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回顧不要忘了治療SARS期間為什麽中醫走到了第一線 西醫退到第二線？
作者：金定章 2012.01.10，
前言
人們還記得2003年中醫在抗擊非典（SARS）中取得很高的療效，世界衛生組織官員指出：“中醫治療很奇妙，值得推廣。”現在發生了H1N1流感，回顧中醫在流行性傳染疾病上的功效，希望就中醫能否再次發揮其特長引發讀者的思考，這是我寫此文的目的。
1、 介紹中醫經典著作《傷寒論》概要
它是東漢名中醫張仲景的著作，是中醫四大古典著作之一。成書於公元200~210年。本書係在《內經》、《難經》的理論基礎上，總結了漢代以前的醫學成就，以及作者的臨床經驗，重點探討了人體感受風寒之邪以後引起的髒腑經絡的病理變化和臨床症候特征，創造性地總結了一般外感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的變化規律、治療原則、以及藥劑的配伍方法，始終嚴密而係統地將理、法、方、藥一線貫聯，有效地指導著外感疾病及其他雜病的辯證施治，為後世醫學發展作出了及其重要的貢獻。
2、 中醫治SARS的原則、方法及療效
中醫稱流行性傳染疾病為外感病邪。治療原則是扶正祛邪。通過中藥增強患者體質和抗病能力，同時排毒，把病邪排出體外，不是殺死病毒。大家知道，病毒會變異，中醫不管病毒如何變異，隨它變，隻注重把不同病毒排出去。
診斷方法是望聞問切，運用整體觀念，辯證論治，對症下藥，能及時投藥治療，因此療效高、好得快、又無副作用、或副作用很輕。
3、 西醫治SARS的原則、方法和療效
西醫先查明致病的病毒，治療原則是殺死病毒。為此要在實驗室研製殺病毒的新藥，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病毒會隨時間推移而發生變異，因此當藥物研製出來時，可能無法殺死已變異了的病毒，使療效降低或完全失效。應該指出，西藥的副作用是人所共知的。
在治療流行性傳染疾病方麵，人們已經看到西醫治療速度慢（要研製新藥），療效差，還有副作用。
4、請看抗擊非典時，中醫的治病實況：（本材料摘錄自大型紀錄片《黃帝內經》）
鄧秋迎（護士長）
2003.1.7 ，我科收治了廣州市第一例非典病人黃XX。1月24日 我開始發燒了，38度。
鄧鐵鑄（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中華中醫藥學會理事會顧問）
鄧秋迎是我學生的妻子，葉欣是二沙島（醫院）的護士長，她是大德路的護士長，兩個都是在最前線，病到了。我帶他（學生）去查房，我說你趕緊回去，所有西藥停掉，然後用中藥。
鄧秋迎：我那天晚上5點多鍾開始發燒，7點多鍾醫生給我中藥，煮服了，10點多鍾，院長來訪時，我的熱度漸退，堅持服中藥，1月24日發病到2月12日肺炎基本痊愈，不到20天。
鄧鐵鑄：我們的中醫治療又便宜（省錢），我們醫院治療費最高的是五千元
鄧秋迎：我2月中旬開始上班了，此時才真正開始抗擊非典
記者：當時從西醫的角度還沒有查出它是什麽病毒的時候，中醫參與治療非典的依據是什麽？
鄧鐵鑄：中醫治療這種病，大範圍叫外感病。中醫聖人張仲景當時與瘟疫流行作鬥爭，把研究成果寫成“傷寒論”，中醫治療傳染病在1700年前就有很大的成就，中醫運用天人相應學說，把人與地球、宇宙一起觀察，氣候、環境、致病物質和人體，我們最重視人體，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去治病，首先要治人，治病不是殺滅病邪，而是趕走它，掌握了幾千年來各種各樣的病邪到了人體裏所發生的規律，所以不管SARS如何變，不怕，我主要目標不在（病毒）那裏，我主要目標在人體上麵，中醫講：“正氣內存邪不可幹。”鍾南山的呼吸病研究所，收治病人88例、死亡10例，前期中醫沒有上去，後來中醫上去了，中醫介入71例，死亡隻有1例，這就說明了中醫的療效。原來他就請中醫去會診，後來中醫科五個醫生都去參與查房，等於是戰鬥主力了。
記者：醫務人員是怎麽預防？
鄧鐵鑄：就靠吃中藥，不需要靠多少層隔離衣。中醫用吃中藥增強身體抵抗力，我們很瀟灑，吃了預防藥，戴口罩就行了。我們第一附屬醫院病人零死亡，醫護人員零感染。中醫劉士昌比我還大兩歲，89歲，還去會診，國際衛生組織官員說：“中醫治療很奇妙，值得推廣。”
請看另一報導（在巴黎的一個講演）摘錄
大家知道，前年世界上傳瘟疫SARS，北京有個病例，著名導演謝飛得了SARS，醫院最後放棄治療，告訴家人，最多隻有三天壽命，沒法治了。
淩孜也是導演，熟悉他，她去要求院長讓中醫來治，同意了，在北京她找到劉大夫，開了3服中藥，每服6元人民幣，中藥費18元，三天好了，出院了。
5、 當今世人應了解、掌握、運用中醫
古代知識分子都學習中醫、會應用中醫，楊乃武是一個典型的懂中醫的讀書人。
自從引進西醫後，中國人開始輕視中醫，導致中醫漸漸衰退。實踐證明，中醫還是很有用的。我們應該把中西醫的長處都發揮應用，揚長避短，才是上策。
6. 從網絡查看“非典十年回顧”
最近網絡，電視在播出“非典十年回顧”，大量揭示西醫治療有嚴重的後遺症。
“非典十年回顧”全文
資料來源：網絡查看 發表於 2013.01.19
2002年12月10日，一位名叫黃杏初的廣東河源農民發燒住進了醫院。他就是至今有據可查的第一位非典病人，也是後來被學界命名為SARS的病毒的起點。自此，中國人開啟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日子……
2003年6月20日，最後一批18名非典患者從北京北郊一所名叫“小湯山”的非典醫院裏走出來。
