恵浴宇回憶: 陳毅說還是廣東陶鑄說了點老實話
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終於挨過去了。江蘇的經濟形勢和全國一樣，走出穀底，開始回升。我也可以摘掉“災官”、“賑官”的帽子了。三年來，這兩頂帽子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救災如救火，我不停地在災區跑。猛地停下來，我心力交瘁，提不起精神，喘不過氣來，手腳舉不起也抬不動。
“左”的路線給國計民生造成的損失如此慘重，使人一想起來就膽戰心驚、夜不能寐。尤其是災區人民的淒慘，付出的犧牲，竟比戰爭年代還要多，這完全是無謂的犧牲啊!那時，地縣級幹部是最辛苦的，救災幹部是最辛苦的，淮陰地委書記孫振華、專員秦其均，鎮江前後任地委領導陳西光、李楚，以及其他一些重災區的負責人，到省裏向國庫要救災糧時，每每為災民號啕大哭。哭也沒有辦法，我也沒有多少糧食，隻能救急，隻能一點一點給。他們走後，我也暗自垂淚。救災糧拿到了，他們立即和幹部下鄉，數著米粒兒向災民發放，看著災民按定量吃。少吃了要餓死人，不按定量吃，超支了也要餓死人。那個時候他們雖然手裏有些糧食，但是他們和災民一樣的餓肚子。
我到災區去巡視，往往地縣級領導除留個把看門外，機關裏是一座座空屋，全都下去救災了。李楚在農村救災，家裏十幾口人(有五六口是從山．東來逃荒的鄉親)吃餿了的山芋稀飯，全家人食物中毒，送醫院搶救，欠了一屁股債。孫振華、李楚等許多幹部都得了浮腫病、肝病。王治平、王維良帶著工作組在重災區寶應救災，從他倆一直到工作組的普通幹部，多數都浮腫。王治平六十歲的人了，他回來匯報，腿腳都腫得發亮，但他隻談災區人民的需要和救災的措施，我勸他不要下去了，他說：群眾比我們更苦，我救完災再看病吧。
那時抵製“左”的路線的幹部不是沒有。王治平、王維良他們在寶應，經過實際調查，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方案。
他們向分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劉順元同誌匯報，順元同誌一聽是談食堂問題，立刻把秘書請出去，關起門來談了半天。他們提出了先解散三分之一問題嚴重的食堂。劉順元同誌當機立斷地說：不要定框框，該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先由你們試點，試點期間要嚴格保密，對外隻說“調整”，不要叫“解散”。當時敢於這樣提出問題和決定問題，是多麽的不容易啊!安徽一位省委領導為了解散食堂，不久前剛剛被當“反革命”抓了起來。正是江蘇有這樣一大批敢於以身犯難堅持實事求是的幹部，才避免了災區更大的損失，加快了恢複生產的進程。
三年自然災害後，我到華東局去開會。華東局的一位主要領導人向我傳達了毛主席的話，大意是江蘇還有一個“老右傾”劉順元雲雲。我回到江蘇，想來想去順元同誌自來江蘇後，主要分管經濟工作和農村工作。他理論水平高，作風實事求是，敢於承擔責任，我們在一起共事，合作得很好，他對我頗多教益。我是看不出他有什麽“右傾”的，相反的，他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工作實踐相結合，敢於堅持真理，不唯上，不唯書，是我們這一層幹部中難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又是一個實幹家。
我又想到我的在湖南任省委書記的七弟周惠，在廬山會議後受到處理，也是“右傾”的罪名。我的弟弟我當然是了解的，說他年輕，不大懂黨內鬥爭的事，還有點道理；說他“右傾”是毫無道理的，不就是說了幾句老實話嗎，而且還是在得到允許的情況下說的。也是華東局的那位領導要我勸勸周惠認真做個檢討，對那位領導我是尊重的，但什麽時候在黨內說實話說真話變成了“右傾”了呢?國民黨一營兵抄我家時，周惠才七歲，就敢盯住國民黨營長吵著要“公事”看，國民黨也沒把他怎麽樣。凡事都要講個道理嘛!我的母親倒是很能看得開，聽說周惠“犯錯誤”了，她說：“吃得朝廷三分餉，身子賣把帝王家。”
我對黨內這種越來越不講道理的風氣很是憂慮。江渭清同誌和我相約，我們在中山陵五號的草坪上，搬兩把藤椅，避開閑人，從早晨直談到暮色蒼蒼。事關重大，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我們都清楚地知道，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這件事對順元同誌意味著什麽，對我們可能意味著什麽。江渭清同誌最後果斷地說：我們倆的意見是一致的。我要到華東局去，向領導人實事求是地匯報順元同誌對江蘇人民的貢獻，我們不同意這樣搞法。後來華東局同意了我們的看法，我這才為順元同誌鬆了一口氣。
1960年，陳老總路過南京，特地把我召去，問：“人民公社到底好不好?大躍進到底好不好?江蘇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在江蘇我負責救災，這些情況當然我清楚，但廬山會議剛開過不久，議論大躍進、人民公社不是反對“三麵紅旗”嗎?我斟酌著，按省委的統一口徑匯報了。陳老總失望地盯了我一眼，悶悶不樂。回到北京，他感慨道：“在下麵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真話……江蘇的惠浴宇含含糊糊，還是廣東陶鑄說了點老實話……”我聽說後，十分慚愧。陳老總既然這樣提出問題，說明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洞察到問題的嚴重性的。他肯問我，是把我引為知己，為什麽我就不敢實事求是地回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