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一位朋友把一段關於“三線廠“子弟回憶錄的訪談發給，對我說：三線廠子弟都是一群沒有故鄉的人，但是，”發小“卻很多。
這句話非常暖心，但是他不知道的卻是：做為老三線子弟，我是個既沒有“故鄉“也沒有“發小“的人。我母親出身複雜，北大物理係遷往漢中時，先是被遷至漢中，一年後再次因為出身問題被發配酒泉。我父親跟我母親是同學，16歲考上最後一批”留蘇預備生“，後來因為中蘇關係破裂而留在國內大學。據他自己說，自打他看見我母親得第一眼起，他就知道自己完了，一輩子也逃不掉了。但是跟我母親相比，他個子矮，其貌不揚，所以在好多年裏，他隻敢仰望她。然而，我母親因為出身問題突然被揭出，倒了大黴。 他在那時候做了他這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決定。
當時的他，已經大學畢業被委以重任升任軍官，但他為了母親，”自甘墮落，自毀前程“，從軍中被除名，背著處分被送往秦嶺山裏的一家”大三線“。那時候的大學生非常稀有，特別是名校畢業當時學製7年的高尖理工，所以從專業安排上，用我父母的話說，國家倒是沒有屈才。但是從個人生活的考量上，因為我母親的”密級“不夠，組織上安排他們一個在甘肅大漠，一個在陝西秦嶺的”夾皮溝“工作。其中也有“冷靜期”的考量。
他們頂著”風“結的婚，有了我。
產期臨近，我母親怕大漠的風沙養不活我，借探親名義，在懷著我7個月時，做了5天4夜的火車從酒泉跑回北京，但是接著又怕影響”家族裏的親戚“，跑到天津我大姨家準備我的出生。我父親在陝西接到她的電報，追到了天津。用他的想法，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在親戚家將是他最大的恥辱。於是，他趕到天津，從那裏以近乎“潑皮無賴”的方式帶走了我母親（我大姨後來開玩笑說過），帶著我母親回到了保定鄉下的老家待產。我出生後先是寄養在奶媽家，一歲被送到北京的“姑姥姥“家。四歲我媽把我接到西北回到她身邊。
我母親對我父親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這麽說吧，她特別避免跟我父親一起同時出現，原因很複雜。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小時侯大三線的工作服不論男女都是灰黑卡其布的大中山裝，我媽會偷偷的改了腰身，她穿起來有一種特別好看高雅的韻味兒。一群阿姨們碰見我會說：啊，你就是那個XXX的女兒呀？ 那個XXX， 對就是那個像從新聞聯播裏走出來的XXX，你就是她女兒呀，都這麽大了。 哎呀呀，你怎麽長得像你爸呀！
我想所有這些都讓我小時候，特別敏感，顯得特別不合群。
我年輕時去新加坡出差，在“牛車水“閑逛時，一個老先生拉住我，說我”修行忐忑“，我說我不信這個，他說我不收你的錢，你的麵相有點特殊，我就想摸摸你的頭。後來他說，你沒什麽”偏門運“，又有”男人性格“，腦後有”反骨“，不溫順，愛折騰。不能指望有誰會特別幫你，也不能指望有什麽好運氣，你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拚命爭取才能得到，不過也不算太壞，你得到的也不會終究”竹籃打水一場空“，但是你的剛強跟脆弱都太明顯，柔韌不足，容易斷裂。我當時是一笑了之，一晃20多年過去了，我最近突然就想起來了所有細節，他說的閩南普通話仿佛就在昨天。
上周跟我媽通話，她問我：你還記得小學一年級以後你為啥非要轉學去西安你二舅姥爺家去嗎？那時候你多小啊，4歲才剛剛從北京的姑姥姥家把你接到我身邊，7歲就又要把你送走？
我說：我記得，那時候我闖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大禍，非轉學不可。
關於這個我闖的這個大禍牽扯到另外一個“校園霸淩”的話題。
