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高考恢複四十年訪談
記者：張老師您好！我是複旦大學二〇一六級英文係的學生周翹楚，今天非常榮幸采訪您，學校紀念高考恢複四十年的活動，學院要求我們錄製一下我對您的采訪，因為我們是微信視頻，您介不介意錄下這個視頻？想先跟您確認一下，您是我們複旦大學七七級的校友，是嗎？
張：對，七七級外國語言文學係德國語言文學專業，你可以錄視頻。
記者：進入複旦之前，您身份是什麽呢？您進入複旦之前，您的生活是個什麽樣的狀態呢？
張：從我小時候講起吧！我是四川省樂山市井研縣下麵一個叫馬踏的小鎮校園裏的子弟，父母都是馬踏中學的老師。那時候上高中不容易，因為名額少。我父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替國民政府做過事，抗戰期間當過一年四川雙流縣社會科長，在成都當小學校長暑期培訓期間集體填表參加過國民黨。我少年的時代精神高調講政治，父親曆史上留下的這些“政治汙點”，讓他的子女上不了高中。我們兄弟姐妹快上完小學或者初中的時候，父母就盡量想辦法把我們送到外地去繼續上學或者找機會參加工作。我很幸運被送到了山東省，有一個表叔在臨沂一中當英文老師，我去那兒上了初中、高中，跟他學了英文。一九七六年七月高中畢業時文革還沒完全結束，又投親靠友去了貴州省六盤水地區木崗煤礦知青農場，想等待機會當個挖煤工人，即將恢複高考的消息傳來是七七年十月底，那時我在農場幹活，種花生、玉米。
記者：您在知青農場獲得高考恢複的這樣一個消息，第一時間就去報名了是嗎？
張：對，我從廣播裏聽到這個消息，我知道我能考上，因為別人不讀書的那些年份，我把功夫用在英文學習上了。你猜猜我的第一份英文的教材是什麽？那個時候學英語沒有New Concept English，也沒有“走遍美國”，我表叔辦公室有一套英國的《靈格風教材》，帶唱片，我把它聽熟背熟了，記得讀過許國璋的大學英語、徐燕謀、俞大絪的大學英語，還熟讀過一本文革後期工農兵大學生使用的專業英語教材，其中包括英文版的毛澤東的“老三篇”，也就是“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英文基本靠自學過了閱讀關，又因為父親是高中語文老師，小時候我熟讀了他案頭和書架上的中國文史書籍，我想自己這方麵也比同齡人背景好，所以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大學。
記者：那您當時在農場有沒有經過一番準備，還是說直接就去參加了高考？
張：接到通知的時候是秋天，正好是秋收農忙季節，我找農場的領導請假給點時間複習，領導說了解你最有希望考上，他知道我平時負責農場的通訊報道會寫文章，還受人之托收了兩個同齡的私淑女弟子周末教她們英文，但是如果給我假期去準備，大家都請假，農場秋收要出問題，他讓我克服，以已有的實力去迎考。我平時有愛看書的習慣，恢複高考之前都很珍惜時間，那時候沒有手表，每天幹完活晚飯後農場同宿舍裏的人都在玩，有的打牌,有的談女朋友，就我自己在室友的哄鬧聲中完全不受幹擾關起蚊帳看書，直到聽到第一聲雞叫，大概是三點過啊，才睡覺。早上八點鍾起來，隻有四五個小時的睡眠吧。自己青少年時期好學，隻是一種求知欲，並沒有想到要考大學。
記者：您一直十分刻苦，始終沒有放棄學習。您對英文本身也有非常濃厚的興趣，所以選擇複旦大學，選擇它的外文專業，您在高考之前就有了這個決定嗎？
