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加入“高科技先鋒”後，我就在公司“消費者”集團（group）下的“智能平台”產品分部（division）工作。盡管這裏不是公司總部，但這裏是智能平台的出身地，是全公司乃至全行業名副其實的“智能平台世界中心”。
智能平台用到複雜的C-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高科技先鋒”是世界唯一的供應商。由於產品的暢銷，業務一直很好。好的時候，是顧客先付款，我們再生產。我對那時印象是公司有花不完的錢。比如，隻要有外地兄弟部門的人來訪或有客戶的工程師來訪，羅斯或阿曆克斯總是找理由讓整個部門的人出去陪吃陪喝。我們去公司總部也一樣，那兒的整個組或部門有時傾巢出動，陪我們這的一兩個人。在有一次為世界各地的“戰地工程師”組織的培訓期間，羅斯還租了一個海邊的古堡，作結業典禮。
但好景不長，“高科技先鋒”在這個領域遇到了幾個麻煩。第一是市場反壟斷條例，我們必須把一些產品讓出去，這樣客戶可以有不同的選擇。第二是C-技術帶來監管方麵的麻煩，C-技術軍民兩用的特征讓美國政府對此管理得很嚴。在技術轉讓出去以後，我們在與其他歐洲公司競爭時，吃了不少美國政府行政的虧，我們的供貨周期要長一些、手續也要複雜一些。第三是技術變得逐漸成熟，競爭者多了起來，這讓產品的利潤下滑。在第一個智能平台從我們這問世21年後，這個分部竟然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虧損。當然，第二年又很快扯平。但有一點很清楚，暴利的日子結束了。
此時互聯網開始興起，那時網絡產品的毛利有的達到百分之一千以上。公司的高層打算投資網絡產品，這就遇到了資源容量的問題，人力、物力、資金、生產等捉襟見肘。他們就開始打“消費者”集團的主意，因為消費產品消耗大量的生產資源，而利潤相對較低。他們的決定是把整個“消費者”集團分拆後能賣的賣掉、不能賣的關掉。這樣既能籌集資金，又能減少開支。這一決定在以後的數年裏一直有爭議，因為盡管消費品利潤相對低，但需求量大，總是有東西可賣。有那麽一個薄利多銷的集團，能夠給公司帶來可觀的現金流量。但那時誰會想到網絡泡沫會破掉啊？不管怎樣，智能平台分部是無法存在了，業務賣給了另一家聲望較好的全球性中型公司，生產也就關閉了。
羅斯可能是先知先覺，在這一切還沒發生時，他搖身一變，去另一個集團做汽車電子控製產品了。在臨走前，他給大家寫了一個深情的告別郵件，大概是人走了，但心係智能平台，C-技術流淌在他的血液裏。是啊，如果要為智能平台立傳，羅斯就是世界上第一個智能平台產品的接生婆 – 他曾是第一個產品工程師。
我那時還在工作簽證上，另外，博士學位也沒完成，突然，我就麵臨著有可能重回學校的現實。正當我對周圍發生的事有點困惑和點不知所措時，總公司另一個“政府與工業”行業部（sector）來了一個叫保爾的業務運營（operations）經理，他來這兒為這個行業部籌建一個軟件開發中心。那時，印度、東歐的軟件還在不那麽大，歐美由於互聯網爆炸式增長，軟件工程師奇缺。有笑話說，會寫個字母 C 的，就能找到一個 C 語言編程的工作。保爾的理念很簡單，所有的硬件平台都是“日用品”，來得快、去得快，隻有靠知識的軟件，才能長久立足。
我一直是智能平台的算法設計師，保爾自然來問我，是跟大夥一塊去新公司呢還是留在高科技先鋒幫他的軟件中心設計算法。對我來說這真是柳暗花明，我一口答應了下來。我的小老板阿曆克斯知道後，曾約我一起喝下午茶、做我的工作，想勸我和他一起去新公司。他說那兒可能會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我很感謝他在這個動蕩的時候還能想到我，但我告訴他我的決定主要是根據我當時的身份做的。換一家公司，一切又要重來，留在高科技先鋒，再呆個一年，我就可以永久居留了。
可能是由於我的謹慎而決定留在高科技先鋒，這後來證明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去新公司的那些我熟悉的人，有兩個很快跳槽去了微軟，一個去了倫敦的一個銀行的技術部去掙讓人咂舌的工資。阿曆克斯和他的老部下，即我以前的同事們，與原來市場部的兩個人，巴瑞和羅素，成立了一個start-up。後來沒多久，阿曆克斯自己又被挖到另一個公司。後來回想起來，我要是當初拒絕保爾的offer，還不知會怎樣呢。
這次動蕩一晃十多年過去了，他對我後來職業生涯的發展，影響還是很大的。最主要的影響，或者說最大的失去，是這個“世界中心”。這一點，是以後慢慢察覺出來的。
在“世界中心”的前兩年，我的技術級別升了兩級，從SE變成SSE。另外，由於人手多，我基本上就是在純技術這一塊。其他的工程師們也很願意和我合作。一般是我們從市場部拿回技術難題，我一般做分析、提出解決方案、實現一個原型。那時的兩個好夥伴，斯蒂芬∙麥卡李斯特和斯蒂芬∙麥克斯巴頓（我們叫他斯巴德）把原型做到產品裏。當樣品拿回來後，我們再一起測試，解決遺留問題。斯巴德有時戲稱，“你是腦子，我們是肌肉。”
這種工作方式實際上互惠大家。一是團隊的形象很好，很有所謂的“可見度（visibility）”。問題解決了，東西賣出去了，上上下下都知道。阿曆克斯和羅斯很風光。二是在接受技術挑戰的同時，自己也跟著提高。在那期間，我們申請了5項專利。有三項留在了“高科技先鋒”，5年後批了下來。其他兩項不幸在業務轉賣時，我沒有盯緊，流失了。兩個公司都沒記錄。現在想起來，應該是我的失誤，因為我是最後留在高科技先鋒的。斯蒂芬就是那位去了倫敦的，專利證書的副本，隻好寄給他了，順便 Email 聯係一下。斯巴德去了那個start-up，比較簡單，他在靠近鎮中心的一個工業區，我給他送去就是了。兩人見麵，不免寒暄溫暖，有時去附近的酒吧小酌一杯。
在以後的“地區中心”，升遷的機會就少多了。職務的功能由以前的產品開發變為產品支持。每幹一段就換一個可能會很不同的產品，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公司是什麽好賣賣什麽，賣的好的產品要的人就多，人力就往那邊移，地區中心基本上沒有什麽發言權。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呆在“高科技先鋒”，讓我的生活穩定了很長一段時間。這在漫長的人生中是極其寶貴的。女兒有機會在附近的一所有四百多年曆史的私立中學讀書，後來去了愛丁堡大學。
“地區中心”對升遷是壞事，但我也有機會接觸到了各種技術，與不同的客戶打交道，我也逐漸地從單一技術轉為係統設計與定義。我後來在並行處理、網絡和無線通信的工作中，又與別人合作，申請了多項專利，另外，還在公司重視的會議和專業雜誌上發表了不少論文。臨走的時候，13項專利，20多篇論文和應用文摘 。
現在回想起來，盡管我們不喜歡變動，但變動總是發生並且無法左右。我們認為不合理的事經常會不隨我們的意誌而降臨。在情況不明朗時，求穩去抓那些可預見結果的機會可能是明智的。在改變了的環境下，自己的目標也要作一些適當的調整。這樣再遇到其它變化時，才不會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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