4天後，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不再屬於非典疫區。
非典已經離開我們整整十年了。十年，是一個足以重新開啟又一個記憶的單元。但是，當我們回望與“死神”抗爭的歲月，發現那些故事與境遇，已經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和無數個體的命運，留下了未來多少年仍然揮之不去的印象與圖景；也讓我們在麵對未知的危險時，學會了冷靜、理智和沉著。
或許，非典的價值，正是十年來的那些變與不變。
再望小湯山
這片被灰牆擁圍的百餘畝土地，已經找不到當年非典的痕跡。廢墟上殘留的刺柏和黃楊樹提醒我們，十年前這裏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醫院。
紀念這座醫院，是因為想探尋一些真相，保留一些時刻。
所有的故事都從這片廢墟開始。201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12月16日，小湯山醫院的廢墟上，白雪覆蓋。
這片被灰牆擁圍的百餘畝土地，已經找不到當年非典的痕跡。廢墟上殘留的刺柏和黃楊樹提醒我們，十年前這裏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醫院。
南側一牆之隔的小湯山醫院內，還有一排沒有拆除的簡易板房。房間裏，一些紙箱外殼上清晰地印著“抗SARS捐贈物資”。
一周之後，上午10點，中國醫師協會會長的辦公室裏，張雁靈正在安排協會的一些日常事務。這位解放軍總後衛生部前部長在半月前剛剛上任第三屆醫師協會會長。已過花甲之年的他，穿著慣常的軍綠色毛衣，頭發梳得一絲不苟。
放下剛剛打完的電話，張雁靈抬起頭，順勢靠在椅背上，軍人特有的目光直射過來：“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你們想了解什麽？”
潘多拉盒子被打開
不知從何時開始，車內突然安靜下來，靜得連彼此的呼吸都能分辨，所有人此刻都麵無表情。
駕駛室的擋風玻璃上“車已消毒，請注意保持通風”的警示牌，一直在提醒車內的人：這是“非常時期”。
2003年4月29日19時40分，汽車疾馳在北京西三環主路上，撲向位於北京城正北60公裏處的昌平小湯山鎮。
偶有幾輛外地牌照的汽車匆匆開過，坐在車窗旁的張雁靈一改往日沉靜。“當時我可以說是焦灼不安，對目的地的情況一無所知。”
兩個小時之前（17時30分），他還在國防大學為專業論文《公共衛生安全與國家安全戰略》準備資料，突然電話響起，來自總後勤部的指示讓他頓時坐立不安——做好一個臨時非典醫院院長的上任準備，即使這個任命書還在軍委領導審批的路上。如果在平時，這樣的操作程序簡直不可思議。
這樣的情景他是了解的，因為那篇專業論文的開題幾乎和非典進入北京，而當時的情景是，全北京市累計收治非典病例2705人，其中確診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死亡。
京是同一個時間。
2003年3月1日，對北京來說，是一個黑色的日子。淩晨1時，27歲的山西籍女子於某由於多日持續高燒，呼吸困難，在山西省人民醫院呼吸科主任魏東光的親自護送下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同時，非典也正式進入北京。
於某雖然來自山西，而她的“肺炎”卻源自廣東。 全球首例非典病人是廣東人黃杏初。他是一名廚師，“如果沒有非典，即使菜做得再好，也不會被全世界如此關注。”
2002年12月10日，在深圳市羅湖區打工的他突發高燒，咳嗽不止。黃杏初被送到廣東省河源市人民醫院內科病區，當班醫生葉鈞強診斷其症狀為高熱、咳嗽、呼吸困難。兩天後，醫院再次接治一位症狀相同的患者郭仕程。
住在醫院裏，病情也沒有像黃杏初之前預想的那樣一天天好起來，反而越來越嚴重。17日，這位廚師開始出現呼吸困難。
葉鈞強親自把黃杏初送往廣州陸軍總醫院。12月22日，他又把另一位患者郭仕程送往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至此，SARS的潘多拉盒被打開。
恐懼由此產生
2003年2月9日，廣州市非典疫情突破百名患者大關，死亡病例在不斷增加。廣州市民湧上街頭，排起長隊搶購板藍根衝劑、抗病毒口服液、醫用口罩，甚至還有食用醋。
而此時的北京仍然處在懵懂中。時任解放軍白求恩軍醫學院院長，還在國防大學深造的張雁靈也像其他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一樣，通過媒體關注著廣州發生的“流行性肺炎”。
3月上旬，他開始走訪北京各大醫院，為論文搜集資料。作為醫務工作者，他並未意識到這個疾病有多危險，唯一的防護工具就是一個普通的口罩。
解放軍總醫院、佑安醫院、人民醫院等九家大型醫院，所到之處，盡是發熱的患者。患者的表情幾乎統一：焦灼、急躁、痛苦甚至是恐慌。
北京稍有名氣的大型綜合醫院都排起了長長的隊伍。3月25日晚，出租汽車司機王某通過關係終於把自己擠進了位於三裏屯附近的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就診。
據知情者說，當時他已經在車裏住了3天，有家不敢回，因為怕傳染家裏的孩子和老人。醫院裏早已人滿為患，他像個皮球一樣被一家醫院推到另一家醫院，連跑了五家醫院，最終的結果像畫了一個圈。
3天後，他再也堅持不下去了，通過關係找到了武警北京總隊醫院的一位領導。這次，他學乖了，隱瞞了自己的病情，謊稱頭痛、肚子痛，住進了這家有軍隊背景的醫院。