張：我當年體檢上榜後（不告知分數）填了三個誌願，複旦外文係、四川外國語學院和貴陽師範學院英語係。父母反對，說誌願報得太高，我家的政治背景不過硬，三個誌願應該倒過來。那時小姨是我的“監護人”，她聽我父母的，整天在我耳邊叨叨說我誌願添得太冒險，聽煩了終於同意她去礦務局報名處替我改誌願。可是女士出門比較拖拉，她趕到高考辦公室時送檔案的車幾分鍾以前開走了，上天保佑我的三個誌願順序因此沒有顛倒過來。當年文科類的考試科目有政治、數學、語文、史地、英文。記得英文考試有一個附加題，閱讀一篇短文後用英文寫讀後感，短文的題目是Foreign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Of Class Struggle“外語是階級鬥爭的一門工具”，說的是馬克思五十多歲了下決心要掌握俄文，然後用五個月就把俄文閱讀關攻克了。我很快答完必做題後開始做附加題，寫考卷的時候好幾個考場上的監考人員就過來看，抄我的準考證號，在一邊交頭接耳，他們發現有考生考題答得這麽快這麽好，覺得這個考場上說不定要放一顆衛星了，這也讓我吃了一顆定心丸。十二月中旬考完以後，過了差不多一個月吧，一天早上和知青朋友一起下地的途中，走到一半後麵有人追上來，說省城招生辦打電話到礦務處，讓我馬上趕過去參加麵試。幾個要好的男知青相跟著我回到宿舍，分別把自己的當家衣服拿出來給我打扮起來，讓我穿上襪子、皮鞋、的確良襯衫、滌卡衣服，戴上圍巾、帽子、手表，我自己當時沒有這些東西，然後坐慢車三個小時從黃桶車站趕到省城貴陽，直接去外語類招生老師下榻的旅館。考試很簡單，第一看你的形象不要太差，我當時在複旦外文係德語七七級形象上算是班上的“醜小鴨”，但是五官還算周正，所以第一關也就過了。第二，讓你讀一篇中文文章，然後再讀一篇英文文章，之後他們先用中文再用英文簡單提了幾個問題，我勉強能夠應對。大約四十分鍾口試結束以後，記得是複旦新聞係一位年長高個子老師單獨跟我談話，他說應該馬上給我錄取通知書，因為我的第一誌願報了複旦，我的高考試卷和其他檔案材料他都看過，剛才麵試也不錯，通過了，跟我握手祝賀我考上複旦。但是不巧管檔案櫃和錄取通知鑰匙的助手出門了，助手大概兩個小時後回來，把保險櫃打開，就可以取出一份複旦錄取通知書，他簽字蓋章後親手交給我。我很激動，離開旅館想找點東西填填肚子。剛剛出旅館門轉過一個街口，後麵有人拍我的肩膀，回頭看是一戴眼鏡老師模樣的中年人，他說小張你注意到了嗎？剛才我也坐在那六個人的考官位置上，我是北京大學的招生老師，你的材料我也都看過，我現在就可以給你簽發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也是外語係。我問你們招的是什麽專業？他說是日文，那我就不大願意，我說是日文專業啊，讓我想一想，和親戚合計一下，等兩個小時再決定，看回來是到你那兒還是到複旦老師那裏去取通知書。後來我當然取了複旦的通知書。現在我碰到北大畢業的朋友，熟悉以後也會開玩笑，說你讀的學校是我放棄了不去的。
記者：那老師剛才您在說的時候這個連接上稍微有一點問題。我剛才聽到您說您的第一誌願是哪一所學校？
張：我的第一誌願就是複旦，北京大學想半路上把我挖過去，可是我不願意，堅持要上複旦，現在覺得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記者：複旦的老師在您等待兩個小時之後就把錄取通知書給了您是嗎？
張：對，兩個小時以後我回去，他馬上就把通知書簽發給我了。
記者：那您是什麽樣的心情是一種心情？
張：很激動啊，那個時候我在貴州，拿到通知書是七八年年一月下旬，離二月份開學時間已經很短了，我都沒有時間回四川老家，從貴州直接來上海了。拿到通知書當天給父母發了個電報，三個字“K去滬”，上海的簡稱“滬”字。鎮上的郵局收到這個電報後打傳呼電話找到我父母，說你們家有個電報請來鎮上郵局取，父親讓他們讀一下電報內容，他們居然不會發“滬”這個音，隻讀出“K去X”。父母說哎喲不要是“K去世”吧！趕快去鎮上去取回電報，才知道我是被第一誌願，這個Dream School複旦大學錄取。那時候因為政治上的敏感性，我們比較小心低調，不想過於張揚，不願意在家鄉廣而告之擴散新聞，偷著樂就行了。
