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之外並沒有資格染指權力。草根出身的朱元璋九死一生，才為朱家子孫們取得這大明天下。當國家建立以後，那些打天下的功臣尚且落得個兔死狗烹的下場，權力的禁臠又豈容那些宦官染指？朱元璋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從手握皇權的第一天起，他就下決心從根本上鏟除宦官幹政的一切可能性。
在古代官家權力集團的博弈中，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拔河論。繩子的兩端，一端是皇帝，另一端是官僚集團。這樣的權力格局與宦官們並無多大關係，宦官充其量也就是個“打醬油”的角色。
作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將權力看護得很緊。他廢除丞相製，因為在他的權力係統中並不需要丞相來平衡權力，他憑借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另一端的官員拉拽得腳步踉蹌。
朱元璋出身貧農，應該屬於草根中的草根。對於當年的朱元璋來說，不要說是宦官，就是那些長年在權力底層撈油水刮地皮的胥吏，也是手握生殺權力的大人物。所以在他剛當上皇帝的前幾年，對那些在權力場中“打醬油”的宦官更是嚴加防範。這時候明朝宦官的主要職責就是服務於宮廷生活，其活動範圍很難超出森嚴的宮牆。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監，指出國家即將頒發的公文中存在著明顯的漏洞。其實他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朱元璋明明知道這個太監並沒有胡說八道，但仍然下旨將其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
朱元璋給出的理由是：這名宦官不安於本職工作，越權“幹政”了。在朱元璋時期，太監們除了伺候人，沒有任何掌控權力的機會。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曾經專門打造了一麵鐵牌，懸掛在宮門之上。鐵牌上書：“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可以說，宦官的權力在此時跌入了曆史的最低穀。
朝廷不僅不允許宦官們幹預朝政，更不允許宦官與外臣串通一氣，甚至也不允許置辦產業。太監無後，置辦產業留與誰？朱元璋還以曆史上宦官禍國亂政的案例作為警戒，他曾經感慨萬分：“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嚐不為之惋歎。”
本文摘自《大明朝（1368-1644）：從洪武到崇禎的權力變局》宗承灝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出版
朱元璋在感慨前朝往事的同時，也對自家後院裏的宦官們做了種種限製，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官銜，不得穿戴外臣衣帽，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
事物的發展，並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無論你是皇帝還是草民。等到朱元璋的接班人登上皇位的時候，權力集團內部的拔河比賽又發生了形勢的變化。他的子孫們發現自己在這樣一場權力棋局中，漸漸力不可支，甚至在很多時候都要被官僚集團牽著鼻子走。
就在皇帝累得叫苦不迭的時候，他發現了站在自己身邊的那些恭順有加的宦官。於是皇帝索性將禦筆一扔，奏章一推，說：“哥兒幾個過來，你們來幫我和這幫吃飽了撐得沒事幹的官員拔河。”由於宦官們的加入，這場皇帝與官僚集團的拔河就此達成了平衡。
宦官是帝國權力高度集中的衍生物。隻要皇帝是個權力狂人，喜歡玩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治，那麽權力的運行軌跡早晚還是會走上重用宦官的道路。朱元璋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迂回之路。
為了給自己的繼任者掃清障礙，他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製，對那些開國功臣進行了一次次的殺戮。當整個朝堂為之一空的時候，他環視四周，能夠信任的隻有那些朝夕相處的宦官。這樣一來，在朱元璋執政的中晚期，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們又重新粉墨登場，在權力的舞台上扮演著頗為重要的角色。
明朝的政治體係其實是各種力量在相互博弈過程中的此消彼長，在這種帶著平衡和掣肘色彩的剛性權力結構中，文官應該是大明這場權力遊戲中的男主角，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文官作為明朝官僚集團中的生力軍，把持了權力係統的所有關鍵點。
皇帝如果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須突破那些製度上的剛性約束，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為如此，在明代的276年統治裏，有一大半以上的時間，皇帝的權力受到了文官集團的強力限製。就是在皇權高度集中的時期，在權力場上能夠興風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為曆史的看客，很多時候我們看見的不過是表象，這種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鬥，或者宦官和文官鬥。可表象終究是表象，其本質還是文官內部不同派係之間的權力博弈。在這裏，無論是皇帝還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關於明代的皇帝、文官和宦官三者之間的關係，曾經有人做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們麵前擺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側放上9斤的物體，在右側放上8斤的物體。那麽這時候天平就會完全倒向左側，但如果在右側加上兩斤的砝碼，那麽天平又會完全倒向右側。我們把明朝比作這架天平，在皇帝與文官的權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個後來加上去的砝碼。砝碼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勢均力敵的關鍵時刻，卻往往決定著最後的勝負。宦官們把自己的砝碼投向皇帝，讓皇帝在權力天平上獲得優勢，而自身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回報。