王某住院兩天後，北京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非典疫區。往日擁擠的北京城，一下子變得空空蕩蕩。2003年的北京春天，口罩成了流行元素。
位於北京城區、擁有85年曆史的著名三級甲等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在SARS入侵時，以幾近慘烈的方式走進了人們的視野。從3月下旬至4月23日，人民醫院共確診非典患者120多名，其中本院員工高達93名。
麵對“泰山壓頂”般的壓力，人民醫院院長呂厚山描述當時自己的心情是“覺得自己沒有活頭了，幾天裏流的眼淚比之前的半輩子還多”。
恐懼由此產生，所有北京市民開始選擇躲在家裏，不停噴灑消毒液。一夜之間，某普通消毒液的價格從每瓶3元暴漲至15元。
經曆過非典的人應該不會忘記“4·20”。這一天，時任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被免職。新上任的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坦率地承認，北京疫情已經十分嚴重。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經確診非典患者339例、疑似病人402例。然而僅僅在4天前，官方公布的數字是“37例”。
隨後，疫情開始在全國蔓延。吉林出現首例輸入型病例，緊接著是河北、遼寧……建一所臨時性的傳染病醫院，已成為當時北京市的不二選擇。 別無選擇的選擇
“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很可怕，病人已經多到了沒有地方容納的地步，甚至治療病人的醫生也在不斷倒下。”張雁靈說。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會議室召開了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聯席會議。會上，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的專家建議，如果醫院不夠用，可以考慮征用療養院，比如條件比較好的小湯山療養院。
剛剛散會，時任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和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就趕往小湯山。他們欣喜地發現，療養院雖然隻有200張床位，但旁邊有一大片預留的發展用地。 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白忠書帶著部隊專家實地勘察後，認為這裏確是一塊建設新醫院的好地方：離最近的居民點500米，四周環境空曠，便於機械化施工。
不僅如此，根據近3年的氣象資料分析，5月至8月多為東風，月平均風速2米每秒左右。京密引水渠在小湯山療養院北麵4公裏，汙水可經專門處理，由現在的市政管道向東南排放，不會影響北京市水源。
22日下午，國務院對北京市的請示做出明確批複。國家緊急征用昌平區小湯山附近土地40.3公頃，用於建設非典定點醫院。
第二天（4月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曆史上第一次關門停診。而此時，在它的正北方向33.8公裏處的小湯山非典定點醫院規劃已經敲定：一期工程建成東、西區兩部分，兩區各包含6排複合輕鋼板材料建造的病房。其中東區216間病房，西區292間病房。
小湯山非典醫院還在建設中，特急電報已經飛向全軍。首批醫療人員務必4月27日24時之前到達小湯山醫院。除了專業要求之外，電報隻有四個字：精兵強將。
即使是軍人，也有兒女情長。4月27日8時，即將赴京的濟南軍區第155醫院傳染科醫生薛書尊的心揪得更緊，握著躺在病床上的父親的手久久不願鬆開。作為長子，他從不願在家人麵前流露出半點懦弱。
此刻，已經病危的老父親還要為自己牽掛，他無法鬆手，或許這一鬆開，就是死生相隔。
有的醫護人員甚至剛從手術台上下來，沒來得及和家人道別，就被拉上了火車，此時方才知曉自己奔向的是一個多麽危險的地方。
沒有時間，因為他們是軍人，隻能如此。
寂靜下來的工地，展現給世人的是一排排被綠色環繞的白色建築。皎潔月光下，月季花悄然開放，靜靜等候著。
4月29日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的非典病例激增至2705人，其中確診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身亡。
一天之後的4月30日上午10時，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領導麵對記者們和鏡頭外無數雙關注的眼睛，講起了這所被喊得發燙的“小湯山醫院”。
當天夜晚，小湯山療養院大廳寂靜無聲。先期到達的北京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等7支醫療隊伍共339名醫護人員靜靜地等候著。
20時30分， 解放軍白求恩軍醫學院院長張雁靈被任命為小湯山非典定點醫院院長兼黨委書記。這個時間距離他接到的那個電話通知，隻有兩個小時。
“我們走第三條路”
靜坐在臨時搬來的辦公桌前，張雁靈異常清醒地思考著即將麵臨的重重考驗。他曾在《回望小湯山》一書中這樣寫道：“未來是掌聲還是譏諷？這些對個人都已經無關緊要，但決不能給自己留下任何推卸的借口。”
