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與癌
首席記者｜楊 江
今年2月至3月，《新民周刊》記者沿著錢塘江一路驅車踏訪 蕭山南陽經濟技術開發區、蕭山臨江工業園區、紹興濱海工業園，及其周邊村莊居民。記者親眼目睹了這條中國經濟最為發達地區所依傍的江河猶如一條被汙染企業 吞噬的巨龍，渾身潰瘍、苟延殘喘，而那些原本美麗的魚米之鄉更在這些園區的“踐踏”下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癌症村”，“生態難民”已成當地最棘手的社會問 題。
浙江紹興，一座曆史上因水聞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時期，然而當地人曾引以為豪的“醬缸”、“酒缸”、“染缸”，如今卻變成了讓當地人不堪重負的“毒缸”。
全 國關於“癌症村”的傳聞近年來不絕於耳，更有媒體製作出了中國“癌症村”地圖，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認領”的同時，環保部日前印發的《化學品環境風險 防控“十二五規劃”》終於承認，近年來，我國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已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 發環境事件，多個地方出現飲用水危機，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症村”等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共有164個紡織工業集群，擁有超過5萬家紡織工廠，主要集中於東部、東南部沿海地區。紹興市紹興縣便是其中之一，這裏的紡織企業9000餘家，印染產能約占全國30%，因而也被譽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這個GDP功勞簿上的大功臣卻變成了水鄉惡變的罪魁禍首，在規劃麵積100平方公裏的紹興濱海工業區及周邊已經有多個“癌症村”出現。
不是紹興一座城在呻吟，同樣淪為生態難民的還有毗鄰的杭州市蕭山臨江工業園區及周邊的村民，在那裏同樣集聚紡織及其相關的化工企業。
這兩個工業園區位於因潮水聞名的錢塘江畔。化工汙水經過巨大的排汙管進入錢塘江，而後順流入海通過杭州灣匯入東海。
江河曾經孕育了人類璀璨的文明，如今則見證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罪孽，這條中國經濟最為發達地區的江河猶如一條被汙染企業吞噬的巨龍，渾身潰瘍、苟延殘喘。
誰說沒有原罪？誰還敢說沒有原罪！浙東地區的人民正在為過去30多年發展中的汙染埋單。
這裏的發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區複製，隨著產業的轉型與轉移，一部分汙染企業正在或者已經被當作香餑餑引入中部、西部等欠發達地區。
如果執迷不悟，悲劇終將一並被複製。
禍起開發區
從山清水秀令人羨煞的小鄉村淪為姑娘們談嫁色變的“癌症村”，杭州市蕭山區塢裏村用了不到20年。
現 齡45歲的塢裏村村民韋東英見證了這個過程。20多年前，廣西柳州姑娘韋東英向往塢裏村的清秀與富足，經小姐妹介紹嫁給了年長她13歲的塢裏村村民邵關 通。邵關通是一個靠在錢塘江捕魚為生的漁夫，彼時的錢塘江水清澈見底，韋東英向《新民周刊》回憶說，那時邵關通出船時都不用帶飲用水，渴了直接從江裏舀起 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這對夫婦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裏的海鰻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獲幾十尾。海鰻苗被譽為水中的軟黃金，暢銷日韓等國，年輕時的老邵因此被韋東英視作“小老板”，“海鰻苗出口時論尾賣，捕撈時因為多，論斤賣。”邵關通追憶。
這樣的場景早已不見。3月6日這天，邵關通與其他漁夫駕船在錢塘江捕撈了兩個多小時，6條船總共收獲了不過20多尾鰻魚苗，雖說每尾可以賣到30元，但總收入仍相當微薄。而且，江上作業與危險相伴，一名船夫捕魚時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殞命，老邵隻得與漁夫們一起撈屍體。
韋東英談起20年間的變化怨聲載道，直呼：“這個社會是怎麽了？地球要被禍害完蛋了。”
塢 裏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隨著城市化的擴建，逐漸與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據官方的資料，位於塢裏村的南陽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於1992年10 月，1994年被批準為省級開發區。可以說，塢裏村的夢魘就此開始，工業園區陸續入駐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業，涵蓋印染、製藥等化工領域。不過，最初，村 民們並未察覺不妥，盡管耕地因為工業園區的建設“說征用就征用了”，韋東英們還是指望著園區的建設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一點實惠。
“那時候化 工廠是直接排汙的，五顏六色的汙水直接排入內河、錢塘江。”韋東英說，村民們最初以為這些廠離他們的住宅區還有一點距離，不會有什麽危害，直至後來發現汙 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開，地裏滲出的水都是五顏六色的，村民們擔心這樣種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廠的回答卻是“沒事”。