(獲複旦錄取後與姨媽和哥哥在公園劃船慶祝）
記者：那您就後來就順利地到了複旦大學是嗎？您是第一次到上海嗎？第一次到複旦，有一些什麽樣的心理感受啊？
張：當時從內地省份貴州走出來，不像你們現在外地同學進校有時髦的行李箱,大多數還有父母送。我背了個背簍，還有煤礦木工房加班給我趕釘的一個小木箱就過來了，背背簍進複旦校園現在可以想象嗎？我坐火車從貴陽到上海，有師兄師姐來北站接站迎新，那個激動啊，從貴州的山溝一下子坐進複旦的文科樓，那個文化震蕩，比後來出國留學還要大。真的，上海的生活從來都洋派，在複旦學外文有外籍教師，有原版電影，對西方文化了解得很多了，出國時並沒有受到Culture Shock，但進入複旦是深切地感覺到了這個Culture Shock，不過當時還不懂這個概念。
記者：您第一次來到複旦的時候是在文科樓是嗎？我現在就在文科樓采訪您，不過有可能並不是同一棟。您當時對複旦校舍有什麽印象？當時的複旦是一個什麽樣的狀況呢？就像您提到的有老文科樓啊之類的，您宿舍在什麽地方？上課一般在哪？生活都有些什麽樣的軌跡？
張：宿舍是在複旦老校園“南京路”旁的七號男生樓。一個宿舍住七個學生。我妻子也是我們複旦的同班同學，幾年前，我和妻子帶著兒子一起到我住過的那個宿舍樓去，敲開宿舍門，看見一個小夥子短褲背心坐在酷暑中讀書。我對兒子說這就是二十五年前你老爸的模樣。上課也是在校園裏，從宿舍走到離相輝堂不遠的老文科樓也就是十分鍾吧，沿著南京路的林蔭道走過去就可以上課了。
記者：那老師您剛才提到複旦的這個南京路，現在年代有一些了，我們也不太知道哪一條是南京路，您能具體說說嗎？
張：南京路就是與邯鄲路平行的林蔭大道，老校園幹道，兩邊種植了法國梧桐。對，就是現在麵對光華樓的那條路，現在應該就叫“光華大道。”
記者：老師，您在複旦上課的時候有什麽特別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發生，或者說是有沒有什麽室友同學或者是老師，讓你覺得特別印象深刻的嗎？
張：我在複旦念了七年書，本科和碩士都在這裏念的。我們是小班，十八位同學，四位上海同學邀請我去家裏做過客，分別是班長王衛新，團支書吳建平，後來轉去哲學係的孫曉萌和家住浦東的陳梅。我們德文係當時有一位教文學課的袁智英老師現在已經從同濟大學退休了。本科教我們精讀、泛讀、語言學、德國文學史、德國概況的是錢晶老師、彭道升老師、蔣敏華老師、袁誌英老師、米尚誌老師、朱虹老師、馬靜珠老師、馬慶發老師、夏正標老師、徐龍順老師。有一位口語老師我們叫她Frau Wang (中文名字汪曉玲)是德裔猶太人，嫁給一位在奧地利留過學姓汪的上海醫生，外籍教師有Uta, Wolfgang，Fredricke等。有幾位老師和同學現居德國，我們有一個複旦七七級德語班的微信群，把一些老師也加進去了，所以現在我們都有聯係。這些老師給我們啟蒙，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做學生的是很感激的。錢晶老師、袁誌英老師、汪曉玲老師都邀請我上家門拜訪過, Wolfgang老師請我們去錦江飯店首開洋葷吃過洋餐，印象最深最親近的是我做碩士生時的導師董問樵老師，他已經去世了。我和我妻子衛文珂（那個時候還是同學）本科畢業後留在複旦念碩士研究生，每周一個下午去董老師家上三小時課，上課之後導師會讓我們留下，師母正好做好晚飯請我們一起用餐，德文稱呼導師是Doktor Vater, 就是這樣一個關係，也是很貼切的稱呼。