“其實人到了這個時候已經什麽都不想了，隻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即使是十年後，張雁靈說起自己當時的快速任命，仍覺得非常突然。
4月29日晚21時，剛剛上任的小湯山非典定點醫院院長張雁靈和他的一班人馬還沒來得及互相介紹，就萬分急切地想看看即將作戰的戰壕。
周圍的人還沒有來得及提醒，張雁靈已經踩進了一個半尺多深的水坑，這個水坑讓大家心裏更加沒底。
雖然醫院的硬件條件符合一座大型傳染病醫院的要求，可畢竟建設時間隻有7天，病房設計和內部結構離現實需要還有很大差距：個別病房窗戶還沒有安裝，病床缺很多，有的病區門甚至還鎖不上，下水道堵塞……
他們尤其擔心的是隔離病房的密封性不夠，容易造成醫護人員感染。連夜召開的小湯山非典醫院第一次會議上，張雁靈說出了接到電話通知後24個小時一直在考慮的三條路子。
“一是沒有完成任務，隻能選擇帶著恥辱走出去；二是發生大範圍感染，都死在小湯山；最後一條路是病人有效救治，醫護人員零感染。”
當時他把桌子一拍，“我們走第三條路，回去做準備。”此外別無他路，“你不可能想太多。”複雜的心情，就像電影《雙旗鎮刀客》中的小英雄，麵對賊王的最後通牒，雖然有大俠信誓旦旦的保證，但仍緊張不已。
屋頂上的燈泡散發出昏黃的光線，他攤開紙、拿起筆，起草一份請求處分的報告：等到小湯山戰鬥結束那一天，如果有戰友在這場戰鬥中被感染、有傷亡，請求組織給予我最嚴厲的處分。
這份報告被鎖進臨時辦公室的抽屜內，等待諸多未知考驗。
“熬下去就是勝利”
非典病人馬上就到，一、二、三、四、七、八病區的大門幾乎同時打開。
2 003年5月1日23時，指揮部一聲令下，藍光飛旋的救護車從小湯山非典醫院開出，刺耳的叫聲劃破長空。
“這裏是不是'死亡集中營’？你們是不是拿我們做實驗？” 一位40多歲的女患者下了車就靠著牆哭，牆上的攝像頭和站崗的武警讓她莫名恐懼。
這種恐懼就像他們身上的疾病一樣，需要慢慢散去。
5月的北京，最高氣溫已經飆升至30度以上，這樣的天氣隻要稍運動一下就會滿身大汗，更何況要穿上裏外三層密不透風的防護服來回小跑著工作。
一天天過去，每天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誰也不知道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兩年。
終於有人忍耐不住，直接推開這個臨時醫院院長的辦公室門，問題很直接：“咱們還需要堅持多久，難道每天就是6小時、6小時地轉下去，未來的路在哪裏？”
“無法解釋”，張雁靈回憶，“我隻好把他們集中起來講個故事。”當時有人調侃說，“什麽時候了，還有人想聽你講故事。”
1968年越南戰爭期間，越南共和國主席胡誌明來華訪問，在和林彪談到越戰時，請教林彪說：“林副主席，我們怎樣才能贏得戰爭？”林彪一笑，就說一個字：“熬”。
胡誌明馬上明白。最後越南人終於把越南戰爭“熬”過去了。“熬下去並不代表不作為。”張雁靈講完故事，隻說了一句話。
當時主管衛生領域的吳儀副總理也曾經焦灼地問張雁靈，“這個病還要持續多久？”他當時的回答是，按照規律，高溫將不再適合病毒傳播，估計兩個月之後“應該會下去”。
護士節那天，小湯山上薔薇開了，洋槐開了，紫丁香也開了，月光很亮。這一天，從福建泉州寄來的千紙鶴飛到了小湯山，護士們把這份特殊的禮物帶給病人。
這些經曆過生死的患者頃刻間流出眼淚，他們相約，康複後將這些千紙鶴用紅線重新連在一起，與雖然天天相見但是並未真正看清楚麵目的小護士們合影留念。
救車的警笛聲在慢慢遠去，2003年6月20日10時05分，最後一批18名非典患者康複出院，此時距離小湯山非典醫院正式接治非典病人隻有50天，到了該給這所世界上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傳染病醫院貼封條的時候了。
完成使命的張雁靈說，他隻是一個臨時列車長，有責任把每一名乘客安全送達目的地。
“本來想好了要去天安門走走，去一次八達嶺長城……冒死戰鬥了50多天，沒有太多奢求。”然而上級“立即撤離”的命令已經下發。6月23日清晨，北京城還在沉沉的睡夢中，小湯山醫院首批900名醫療隊員從北京撤離。
一天後，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總部宣布，北京從非典疫區名單中刪除。 10年過去，對於腦海中不斷回放的非典遭遇，55歲的她依然能夠清楚地記住每一個片段。那些本應漸漸模糊的瑣碎細節，如種牛痘般深植在她的腦海中……
“一開始是膝蓋疼，接著腳後跟，然後是兩個肩膀。發作的話，就跟骨頭裏長刺一樣，連床都不敢沾。”2013年1月2日，在北京市望京醫院住院處關節三科的病房裏，患有股骨頭壞死的楊誌霞正在接受治療。
與她同時住院的還有方渤、張文榮等“老友”，他們普遍患有骨壞死、肺纖維化、抑鬱症等疾病。而給他們打下相同烙印的，是2003年那場世人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非典”(SARS)。
這個群體是10年前SRAS劫難的幸存者，也是10年後痛苦延續的承載者。在“後非典”時代，他們以“非典後遺症患者”的身份默默淡出人們的視野。
現在談到非典，楊誌霞語氣中已流露出些許的抵觸情緒，眼神不時飄向窗外的斜陽，聲音躊躇而緩慢。
10年過去，對於腦海中不斷回放的非典遭遇，55歲的她能夠清楚地記住每一個片段。那些本應漸漸模糊的瑣碎細節，如種牛痘般深植在她的腦海中……
“人活著，不就過個人氣嗎”
“4月21日、4月26日、5月1日、5月3日。你說多短，14天。大家都說該翻篇了，可不是你們家的事你翻不了篇。”提到父母、弟弟、丈夫相繼離世的日子，窩在病床上的楊誌霞往後靠了靠，牙齒不自覺地咬住了嘴唇。