我6歲的時候，我父母要求“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才終於在陝西團聚了。我終於有了一個有爸爸媽媽，有弟弟在一起生活的家。但是，在學校裏，我跟弟弟始終都是”外來戶“
雖說“大三線“就是”全中國知識分子移民集中營“，但是在子弟學校裏也是有”幫派“的。我所在的這個編號單位臨近隴海線，工人很多是上代從河南逃難來的。所以在子弟學校裏80%的孩子是“河南幫”。 這麽說吧，我們子弟學校裏的”最通用語言是“河南話”。第二大派是本地陝西人，他們被稱為“老此”，或者“老瓷”，有貶義的含義。因為河南幫的上代人已經在“孔祥熙”的時代完成了“農民到工人”的轉變，從而對“公私合營時期”從周圍農村招進廠的第一代“農民工”有著一種“優越感”。陝西人，“生冷蹭倔“，他們不惹事，也不怕事。所以，河南幫孩子也不敢招惹他們。但是，這種“優越感”在“來自五湖四海”的知識分子“臭老九”孩子身上又實在是體現不出來，而且這些“五湖四海“的外來戶孩子的口袋裏往往能搜出來”上海大白兔“，”北京桃酥“，”南京梅花糕“。所以， 說標準普通話的，或者說“南方普通話”的就是“河南幫”孩子們的主要“改造對象”。
我成人之後也曾 “反省”知識分子孩子們典型弱點：懦弱，不惹事，不團結，不反抗。但是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整體知識分子不就是被打壓的對象嗎？大人這樣，何況孩子，我們隻能祈求“這次不要耵上我。”
我7歲時的六一兒童節，我大姨從天津寄了一條非常漂亮的紅裙子給我，上麵有一朵大大的蜿蜒著從肩膀一直到腰間的百合花。在這個山溝裏的廠區，這簡直就是一件藝術品。但就是因為這條裙子我就被人盯上了。
這條裙子我僅僅穿了三次就再也不肯穿了---被人吐口水，扔泥巴，扇嘴巴。當時的雙職工家庭，老大脖子上掛著鑰匙，放學要負責去幼兒園接小的，然後回家捅開“蜂窩煤“爐子做飯的。所以，每次的挨打，我弟弟也在旁邊一起”跑不了“。我弟比我聰明，他不像我每次拚命反抗，越反抗會被打的越凶，他教我說，就抱住腦袋，蹲在地上大聲喊，大聲哭。我嫌他那樣太”掉價，沒骨氣“，每次依然反抗，依然挨打。
最過分的一次是被一群孩子包括一個大男孩按在地上，硬是要從我的身上往下扒那條裙子。我拚命反抗，狠狠的咬了那個要扒我裙子的人，把他的胳膊都咬出血來了，他才鬆手。這個人是這群孩子裏某個女孩子的哥哥，比我大好幾歲，他也是這個霸淩小集團的頭兒。當時我雖然年齡小，但是被大男孩按住扒裙子也知道是件及其恥辱的事。所以當時是拚命了。晚上，我媽知道了這件事（我爸常年出差不在家），領著我去那家“講理”，那家的兄妹倆當時都不敢出來“對峙”。那家的男人一開始對我媽非常客氣，說： XXXl老師，實在對不起，孩子們的事…..(我媽當時在工人大學代課教微積分，物理)
可是，突然，那家的女人就衝出來了，照著我媽的臉上就撓，一邊罵的特別難聽，什麽你整天在工大裏浪啦，你家男人不在家啦， 什麽大破鞋帶著小破鞋….. 後麵的我沒法寫。我媽一個知識分子，大家閨秀，連吃飯，喝茶的姿勢都訓練講究的人，哪裏見過這個。我媽是怔愣在當場，連遮擋都忘了，臉上被撓了好幾把。還是鄰居看不過把她給拉出來拉走了。
這事讓我媽哭了一夜，第二天她跑到廠裏要求拍電報把我爸叫回來，同時也要辭去廠裏工大的代課。具體我不知道廠裏是怎麽跟我媽說的，我爸倒是過兩天從基地回來了，不過夜裏聽見他小聲“以組織的名義批評“我媽”小布爾喬亞思想“。過兩天他就又走了，不過我媽是死活辭去了工大的代課，也辭去了”設計所“的職位，她打報告去子弟學校高中教畢業班物理。我知道她的想法：她意識到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受到了霸淩，她”犧牲自己的職業前途“來學校”親自看著“我們。
那一陣子過的特別混亂。我媽找到當時的子校校長，一個複旦大學數學係畢業也是因為出身問題發配到“夾皮溝“當校長的老右派，他特別的幫了我媽這一次，不過我記得，他過來我家跟我媽說”調動基本差不多時“，顯得特別的無奈，他說：