那時的師生關係很親近的，畢業時導師確認我和衛文珂有了婚姻之約後，送給我們一個三百元人民幣的紅包賀禮，那時候這是很大一筆錢，差不多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半年的工資，使我們非常感動。到美國安頓下來後我們給董老師寄了封情深意長的信，還夾帶了一張美元支票。本科期間中文係和外外係有些課是一起上的，比如翁義卿、夏仲翼、袁晚禾老師的歐洲文學史課，劉季高老師的中國古典文學課，後來我也去旁聽中文係朱東潤老師關於杜甫，王水照老師關於蘇軾，哲學係嚴北冥老師關於道教、佛教的專題課和講座。記得中文係嚴修老師講詩經的“采采芣苡”那篇時，帶到課堂一株車前草給大家展示，所以我現在在房子後院專門種了些車前草，在大學裏用英文講《詩經》時帶給學生們看，還開玩笑囑咐女同學小心不要觸摸，因為車前草是fertility herb，安神保胎，有助於多生孩子。複旦期間我興趣廣泛跨係聽課對我後來改行做比較文學有所幫助，從複旦碩士畢業後到北京，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進的不是外文所，而是“中國”文學研究所，就是這個轉變。
（與碩士導師董問樵教授合影）
記者：誒老師，請問您剛才說您到北京之後進了是什麽地方的中國文學研究所？
張：我進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不是外國文學研究所。當時複旦英文專業的楊烈教授是係裏老師中公認的才子，八一年秋天複旦外文係研究生招考中國語言文學試卷是他出的，他親自判卷，看我考分高，就希望我能夠跟著他去做莎士比亞研究，那時複旦外文係英文專業的索天章、楊豈深、楊烈幾位老師有個計劃，想把莎士比亞劇作譯成元雜劇體，楊老師就跟董老師商量，董老師說不能因為某個考生中文考得好，就要調劑給你，我們做一個妥協吧，我同意我的學生在學有餘力的前提下跟你學莎士比亞。所以英文專業莎士比亞的研究生課，我也在那邊旁聽。那一年複旦外文係招了十來個研究生，楊老師請外文係的研究生和七七級畢業新留校的老師每周六下午到他虹口公園附近山陰大樓的家中一起讀書包餃子，並為此成立了一個餃子詩社，“驕子詩社”的諧音，複旦學生是天下驕子嘛(那時的複旦排名在清華之前，與北大不分伯仲，)。楊老師家的詩社活動持續了10多年，至今大家還有微信群，一起寫詩談論文學藝術，交流信息。
記者：那時候複旦的這樣一種校風學風，跟我們現在還是有些不同，更有一些親近的意思。
張：那時學生遠沒有現在這麽多，老師按照傳統方式教書育人能照顧得過來，可以說古風猶存。
記者：聽起來這個餃子詩社非常有趣，您再多跟我們說說，你們包餃子後寫詩嗎？
張：先讀書然後包餃子。複旦外語係的研究生和留校老師不管那個專業大家都會英文，楊老師讓我們誦讀唐代的詩歌，然後對照英文的翻譯討論翻譯得失。有時候老師寫一首近體律詩，然後我們步他的原韻各人寫一首，他再給我們修改。我們當時寫的這些詩現在出了個詩集，主編是當年日語專業七七級留校，現居上海的村上春樹譯者和研究專家施小煒教授，餃子詩社總會長，我掛美國分社社長的頭銜。詩社每學期換題目，有一個學期讀拉丁文，楊烈老師找來凱撒《高盧戰記—Bellum Gallium》原文的選段，教我們一句一句讀，給我們講拉丁語名詞主格、賓格、授格、奪格、呼格的形態變化、動詞形容詞的變化以及時態。在詩社受到這個訓練，後來我到德國去學古希臘文就相對容易了，因為兩者的語法比較接近。就是這樣，學過拉丁文，寫過詩，唐詩英譯和英詩中譯，早期詩社成員還跟楊老師一起合寫了一本《世界文學史話》，複旦大學出版社最近再版了。那時詩社的主要成員有施小煒（日語），韋遨宇（法語文論），張國強（莎士比亞），程介未（英語文論），張翎（英語文學—如今的海外華裔實力派小說家），張乃遷，張東書，張玉芝，衛文珂（德語文學）等，晚一些的有高鴻，鄭海瑤，張大晟，徐海靜，鄭竹筠，楊海虹等。現居倫敦的鄭海瑤學妹在新民周刊有一個愷蒂專欄，二零零九年她在專欄裏有一篇文章詳細回憶了我們的餃子詩社活動。你知道柏拉圖寫了The Symposium（Συμπ?σιον）朱光潛譯成《會飲篇》，是說學人們要聚在一起喝酒，然後研討學問，我們這個餃子社和西方的傳統也可以連在一起的。