在她的記憶中，2003年的春天是“白色”的，道路空了、商場空了、公交空了、酒樓空了，還有她原本熱鬧的一大家子——11口人，9人感染非典，4人因此喪命。
事情始於2003年4月12日。因照顧發燒的母親、半身不遂的父親，楊誌霞兄妹三人，以及各自的愛人，輪流照顧老人去東直門醫院看病、輸液。
“當時，滿世界都在說非典，可沒見周圍誰真的得了。”聽著四起的傳言，楊誌霞惴惴不安，本能地不敢把“恐懼”說出口。
但隨著父親、丈夫、哥嫂、大侄子、弟弟、弟媳以及自己相繼發熱，還有醫護人員悄然穿戴上的口罩、防護眼鏡、隔離服，不安的情緒在這個家庭蔓延開來。那時，楊誌霞的大哥小聲說了句“這回咱家事大了，要完了”。
為了給母親寬心，那年的4月17日上午，楊誌霞拿著《北京晨報》讀道：“北京目前隻有30多例非典且全部為輸入型，沒有原發的。”
似有某種預感，在大哥的建議下，全家決定“去醫院檢查也要吃飽飯再去”。17日中午，楊誌霞悶上米飯，大哥做了爆羊肉、炒芹菜和西紅柿雞蛋湯。“沒想到，這竟成了我家的最後一頓團園飯。”
被確診後，在北京市胸科醫院治療的數十個日夜，楊誌霞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她和同屋的兩名病友總是斜靠在床上，等待黎明，等待醫生，等待輸液……
“誰也不敢睡，困了就聊一句，聊到5點，就覺得又活過了一天。”
雖然除了已經病逝的母親，大部分親人都住在胸科醫院，但離開吸氧機就無法呼吸的身體條件，已經不允許他們相互探望、照顧。即使聽到丈夫去世的消息，也是樓道裏有人喊了聲“楊誌霞，給你愛人火化了”。
後來她才知道在那場疫情中，中國有5327人被確定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死亡。他們兄妹曾帶母親看病的東直門醫院，早在3月16日就接診了一位曾去香港探親的李姓老人。這位老人正是後來被公開的北京第二位非典確診病例。
“人活著，不就過個人氣嗎？現在家不成家了。”
病愈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楊誌霞將自己封閉在痛苦的回憶中，拒絕說話、拒絕交流，流淚成為唯一的宣泄方式。半夜，兒子被哭聲吵醒，她隻能淡淡地說：“沒事，我想你爸了。”
“活多少年，就要受多少年的痛苦”
看著每頓吃著兩毛錢的白菜、拿著獎學金奮力讀書的兒子，楊誌霞開始尋找活著的希望，發誓拿著低保也要把孩子供出來。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俗語，恰恰給她開了一個玩笑。
2003年8月，非典消失後的第二個月，科技部設立了一個“863科研項目”，針對SARS展開後續研究。東直門醫院、望京醫院、北醫三院等多家醫療機構成為科研工作承接單位，並開始尋找非典治愈者進行篩查。
就在這次免費檢查中，2004年初，一直雙腿酸疼的楊誌霞被確診為患有股骨頭壞死。聽到妹妹的消息，正在排隊等待篩查的楊誌霞大哥癱坐在檢查室門口……
“當時一拍片，大夫說你兩腿全部壞死。”無法接受現實的楊誌霞，一路從北醫三院哭著回到家。
2004年3月，為了保住雙腿，楊誌霞再次住院，接受保守的“介入”治療，即往大腿根的動脈血管裏打藥，促進骨頭周圍的毛細血管擴張，一定程度上緩解缺血性壞死的危險。
“治了40多天，發現治不起了。除了醫保，自費要4800多塊錢。”因為喪失勞動能力病休在家，原是燕莎友誼商城後勤部員工的楊誌霞，每月隻有900元左右的收入，其中還要確保兒子300元的生活費。“大哥也是一樣的病，誰也幫不了誰。”
在治病過程中，她很快發現自己不是個體。病房內外，還有方渤、吳如欣、李朝東、李桂菊、王春秀等病友。
之後的兩年，在陸陸續續的篩查中，共有150餘名“非因公”非典後遺症患者在北京各個地區顯現出來，其中包括楊誌霞的大哥、嫂子、弟媳。
這個150餘人的群體，有著相同的特征：股骨頭壞死、肺纖維化以及抑鬱症。
“你活多少年，你就要受多少年的痛苦。治這兒了那兒壞了，治那兒這兒壞了，沒完沒了。”久病成醫的方渤，如此解釋為何醫學界稱股骨頭壞死為“不死的癌症”。“身上就這麽幾個關節，都換了，這人不成機器人了嗎？”
今年61歲的方渤，曾一度是媒體的寵兒。2003年，作為“被成功治愈的非典病患”，他曾上過央視“麵對麵”、“東方時空”等欄目。
當年，方渤家8人感染住院，出院時隻有6人。翻看曾經的視頻，他滿頭黑發、身材微胖，雖然因為非典失去了妻子，卻滿懷新生的希望。影像中，他拉著全家去捐獻血清，自己簽署協議，願意死後捐獻眼角膜，捐出遺體用作醫學研究。
但是，半年後，方渤幾乎與楊誌霞同一時間發病，雙腿疼痛，呼吸不暢，並在很短的時間內惡化。2005、2006年，他分別做了兩側的股骨頭置換手術。2009年，醫生從他破碎的右肩關節取出了指甲蓋大小的碎片。
現在，他頭發花白，兩髖各爬著一條30厘米長的疤痕，身形明顯瘦弱。“我全身的骨頭就跟石膏一樣脆弱，骨頭會不可逆轉地塌陷下去，直至癱瘓或死亡。” “一張動態的名單”
確診後，包括楊誌霞、方渤在內的更多非典後遺症患者聚集起來，他們從陌生到熟悉，從希望到絕望，從孤單到相守。他們從非典中死裏逃生，卻從此與疾病同行。
在不斷的治療和自我學習中，這個毫無醫學基礎的群體發現，造成非典後遺症的“元凶”，是曾經救過他們性命的“糖皮質激素”。
“每天14瓶液，從上午8點，連續輸液到淩晨兩三點。”目前仍需拐杖支撐身體的吳如欣回憶，而她印象最深的是一種名為“甲強龍”的激素。
在那場突發的危機中，為了搶救生命和控製疫情，由鍾南山院士首先提出的糖皮質激素療法曾被大量用於緊急治療，但此方法曾因各地用量不同等原因，引起廣泛爭議。
