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授不值得過分尊重
西方Tenure Track教育製度自從文藝複興以來，給科學和技術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動力，但現在已經成了科學和技術發展的阻力，因為，走上這Track的人的動力大多（是大多而不是全部）是為了鐵飯碗，某種程度上由於評職稱造成垃圾學術文章堆砌（指西方；中國的則全部是垃圾和造假！），這種文章既浪費真正科研人員的時間，也浪費精力去甄別，造成人為的巨大成本。Yale和Harvard早就在推動Tenure Track製度和科研製度的改革。
由於科學探索領域的深入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現代科研與以前相比，有以下幾個特征：
1，依靠新的工具
包括設備和新的科研手段。所以，設備和科研手段的創新也可以獲諾貝爾獎，比如錢永健的紅綠蛋白標誌技術，高錕的提出光纖傳輸通訊等等。而以前，隻有突破性的、被證實的理論貢獻才可以。
2，分工更明細
這一方麵是由於研究領域更細化，另一方麵是因為相對於已存在的海量知識，個人的能力顯得時間和能力都相對不足，還有一方麵是跨學科合作（這表明，隨著更微觀的理性深入和更宏觀的整體研究，100年前群星燦爛時代的學科劃分已經不適合現代科研了，比如物理、化學和某些生物類別的研究很難分清該屬於哪個領域了，於是，有了生物化學，物理化學，等等），表現之一是，頻頻有多人分享諾貝爾獎，而且由於個人學習受教育階段的延長和必須掌握更多知識才能出成果，年輕就出成果的天才少見了，出成果的更多的是年齡偏大。
3，組織化、程序化
基本上除了數學、理論天體物理等少數領域可以拿張紙就幹，其它都要固定的、程序化的成本，比如醫學實驗、化學實驗，化學藥品所需的高精度，等等。這一方麵造成結果相對更可預期、而重疊浪費已有資源，另一方麵造成潛在可能性使得更好的觀點由於沒有實際資源支持進行可行性研究而浪費。
4，必須合作
事實上，一些先進的技術都是商業界的研發部門組成自持續的團隊在搞，比如INTC/AMD的芯片技術，PFE/JNJ研製新藥，等等。另一方麵，高成本的前端理論研究隻有國家投資才能進行，比如NASA和歐洲的大型粒子加速器，等等。這當然意味著官僚作風在科研體製造成Counter-Productivity.
5，真正的人才被埋沒
這是Tenure Track製度和大機構壟斷科研資源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尤其是出成果有名的人年齡都偏大，由於年齡原因創造力減弱，變得更壓製新一代的創造力。Perelman是個典型的例子，陳景潤是，張益唐也是。他們能被認為是被埋沒，是因為他們的確僅僅完全靠自己就做出了世界頂尖級的成果。他們能做出這種成果是因為科研成本為零，故而體製雖不支持卻也不能阻礙他們出成果；而其它需要高成本的設備和人員互動的專業和領域，則肯定就被埋沒了。肯定被埋沒了，就不稱為埋沒了，因為無人去注意，這是惡性循環。
現今中國所有的教授、科研人員和工程師連當二傳手都不合格。中國的教授、科研人員和工程師的總數比以色列的總人口都多，卻還要從以色列進口預警機和現代農業技術，進口了也學不會、玩不轉。說中國的院士都是些水貨都抬舉他們了，因為水貨至少不誤導不害人，他們應該是下水道的汙貨！
現今西方99%教授也不過在做Research Business，純粹是些學術包裝的商人，弄點Grant，弄幾個學生打打雜，寫幾篇Paper交差，一輩子都在發垃圾文章，既浪費自己的生命，又浪費別人的時間。這導致Tenure Track製度成本太高昂，效率低下，是時候清除Tenure Track製度並且分割教學和科研了。科學探索要回到修道院模式，科研就是科研，少沾大眾化的教育。大眾化的教育就是大眾化的教育，少沾需要忘我嚴肅科學精神的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