（楊烈教授與“餃子詩社”早期成員）
我以前在山東臨沂上中學時，被發現有些體育天賦，參加過中學田徑隊和地區少年體校。複旦大學上第一節體育課，老師讓我們在籃球場跑了一圈後就跟我說，你以前一定受過正規訓練。我說對，她立即邀請我參加複旦校田徑隊。我說有什麽好處嗎? 我學習很忙的。她說第一可以領套校服，穿上可神氣了，第二你每參加一次訓練就給你發一張豬排餐卷，就可以加一塊肉，第三你的體育課可以免修。主要是為了那個豬排，就去訓練，一個星期訓練三次，有段時間怕苦怕累，卻一直堅持下來了，大約是潛意識中想接近運動場上英姿颯爽的幾個學妹。我曾經是我們複旦，連續七年，從本科生到研究生，400公尺和400公尺跨欄第一名。有一年上海高校運動會上4x400接力賽，複旦隊破了一九五八年的校紀錄，我們參賽隊員每人獎勵了一件印有“複旦大學破紀錄獎”字樣的運動背心，我至今都不太敢相信能破大躍進時期的紀錄，每人平均52秒多一點，平時沒那麽快，會不會是場上的順風幫忙？這個紀錄現在已經刷新了吧，因為大學可以招特長生了？田徑隊七七級短跑組十個人畢業，九個考上研究生，一個留校，教練很高興，逢人就講參加體育運動隊的好處，我也一直認為當業餘運動員，熱愛體育運動對學習有益無弊。我看到過Rhodes Scholarship申請要求：必須是英語國家品學皆優的學生，加上熱愛戶外運動。我做過德語班七七級體育委員、外文係學生會文體委員、首屆複旦研究生院學生會體育部長，在複旦兩次被評為校三好學生，一九七九年一次，一九八四年研究生期間還有一次，因為我學習成績排名靠前，又在學生會服務，更重要的是體育運動能力出眾。現在我在美國的家裏還有複旦大學校三好學生的獎狀貼在牆上，有點自戀對不對？因為兒子在洛杉磯那邊念書時，獲得一個“三好獎狀”拿回家，表揚他的Ability-Potential-Endeavor，我說我也有一個，於是就翻箱倒櫃把本科那個找出來貼在牆上，比兒子那張還大些。（哈哈）因為我妻子當年也是複旦同學，我就跟我妻子開玩笑，說你看兒子有一個，我也有一個，你怎麽沒有啊？她說你知道嗎，我當時是團支部的，你的三好學生是我提名的！（哈哈）我說那時候你就知道這張獎狀最後會掛你家裏嗎？我們本科時期還沒有談戀愛，隻是互有好感。學校那時也不允許本科生談戀愛，因為涉及到畢業分配的問題。如果不同省份來的學生談了戀愛，學校把你們分配在一起會有困難，會給學校管理造成不方便。現在社會進步了，你們現在沒有這個問題了，祝福你們。
（山東臨沂一中田徑隊男子徑賽組）
（1979年上海高校田徑運動會複旦隊獲4X400接力第一名，破校記錄。）
記者：那老師，您不如再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和您妻子之間的故事。因為您說你們是同班同學，然後你們一起投入了同一個研究生導師的門下？