它如“雙刃劍”般，一麵挽救了很多非典病人的生命，另一麵卻因為不當的用量導致部分患者出現股骨頭壞死等後遺症。在北京市政府登記的名單中，非典後遺症患者約有300餘人，其中因公、非因公患者各占一半。
“這是我的殘疾證，已經喪失了勞動能力，現在走路超過10分鍾腿內側就開始疼。”靠著退休金，和老母親蝸居在出租屋裏的吳如欣總在想象，如果沒有非典，如果沒有後遺症，她的人生軌跡又會如何。
在2006年，方渤等病友組織的一次調查顯示，非典後遺症患者中，中重度抑鬱症患者達到39%，80%因病離崗，60%出現了家庭變故。
采訪中，小湯山醫院、朝陽醫院、宣武醫院曾經的主要負責人均表示，接收的轉院患者中，由於有的在本院外治療不規範，使用了大量激素等，給後續治療帶來了不少困難。
朝陽醫院院長助理、呼吸科專家童朝暉回憶，2003年衛生部推薦方案中建議的日用量是320毫克。而在此後媒體的公開報道中，這一日用量在個別醫院被大大超出。
“當時看到一些激素的使用方法和用量，我就覺得有可能會出現骨壞死的後遺症。”2003年5月，因為醫護人員緊缺，望京醫院骨科專家陳衛衡作為黨支部書記，被派往潘家園婦幼保健醫院，深入非典一線。
發現問題後，他開始建議望京醫院治療組降低激素的使用量、加入中藥應用，並在2003年撰文提醒政府不當使用激素療法可能帶來的後果。
“當年8月，我就參加了衛生部召開的第一次非典後遺症工作會議。”陳衛衡介紹，非典過後，衛生部醫政司很快注意到激素治療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
2004年2月開始，陳衛衡作為北京市衛生局“骨壞死與骨關節病”專家組中醫組組長，每周前往小湯山療養院為“因公”感染的非典後遺症患者治療。
“當時對於'非因公’的非典後遺症患者，確實從衛生部也好，衛生局也好，都沒有表示要擴大到社會人員。” 陳衛衡說。
同時，他也強調，2003年底，因為科技部啟動與SARS相關的科研項目，一些醫院開始從科研角度，利用科技部的資金，為篩查出的非典後遺症患者提供一些治療。
據媒體報道，2004年3月底，衛生部正式成立非典後遺症專家組；2005年，北京市衛生局正式承認非典時接受激素治療會引發後遺症，並於當年6月9日下發《關於貫徹落實感染SARS並發後遺症人員治療工作實施細則的通知》。
“一方麵是政府開始關注了，一方麵是患者的反複訴求，在雙方麵的促成下，免費治療得以擴大到'非因公’群體。”
在陳衛衡的辦公桌上，《民生周刊》記者看到了幾份不同時間下發的《關於增加非典後遺症確診患者的通知》。
“這是一張動態的名單。” 陳衛衡說。2008年，望京醫院成為北京十幾所非典後遺症患者定點醫院之一，而需長期接受治療的患者就達五六十人。此外，從2008年起，中國紅十字會每年都會向每個後遺症患者提供一些補助，有工作的4000元，沒有工作的8000元。
“
如果這些事發生在你身上呢？”
“人們都說不會遺忘，不會忘了我們，但是我做完手術躺在床上的時候，他們都在哪兒？”麵對媒體采訪，方渤止不住地哽咽。2008年，他被診斷為抑鬱症，曾在極度絕望的情況下用破酒瓶戳傷了自己的額頭。
在非典過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被變化過快的世界遺忘。5.12地震、甲型H1N1流感……除了主治醫生，其他人無暇回顧非典，甚至不知道“非典後遺症患者”的存在。
在這個群體中，康複好的人重新回歸社會，回歸平靜的生活；喪失勞動能力的人，還在遭受疾病的折磨和精神的自我歧視。
“他們生活在封閉的小圈子裏。”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國殘疾人雜誌社《三月風》主編張立潔，偶然間走入這個群體。2006年末，她隨殘奧冠軍平亞麗等殘疾人代表一起到小湯山療養院慰問正在進行康複治療的“因公”非典後遺症患者。
“他們對於英模們的演講似乎沒有什麽興趣，反而對落實工傷保險這樣的實際問題更關心。”作為媒體人，張立潔敏感地意識到這群人的不同，也驚訝於曾經的白衣戰士坐在輪椅上，精神萎靡，行動不便。
有救治的“因公”非典後遺症患者尚且如此，那“非因公”患者呢？從此，她將目光轉移到“非因公”群體。
在接觸中，張立潔了解到，與醫務工作者相比，這些“非因公”非典後遺症患者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和必要的醫療、物質支持。
“如果這些事發生在你身上呢？”多年來，她用這個問題拷問自己，也拷問著別人。問題的答案，促使她拿起相機記錄下這群人。
2009年5月，《SARS背影——被遺忘的非典後遺症人群》照片，在廣州美術館展出。這組照片中，每個主角看上去十分平和，但幾乎鮮有人知他們凝重的眼神背後，有一段痛徹心扉的往事，一份餘生保障的渴望。
2009年下半年，因為展出照片的牽引，兩名大學生找到張立潔，希望針對非典後遺症群體做一個社會調查。在機緣巧合下，時任央視“新聞1+1”主持人的白岩鬆看到了這份調查報告。
“自從央視播了我們的情況，媒體才慢慢知道非典後遺症，才開始有人關注我們。”至今，非典後遺症患者仍感謝“無心插柳”的張立潔。
采訪中，方渤告訴《民生周刊》記者，一家不願露名的企業已答應出資，幫助這個弱小的群體建立基金。“雖然資金很少，但總歸是個盼頭。”
“千萬別到讓人伺候那一天。一旦住院動手術，我們請不起護工；一旦出現意外，同樣患有非典後遺症的家人怎麽辦？”比起自己的身體，讓方渤更揪心的是兩個女兒。
當年，女兒、女婿同時被診斷為非典後遺症，為了不相互拖累，他們雙雙選擇了離婚。再以後，小女兒遠嫁東北……
