平作戰隻是便宜了小人。
誠信，實質上就是一種精神契約。遵守契約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約的人是高貴的。懂得為自己的契約買單，實質上是給自己的人格保險。
孔子雲，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得黃金萬兩，不如得季布一諾，這就是所謂的一諾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麽時候，我們整個民族失去了僅有的一點溫存和誠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約一旦遭到破壞，就很難再次建立。猶如精美的瓷器，可貴的東西總是易碎的。還是那個殘酷的寓言說得好，說謊的孩子，選擇了不誠信，就隻能被狼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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