很多自幼和太監一起長大的皇帝把太監當成了自己的親人。站在這些皇帝的角度上，你是喜歡一個從小到大無話不說、十分聽話的玩伴，還是喜歡那些表情嚴肅、經常批評自己、幹涉自己行為的大臣？我想，任何人都會選擇前者。
明朝文官集團的權勢已經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們不但幹預朝政，批評皇帝（有些確實是故意找茬兒），還監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隨便曠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貪杯。雖然他們自己也幹這些事，卻不允許皇帝幹（比如張居正）。於是，皇帝們隻剩下了一個選擇：讓太監去製衡大臣。
其實在使用宦官這個問題上，打破種種禁令的並不是別人，而是朱元璋自己。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宦官人數的急劇膨脹，尤其是到了他統治的中後期，宦官的人數基本上是呈滾雪球狀態在增長。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一次便“增設內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麗國索要二百多名閹人。安南國也不斷向朱元璋進貢閹人，每次動輒幾十人。
朱元璋統治期間，宦官機構及其官職設置變動頻繁，宦官數量不斷增加，相關機構逐步膨脹。在洪武年間，明代宦官機構及官職設置就已基本形成定製。
明代的宦官機構，以“二十四衙門”為基本主體。二十四衙門包括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內廷任職之外，還能出任各種外差使職。按照原來的規定，這二十四衙門主要負責服務皇帝的生活。但事實上，明代的宦官已經發展成為極其重要的政治勢力，不但掌管了宮廷內有關飲食起居的一般事務，還控製了全國的軍政要務。
尤其是司禮監，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的首席，也是整個宦官係統中權勢地位最高的一個。可以說，司禮監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權。
宦官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掌權。一般說來，皇帝有較大權力的時候，作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權。皇帝懶於政事才使宦官有了可乘之機。朱元璋的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這個皇帝不當回事，經常幹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況下，內閣的權力膨脹了，批紅權也歸了宦官，但在體製上君權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權力不可能超過皇帝。沒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麽也不是，興風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一來，宦官們身穿“權力馬甲”占據著司禮監這塊風水寶地，優哉遊哉地掌控著朝政。雖然皇帝不幹活，但活兒總得有人來幹。於是宦官們就開始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詔諭。最高的決策權與行政權都轉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個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權力係統還能運轉自如，不能不說是政治史上的奇跡。而這個奇跡的產生，主要得益於龐大的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所維持的平衡的權力格局。
明朝外戚與朝臣的勢力相對其他王朝來說，是非常孱弱的。再加上宦官掌管了東西兩廠，握有司法與緝查大權，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權力本身有衍生的趨勢，權閹手中的權力自然會向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滲透。不過太監幹政是違背常理的，在道義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紛爭必然會在統治集團內部蔓延開來，最後擴大到民間。王振時代，鬥爭還停留在相關人物上。到了後期，打擊麵擴大到了整個官僚係統，甚至連平民百姓也不能幸免。
再拿魏忠賢來說，在天啟皇帝死後，他掌握了東廠，掌握了錦衣衛，他的那些親信們也在權力係統中占據著顯官要職。他的權力此時已經達到頂點，離皇帝隻有一步之遙，是當之無愧的“九千歲”。不過這時的大明王朝已經進入了倒計時階段，皇權成了一件易碎品。作為宦官的魏忠賢，其手中的權力越大，在官僚集團和皇帝麵前的價值就越低。所以對他來說，權力達到巔峰的時刻，也就是末日到來的時刻。
作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實現自己的意願。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結論背後有著深層次的原因。一個皇帝，他的榮辱觀念、羞恥觀念和普通人是一樣的。皇帝在做出一個決定的時候，通常會受到來自權力係統的製約。就算他們能夠無視官員和世俗對自己的評價，也要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慮。
那些太監則完全是自由職業者的狀態，他們可以把一切束縛在個體身上的顧慮統統甩掉，輕裝上陣。他們甚至連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從進入這個圈子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割斷了與外麵世界的聯係。這種顧前不顧後的變態心理，可以讓他們在做出行動時更加肆無忌憚、毫無顧慮，更不會有精神和道義上的負罪感。
其實這樣做的結果往往也很悲慘，難以善終。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他們最後都落得個自取滅亡的下場。所以整個明代真正不顧個人安危，不怕遭受報應而效仿劉瑾、魏忠賢之輩的宦官終歸還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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