“人不能十全十美，也許就是我的不幸，才能保佑我家孩子過得好。”經曆這麽多波折，楊誌霞的言語中多了一絲“宿命”的意味。“現在最高興的事，就是小孫子的出生，我應該會過得充實了。”後非典，十年的價值
非典後，“重治療、輕防疫”的觀念被改變，原本經費緊缺、反應遲緩的衛生防疫體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與發展。
張文榮是在醫院陪伴生病的父親時被感染了非典。
這麽多年來，對於十年前的那場疾病，她一直耿耿於懷。“4月8日衛生部就有文件，要把'非典作為傳染病’控製，為何我們4月中旬住院，醫院還允許陪床？”
在她看來，既然確定是傳染病，醫院就應該有控製措施，允許患者陪床嚴重違反了衛生部的文件。
和張文榮有同樣質疑的，是大部分的北京非典後遺症患者。他們所質疑的其實是非典時期的公共衛生應急機製。
“為何我們沒有被告知”
張文榮無數遍地回憶著十年前的那個春天。因為非典，父親離世時，沒有一個親人守在身邊，3個兒女因感染而住在不同的醫院。
如果醫院嚴格按照衛生部的通知操作，如果醫院有告知是傳染性肺炎，至少她們在陪伴父親時會有所防護。
張文榮不是學醫的，也不是學法律的，她對於非典的了解，都是從媒體或者病友那裏得知的。她並不知道，一紙通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也搞不清楚這個通知下發到醫療單位時，為何沒有按照通知要求操作。
一種基因序列有近3萬個核苷酸的冠狀病毒在全國蔓延，此時已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它之所以能在廣州、北京等地廣泛流行，引發的是更為複雜的中國公共衛生應急體係的變遷。
據公開資料，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和衛生部在2003年1月就接到了廣東的報告，並派人前往調查。此時中山市已經有28名病人，其中13名為醫務人員，但這一情況並未通過全國監測網絡告知其他省份醫療機構。2月， SARS傳染到了香港、廣西、湖南、四川和山西。
正是因為前期控製疫情的不力，才有了“4·20”事件。
4月20日，衛生部舉行新聞發布會。新上任的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坦率承認：北京疫情已經很嚴重。疫情將由過去的五日一報改為一日一報。
當天下午，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的決定，免去張文康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北京市委副書記、市委常委職務。
“4·20”是整個非典事件的分水嶺。出人意料的重大決定，瞬間扭轉了最初非典入侵時的被動局麵。
“非典速度”應急
官員問責之後，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成立，國務院派出3批督導組赴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監察督促。
防控非典的財政資金也迅速到位。2003年4月23日，中央財政設立20億元非典防護基金，占2003年中央財政預算支出15138億元的0.13%。
4月25日，吳儀副總理向全國人大匯報工作時表示，《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條例》已經開展了起草和征求意見工作。5天後，國務院法製辦匯總各方麵意見，交由國務院常務會議作最後審議。
5月9日，國務院公布出台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這是我國第一部有關應急機製的法規條例，被稱為“中國公共衛生事業新的轉折點。” 其中第二十一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對突發事件，不得隱瞞、緩報、謊報。
從起草到提交審議，該條例隻花了短短半個月時間，開創了我國立法的“非典速度”。
“條例是一個關於應急機製的法律'藍本’，為解決未來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搭起了完整的法律框架，各級政府可以據此建立自上而下的應急反應機製。”時任國務院法製辦教科文衛司副司長的宋瑞霖，作為主持該條例全程製定工作的負責人，曾如此解讀應急條例的作用。
此後，“重治療、輕防疫”的觀念被改變，原本經費緊缺、反應遲緩的衛生防疫體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與發展。各地應急辦陸續建立，疫情信息在CDC（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傳染病醫院、綜合醫院之間實現共享……
對非典的重視，很快深入到基層。非典時期對於愛去郊區遊玩的北京市民來說，體會最深的是除了市內的公園，幾乎無處可去。郊區村村有農民把守，非本地人進村一律進行登記，並要當場測量體溫，體溫不正常者不得進村。
SARS改變公共衛生體係
非典已經過去，小湯山似乎也被人們深埋在記憶中，但由此帶來的諸多變化卻無法被忽視。
那個春天，一些人的生活被改變，整個社會對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態度、政策、措施也在發生變化。
“一個省長跟我說，非典以前我們不知道CDC是個什麽單位，之後才知道這個單位是幹什麽的，是值得重視的。” 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曾對媒體如此表示。 “