小XXX，你仔細想想，你再仔細想想，北大7年，設計所XXX年，你學的那些東西，積累的那些經驗，在我這個子弟學校教書要有多少浪費，你想清楚了嗎？ 我當時就躲在門背後偷聽。我媽但是說： 老XXX， 我知道你說的，但是，我想我首先是個母親，我三歲父母雙亡，是我姐姐像媽一樣的把我養大，我不知道該怎麽當媽，但是這事要是擱在我姐姐身上，她一定會為我這樣做。
我當時就哭了。我因為從小“寄養“在奶媽，親戚家，一直跟我母親不太親，我一直覺得她把弟弟帶著身邊卻把我送走是不夠愛我。那一天，我知道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我也特別內疚自己怎麽總給她惹禍。
暑假的時候，她怕我們自己在家被欺負送我跟弟弟回北京老宅，再去天津跟表姐弟表妹們混。
那時候我漸漸知道我母親家族裏的一些事：我姥爺家是蒙古人，元那會兒在北京城安了家。我的親外公是其中一支的長子，他“及其聰明，但又特立獨行”，家裏人都說他是個“瘋子”： 老輩人口中我的親外公：
長子長孫非要娶個自己看上的“漢家女子”。察哈爾被撤了特別區之後，讓他回鄉下的莊子“看看”，結果他一去就不回來了，北平大學的課也不上了，還把自己家給“共產”了。後來他下麵四個弟弟，都受他影響投筆從戎，再後來鬧日本，我外公的親老子，也就是我媽的爺爺怕留在城裏給族裏惹禍（兒子都當兵打日本），帶著這一支跑回察哈爾，等回到莊子才發現，原來家裏早就被大兒子“踢騰”的差不多了。
我大姨是在城裏生的，過了十年大家閨秀的日子。我媽是在鄉下莊子裏出生的，兩歲時，她的母親就過世了，具體怎麽過世的，家族裏沒人說，死了也沒讓入祖墳。這件事對我外公的打擊相當大，因為聽家裏老人影影綽綽的提法：是我的親外公惹得禍，說他22歲就做了區長，打打殺殺的手裏好幾十條人命。我親外婆大約是死於別人報複，被哪路仇家報複也不知道，因為我外公仇家太多。而且一個女人，被人擄去，死的非常淒慘。所以，我大姨一直耿耿於懷的是我的姥姥沒讓入祖墳。
我媽三歲時，我外公在一場遭遇戰中是唯一活下來的人， 被人說成是“叛徒”，百口莫辯，最後喝多了酒，點了一把火把自己燒死了以證清白。他到死都不明白要往死裏整他的人是“視他為殺父仇人”的一個“馬仔”。這個人的父親在更早年跟著我外公打仗時，貪汙了一批軍費銀元，打算先用這筆錢去關外販馬，等賺回“贏頭“再把錢還回去。結果碰上土匪，錢拿不回來，被我外公一槍給嘣了。這個”仇“就結下了。
開始土改，我母親家的厄運就開始了。除了老太爺，家裏沒男人了—老大死了（還背著個叛徒漢奸嫌疑），老二，老三早年是跟著馮玉祥走的，當時在哪兒不知道。老四投的吉鴻昌，早戰死了。老太爺被當成“惡霸地主“給活埋了，家裏老太太（老太爺的原配妻子）投了井，主持土改的一個幹部看我大姨生的漂亮，說：你就跟著我吧！
我大姨後來跟我們說，殺家滅門的仇人，我怎麽能為他生兒育女。她連夜背著我媽從張家口逃出來。東躲一天，西躲一天，憑著記憶一路投靠親戚，後來在以前奶娘家兄弟的幫助下逃回了北京城。那一年我媽四歲，我大姨14歲。
我媽後來跟我說“ 因為你親姥姥是“漢家女子“，所以你大姨小時候是裹過幾年小腳的，後來是你姥爺歸家看見了，才給放了的。你想想，當年你大姨一個之前足不出戶的小姐，得是有多大的勇氣，背著我，邁著一雙”解放腳“吃了多少苦，經了多少驚嚇才把我給帶出來的？家裏人都是你親姥爺是”瘋子“，是”禍頭子“，其實呀，他就是一個腦後長著”反骨“的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但是這種人往往都下場淒慘。
我媽說她不知道父母的樣子，家裏連一張照片的找不到。後來跟在外邊打了好多年仗的“她的二叔“又重逢時，我大姨偷偷告訴她：二叔跟爹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倆人長得最像。
我的這位“二姥爺“也是我媽的二叔是很多年很多年後在陝西又”相認“的。他先國軍，後共軍，再後來去了新疆剿匪。從新疆回來，落戶在西安。