除了汙水，化工廠還肆無忌憚排放廢氣，這些廢氣有時候像臭魚味、有時像樟腦丸的味道，更多的時候因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說不出來是什麽氣味。“熏得我們胸悶，夏天關著門窗都擋不住。”韋東英還抱怨，因為廢氣中夾雜酸霧，家中的金屬器皿迅速被腐蝕。
1996年，南陽工業園建成4年後，塢裏村的村民們便因為不堪忍受環境汙染的折磨開始集體上訪了。“化工廠越建越多，規劃中與村民居住區相隔的綠化帶沒有建，廠直接開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間隔都沒有了。”韋東英指著屋子西側的一家化工廠說。
當地政府曾組織塢裏村民進行血檢並對塢裏村的地下水進行檢測，韋東英也曾被要求參加抽了血，然而這兩份報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將井水送至外地檢測，但檢測報告，當地環保部門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則天下就要大亂了”。
一邊是檢測報告秘而不宣，一邊是村民們要求化工廠搬遷，當地政府與村民們談判後答應給塢裏村引入自來水，而此前塢裏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 下水被汙染，不能吃！”成了村民們的共識，近20年來，塢裏村民一直持續不斷地反映問題，要求或者將化工廠搬遷，或者將村民搬遷。因為遲遲不見“說法”， 不少村民陸續放棄了上訪，韋東英夫婦卻堅持了下來，2004年左右，他們開始帶頭奔走相告，成為民間環保鬥士，並在2005年被評為“浙江平民英雄”。
與 汙染企業作鬥爭，對這對夫妻而言是艱難而又孤助無緣的，在發現汙染企業偷排後，他們致電蕭山區環保局，但環保局的人姍姍來遲，等他們趕到現場，企業已經得 到消息停止排汙了。為了抓到證據，韋東英用廢棄的飲料瓶裝上偷排的汙水，但環保工作人員說這不能成為證據，無奈之下，韋東英又拍照取證，但環保局認為照片 不能說明問題。
“當時我們舉報，環保局還曾埋怨，說企業排汙都交了錢的，你舉報幹什麽呢？！”韋東英不解。
持續的抗爭終究還是有了一些成效，不過所謂的成效在韋東英看來卻是一個莫大的嘲諷，因為汙染不是減輕了，而是變得更隱蔽了。
當地政府曾許諾三年內搬遷化工廠、解決村民的生存問題，“他們說讓這些廠再生產三年，我就問了，汙染好比殺人，假如殺人犯跟公安局說等三年，讓他再殺三年人抓他歸案，公安局能同意嗎？這是同一個道理！”邵關通有些憤懣。
如今三個三年快過去了，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離居民區遠的化工廠搬了幾家，但近的卻沒有搬，這是什麽道理？而且化工廠還在批建。”韋東英曾舉報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環保局對她的回複按照韋東英的口述是：“這個名字是難聽，我們建議改名杭州彩瑞。”
“汙染的問題，難道改一個廠名就可以解決了？”韋東英不能接受，對環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這對夫妻每天堅持巡查村旁的內河與錢塘江，在江畔有一個南陽汙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說法，園區所有的工業汙水都將通過管網進入汙水收集中心而後進行汙水集中處理。
不過，韋東英夫婦發現汙水收集中心的機器幾乎不運轉，“你看，都生鏽了”，她領著記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汙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點，韋東英發現沿塘河上的赭山灣閘又開始放閘泄水了，黑烏烏的內河水直奔錢塘江。
“隔幾天就放一次，潮水來了就把汙水排進錢塘江，再從另一頭把江水引入內河衝兌。”
記者看到，即便衝兌後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烏黑。
死亡名單
韋東英對蕭山區錢塘江各段的排汙口了如指掌，她懷疑工廠仍有暗管偷排，因為在廠區工作的 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規勸她：“大姐，你們別告了，越告越糟糕，他們現在都在廠裏打暗井，汙水通過暗井排走。”遺憾的是，韋東英找不到證據，因為工廠她是絕 對進不去的，她告訴《新民周刊》，化工廠排氣排水多在後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著，“他們拿著對講機，看到我來了，就用對講機通風報信：韋東英來了，你們 快關閥。”
這對民間環保夫婦對《新民周刊》反映的問題得到了諸多村民的印證。不過塢裏村麵臨的最大問題其實已經不是汙染了，這個問題已經現 實存在了近20年。韋東英悲哀地控訴：“老百姓有幾個20年可以等？”從化工廠出現，塢裏村的癌症病例就開始逐日增加，時至今日這個小鄉村已經成為遠近聞 名的“癌症村”。
韋東英家中保存著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間記錄的村裏癌症患者與死亡名單，從1992年至2005年，塢裏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紀多在四五十歲，最年輕者20多歲，記者翻看這份沉重的死亡名單，發現村民們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後的癌症病例韋東英沒有做統計，因為她和村民們逐漸灰心了，“村民們後來不再配合調查，問我，調查了又有什麽用，我沒法回答人家。”但是韋東英告訴記者，最近幾年，每年都有七八個人因為癌症去世，“這裏難道不是癌症村？”
韋東英後來還曾做過一份《環境汙染基本調查表》，記者摘錄了幾則——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馮誌光在表格中寫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宮肌瘤，曾看見企業直接排汙，“現在蓋住放，夜裏九點以後氣味濃，門窗打不開。”“井水不能用，以前水產品質量好，現在買回來有氣味，不好吃。”