它使我們認識到國家安全不僅僅是經濟、政治、軍事問題，還有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國醫師協會會長、原解放軍小湯山非典定點醫院院長張雁靈，用“酶”發酵的作用來形容非典的影響。
“SARS之前，基層醫院的傳染病防治體係基本形同虛設。”安徽省一位縣級醫院的負責人說，“當年SARS讓全社會到了草木皆兵的誇張地步，也是因為缺乏係統的防治體係。”
後非典時代，甲流來臨時，有了快速的應急反應。
2009年5月10日22時30分，四川出現內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後，為“避免恐慌猜忌情緒蔓延”，5月11日淩晨，成都市政府開始著手準備新聞發布會，淩晨3點正式召開。這種“甲流速度”比之前的“非典速度”還要迅速。
更為深層的影響是，非典撬動了中國的醫改進程。衛生部前任部長高強把中國的醫改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3年以前，第二個階段是2003年以後。“2003年前後，人們對於衛生問題的理解、觀察、分析和研究發生了很大變化。”
與《民生周刊》記者說起突發衛生事件應急管理時，張雁靈翻開辦公桌上的一疊紙稿：“我正在計劃寫一本《回望玉樹》。”2010年4月玉樹地震中，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的他負責一線指揮救援。
救援行動之所以非常成功，張雁靈將它歸功於玉樹地震半年前，他和同事在銀川的一次軍地聯合救援行動演習。“這次演習就是假設高原上突發一次大地震，軍地聯合進行醫學救援，和半年後的汶川地震場景十分吻合。” “
不過，縣級以下的公共衛生係統還不是很健全。”說起公共衛生應急體係，張雁靈似乎更有發言權。除了“小湯山非典醫院院長”這個稱號外，他還參加過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樹地震救援工作。
他用了一個很恰當的比喻：“向心性肥大”症。“所有的醫療資源都向大城市集中，這是病態的。”
正是這種病態，使得上級機構很難對基層報上來的數據是否及時與準確進行評估。
真實麵對才是最大進步
2003年春天，和張雁靈一樣被廣泛關注的醫師還有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院士。在非典肆虐的4月，他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語驚四座：“控製什麽控製？根本就沒有控製！現在病源不知道，怎麽預防不清楚，怎麽治療也還沒有很好的辦法，病情還在傳染，怎麽能說是控製了？”針對疫情防治，他同樣有自己的觀點。
2008年春天，鍾南山曾質疑廣州市一處禽流感疫情：“（3月）13日就發現雞出現非正常死亡，而16日農業部才公布確診為高致病性禽流感。為什麽幾個小時就可以監測出來的結果，足足拖了3天？”
2009年，他批評個別地區為證明甲流防控做得好，對甲流死亡病例隱瞞不報。他甚至說：“現在全國報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數，我根本不信！”
201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2009年流行的“甲流H1N1”又出現在北京。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疫情很快得以公布。
北京市疾控中心於2013年1月2日表示，北京市二級以上醫療機構累計監測門、急診就診人數超過100萬人，流感樣病例百分比為2.75%，流感樣病例人數為2.8人，已達到自2008年以來的同期最高水平。
不僅如此，在傳聞剛剛開始之時，北京就在媒體上公開報告兩起因“甲流H1N1”死亡病例。兩人均為女性，一位是22歲的來京務工人員，另一位是65歲癌症患者。
敢於及時準確地報道疫情真相，這也許是非典後十年來公共衛生應急機製的最大進步。
北京一位網友對“非典十年回顧”的回複 發表於 2013-1-19 .
我是醫務工作者，當年就在第一線，後來被評為北京市先進個人和北京市先進共產黨員
我讀了這篇文章深有感受……
7.我的評論
作者：金定章 2013.05.05，
我收集資料，編寫了一篇“為什麽治療SARS期間中醫治療轉到了第一線，西醫退居第二線？”的文章。
介紹中醫，西醫在治病的理論體係，方法，經驗，效果方麵的根本性區別。特別是治療傳染性疾病方麵的根本區別。
事實已經證明西醫治療傳染性疾病方麵的後遺症非常嚴重，而中醫治療這種傳染病幾乎沒有後遺症。
不幸的是現在許多中國人相信科學的西醫，排斥中醫，不相信中醫。現在吃苦頭了。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非典十年回顧”等報道揭示了西醫治療SARS的副作用十分嚴重的事實出來了。
我在網絡上看到許多人對中醫，西醫討論得很熱烈，在對中醫，西醫不甚了解的情況下，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用公民投票方式是不合適的，但是這種現象現在很普遍.
各位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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