張：德語七七級十八個本科生，就我和衛同學留下來做研究生。那一年複旦全校招了兩百出頭研究生，十分之一的女生，衛同學大約是顏值較高的一位，中文係的朋友還開玩笑說張某人“獨占花魁”呢！我們每周一次一起擠公共汽車到導師家去上課。本科時我倆在班上學習成績就名列前茅，關係也比較親近，時間長了自然會進一步產生感情。研究生學習半年後我已經決定要追求這位女同學了。有一天董老師那邊打電話來叫我周末過去一下，到了才知道他們想把一個孫字輩的親戚，也是學外語的，介紹給我。我向師母坦白我和衛同學已經私定終身，這對師母來說是比較難以接受的，因為導師和師母的出身的經濟社會地位都很高，導師中學，大學，博士都是一九四九年前在德國念的，導師和師母家族在歐美和國內都根深枝壯。那個年代國內研究生很少，類似現在婚戀市場上的“優質股”，他們就想幫助親戚物色一個研究生。而我這個窮小子真可以說是“不識抬舉”。師母生氣了，從此以後不再給我們做晚飯。上完課以後，我們就從威海路坐公共汽車回學校，趕到學校晚飯開過了，隻好在西藏路轉公共汽車時吃一碗陽春麵當晚餐。
記者：那可以看出您和您夫人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一路這麽多年從同學開始一直到現在，讓人羨慕。
張：對，我在複旦不僅為今後的職業發展做好了準備，也收獲了愛情，終成眷屬，是我們班碩果僅存的一對。而且和妻子一直過得不錯，盡管有時候我開玩笑說我們是陽春麵吃出來的愛情，甚至說我們之間是convenience marriage，後麵這個說法有時會惹惱她。
（研究生畢業前攝於複旦校園，被朋友點評為“明星氣質與她的保鏢”）
記者：您碩士畢業之後到了社科院的文學研究所工作是嗎？請問您是被分配到那兒的嗎？還是說是有一個找工作的過程？
張：是我自己的選擇吧。因為那一級本科生就和我妻子兩位留下讀了研究生，複旦外文係計劃把我留校的。管人事分配的領導告訴我內定我留校，他們已經替我未婚妻聯係了上海機械學院。我就不太願意，我說要麽兩個都留下來。他們說隻有一個名額，兩個人很困難，要想兩個人到同一個單位的話可以把我們送到外交部：駐奧地利的大使需要兩個秘書，你們可以去工作。我們猶豫了一下，那時候覺得對文學比較喜歡吧，我就自己聯係了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因為念研究生期間我在該所主編的《文學評論》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中德國文化關係的有些分量的論文，那邊對我有印象，我一提出他們很願意接收我。然後我說我妻子也想過來，文學所幫助她聯係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外語部，我們倆算在一個單位，為這個原因就到北京了。
記者：那您去北京之後的工作又是什麽樣一個情形呢？你再給我們描述一下您的工作啊，然後包括您之後如何想到去美國？
張：複旦畢業後到北京進的是文學所“國外中國學”研究室，就是國外漢學，看歐洲人十七、十八、十九世紀怎麽研究中國，翻譯了些什麽東西。我在複旦本科和碩士期間英文免修，二外選了法文，所以英德法這三種文字都能閱讀。我用一年多把能找到的歐洲漢學的材料梳理了一遍。第二年，“西方中國學研究室”改名為“文藝新學科研究室”，介紹和研究西方的文藝理論新思潮、跨學科理論、比較文學理論和實踐。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受德國瑙曼基金會(Begabte Beförderung)委托選拔“青年才俊”去德國進修，所以我在社科院文學所做了不到兩年就去了德國（後來90年代從美國“海歸”又在文學所工作了兩年，那是另一個故事了），先去了德國馬堡大學，格林兄弟曾經是那個大學的學生，格林童話的背景就是它附近的村莊，基金會給我指派的學術導師也是研究格林童話的專家。我住在馬堡大學宿舍裏麵的時候，下午鼓起複旦田徑隊的餘勇到森林裏麵越野跑步。一會兒就看到這是“小紅帽” （Rotkäppchen）住過的地方，那裏是“白雪公主”(Schneewittchen) 住過的地方。