我小的時候記性非常好，我二姥爺喜歡背詩詞，我的表舅表姨們不愛這些，所以五一國慶，我媽帶我去西安時，他喜歡領著我上古城牆，在城牆上對著我說一首詩，背一段詞，我能記住，他會覺得很高興。
一年級之後的暑假回來，大家都以為過了兩個月，孩子之間的打打鬧鬧也就過去了。但是，憋了兩個月的火兒沒有“欺負“到我的霸王們特別的不甘心。二年級開學的第一周我每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打，開始，我弟弟就是被拉在一邊看我挨打，但是，有一次，他們太過分了，他們把我弟弟按在地上當馬騎。我弟弟比我小三歲，當時才4歲多，領頭的惡霸孩子已經十一，二歲了，他一屁股重重的坐在我弟弟的背上，把他一下子壓扒在地上，我弟弟半天哭不出來，導氣，喊肚子疼。我氣瘋了，也不知道哪裏來的力氣，把那個惡霸掀出去。路邊有個大水坑，那時的三線廠是沒有”下水道“的，所有的排水都是”明渠“，這些從四麵八方引過來的”小明渠“會在某個地方”匯集“在一起，先形成一個大水坑，然後再排往一個”大明渠“，最後引入河流裏去。
我把那個惡霸連頂帶拖的，把他頂進了那個“大水坑“，水從四麵八方匯集在那裏，我看見他就在水坑的漩渦裏撲騰，腦袋被水壓的出不來，我氣瘋了，撿起一塊磚，砸在那個家夥的腦袋上，眼看著他沉了下去。所有的孩子都嚇壞了，轟的一下就全跑了，邊跑邊喊“殺人了，殺人了！” 我弟弟喊：姐姐，快跑！
我腦子裏一片空白，知道“殺人是要償命“的，我一路狂奔，跑出廠門口，看見一輛空軍車正要出廠不知道要去運什麽。我爬上了軍車，順著軍車來到火車站，我又爬上了一列火車，順著隴海線又轉爬上寶成線的火車。那時候的社會治安非常的好，寶成線，隴海線上經常會有”三線子弟“被父母塞上火車回”老家“的。列車員或者乘客裏的熱心人會給我些吃的，他們以為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三線子弟“，自己不小心弄丟了錢。
我是七天後在綿陽被鐵路派出所找到。我二姥爺托了關係。我爸把我帶回家的時候，我媽已經在床上躺了三天了。父母沒有責怪我，我知道那個孩子之後也被人從坑裏撈出來了。雖然沒死人，但是這個“禍“我還是闖的挺大，那家的父母上門來鬧過兩次，砸了我家的窗玻璃，非要把我送進”少管所“。7歲的孩子，少管所是不收的。還是我二姥爺，從西安趕過來，直接到廠裏保衛科發了一通威：老子打日本的時候，你們還穿開襠褲呢！不許再讓人去家裏打砸搶！這事兒才按了下去。但是，我是徹底的沒法在子弟學校裏繼續上學了。我二姥爺帶走了我，用他的關係幫我在西安找到一個小學。我在西安上了兩年學。
我在西安的小學離鍾樓不遠，那裏是一大片回民聚集區，我的同學裏80%是回民，我始終融不進去，我後來回想原因，有生活習慣的問題，但最主要的是大多數回民以小生意為生，我對他們身上時不時表現出來的“市井氣“無所適從，他們對我身上表現出來的”書卷氣“又嗤之以鼻。
那兩年的生活是孤單而寧靜的，我唯一的一個朋友跟她的特別寡言的爺爺住在一個很寬敞的大院子裏。就隻有她一個小姑娘跟她的爺爺，我從未見過或者聽她說起過自己的父母。她也沒有奶奶，有一次，她偷偷的拿了張照片給我看，非常老的一張黑白照，一個戎裝男人依稀是她爺爺年輕時的樣子，跟一位穿白色婚紗，手拿鮮花的女子的結婚照。當時的那個年代，這種結婚照我是頭一次見到，宛如是天上的天使下凡一般，帶著如此的美麗跟聖潔。我後來想，這也一定是個有故事的家庭。
那時我特別喜歡去一家“葫蘆頭“的館子打牙祭，一開始，倒不是特別喜歡”大腸“那濃鬱的風味，主要是這家”葫蘆頭“店就開在回民街旁邊，幾十年就杵在那兒，特別”紮眼“，特別”桀驁不馴“我喜歡這家館子的那股子”囂張氣“。後來我每次跟同事出去吃飯點菜，要求”溜肥腸“的時候，旁邊一群”鶯鶯燕燕“往往會發出一聲”驚呼“，每當那時候，我都會微笑想起那家”囂張“的”葫蘆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