在馬堡停留了一年，第二年轉學到西柏林自由大學。轉學的原因是因為我妻子也獲得同一個基金會的資助到了西柏林。在德國這兩年我主要研究德國的詩歌和學習古希臘語，後來感覺到德國的比較文學的領域有些因循守舊，他們的學者還在做所謂“影響研究”，那時美國已經開始做“平行研究”，甚至是“文化研究”了。我們就決定去美國念書。我在德國向美國的幾所大學申請，得到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比較文學博士項目的獎學金。那時人特別老實，覺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同意我到德國，沒有同意我到美國啊，拿到錄取通知書後回到社科院文學所申請轉到美國讀博士學位，搞得領導挺為難的，說哎呀本來是送你出去進修，你現在又要讀博士學位，還要轉一個國家，你拿到博士項目錄取通知和獎學金了，又那麽老老實實的回來，我們卡著不讓你走覺得對不起你這個老實人。按規定是不能同意你走的，但是按照人情應該讓你走。他們猶豫了，最後說開個特例吧，同意我以自費公派的方式到美國去。先到了馬塞諸塞州呆了一年，有人就告訴我說你這樣的背景，英德法都能閱讀，德文英文能寫作，在國內有這麽好的位置，還發表過一些論文，推薦信又那麽強：推介人一位是當時的外國文學研究會的名譽會長，也是著名的詩人馮至先生；還有就是我們社科院文學所當年的所長，大名鼎鼎的劉再複先生；另一位當時名氣不算大，但現在大有名氣的德國學者顧彬 (Wolfgang Kubin)教授。複旦英文專業七九級汪躍進同學當時在哈佛進修，正在申請轉成博士學位生，他告訴我說你這三封推薦信加上你自己的背景完全可以進一個美國最好的大學。我馬上申請轉學，斯坦福錄取後那個暑假，和新婚妻子開著一輛十年舊的本田人貨兩用車 (Honda Station Wagon)，沒有空調，二十多天橫穿美國從東岸開到西岸，沿途見到國家公園就拐下去住幾天帳篷，這個時候我妻子也申請到了印第安納大學的PhD Program，她陪著我開到西海岸幫我安頓下來，再飛回印第安納州去念書。年輕的時候要多去體驗，德文Wanderungsjahre“漫遊時代”就是這個意思，中文也說“讀萬卷書，行萬裏路”。
（學生宿舍電腦上寫博士論文）
（獲博士學位）
記者：那老師您後來與家人重遊複旦有什麽樣的感悟呢？
張：二零零七年的暑假，我和妻子帶著兒子重遊複旦。到邯鄲路校門口跟門衛解釋是老複旦，門衛很友好，就讓我們進去了。我們先去我住過的七號樓宿舍，因為文珂本科時的宿舍九號樓已經拆了，就帶著兒子去看他媽媽研究生時的宿舍，到我們以前上課的教學樓。邯鄲路校門對麵原來是運動場，現在也開發了，光華樓也修起來了，變化很大很大。複旦是一個好地方，我們生活最幸福的一段時光，就是在複旦。我兒子的小名都叫“旦旦”，紀念複旦嘛。
記者：謝謝張老師，然後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您對我們青年學生有什麽寄語嗎？
張：我希望大家在複旦的這段時期，除了抓緊學習以外，還要享受大學生活，結交朋友，大家的視野可以開闊一點，像我當時中文係、哲學係、新聞係的課都去聽過，參加過複旦詩社暨“詩耕地”社團活動，也加入了複旦大學的四川，山東，貴州的同鄉會，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希望你們好好的享受這樣的時光，能找到終生伴侶更好！
記者：好的，謝謝老師！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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