他抱怨說“(汙染的問題)和街道說過，沒有用。”“給我一點錢看病。”在期望一欄，他寫下了“想環境(好起來)，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馮誌光填寫了這份表格，不到半年後，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塢裏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調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覺感覺身體不適，附近人得癌多。”此後不久，在檢查中，王江平被發現患有肺癌，痛苦掙紮4年後淒慘離世，卒年54歲。
在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們對家鄉的環境問題以及環保部門、街道、村委的瀆職抱怨連連。
51歲的村民曹建妙質問：“為什麽塢裏癌症患者多，叫領導答複到底為什麽！”而41歲的村民馮東海則直言不諱，不願意讀一些關於水汙染的問題和法律維權的專業書籍，因為“老百姓靠政府為民辦實事才有用，讀書沒有用”。
韋東英談起這些案例唏噓不已，忍不住抹淚，“老百姓心疼環境有什麽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誰能放在心上？”
塢裏村最讓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戶丁姓人家，50多歲的父親與30多歲的兒子前兩年陸續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婦獨守空房。
村民們多懷念當初的青山綠水，那時候河裏魚蝦成群，然而現在捕獲的魚吃起來有一股怪味，韋東英說丈夫不久前捕獲一條野生鯽魚，賣給人家，結果買家上門抱怨燒魚的過程中滿屋子都是怪香味，有點像樟腦丸的味道，沒敢吃，扔了。
除 了癌症高發，塢裏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較普遍，33歲的村民陳奇原本是一個外科大夫，如今卻因為嚴重的免疫係統疾病在家養病。陳奇脫去衣服，渾身的紅疙瘩讓人 不寒而栗，他說這是免疫體統破壞後的病症，嚴重時呼吸困難，走路都艱難，因為瘙癢難忍，常抓得皮開肉綻。他去蕭山當地醫院治療，醫生直接問他住在哪裏，當 聽說是塢裏村後，醫生斷言與汙染有關，他又去上海華山醫院治療，醫生告訴他隻有遠離汙染才能痊愈。8年來，陳奇因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丟了，他懷疑病是 家邊上的馮氏彩鋼板廠導致的，這家工廠距離陳家不過十多米，生產工序中需要在鐵板上噴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學醫出身的陳奇深知苯類對血液係統的危害。
但他卻沒有辦法去索賠，因為家附近的各類化工企業多達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質，他也無法說清。“汙染是眾人皆知的，但與癌症與疾病具體有什麽關聯，我們沒有證據，政府也沒給我們一個說法。”
陳奇想過搬離塢裏村，他曾去海南休息過一段時間，身體明顯好轉，但回來後又複發。“沒有那個實力搬離。”
“我們這裏就是癌症村，我家邊上死掉的就十幾個。”他看著身邊年輕人一個個離開，很為自己的前景憂慮。
韋東英的一戶鄰居在蕭山環保局工作，根據韋東英的說法，這家人幾乎從不讓孩子住村裏，周末偶爾回來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塢裏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汙染，村民們因此不敢吃本地種的菜，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廠來了，我們的地被征用，沒有得到一點好處，反倒賠了性命。”多個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實
對於“癌症村”的說法，離塢裏村稍遠一些的紅山村被公認為癌症村中的“頭魁”，盡管官方至今同樣不承認“癌症村”的說法。
紅 山村的癌症病發率比塢裏村還高，原因在村民們看來很有警示意義——因為該村距離化工區比較遠，上世紀90年代，塢裏村民為汙染問題抗爭時，紅山村的村民們 覺得環境汙染並不會影響到自己，因此照舊吃井水，用內河的水澆灌稻穀、蔬菜，收獲的莊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後，紅山村才通上自來水，但為時已晚， “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進入癌症高發期了。”邵關通苦笑，“幸虧我們塢裏村鬧得早，否則癌症還要比現在嚴重。”
《新民周刊》進一步的調查發現，在蕭山臨江工業園區及周邊的黨灣鎮等地同樣存在多個類似塢裏村、紅山村這樣的“癌症村”。根據環保部門的要求，園區的工業汙水集中至蕭山臨江汙水處理廠，這個汙水處理廠還一並處理周邊11個鄉鎮的生活汙水。
通過巨大的汙水管道，汙水處理廠處理後的汙水排入錢塘江，但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對該排汙口的水樣抽檢發現其含有多類有毒有害物質，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殘留物質。
因為怕本地人鬧事，工廠並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廠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塢裏村及周邊村落，村民們時常看到這些外地工人渾身紅色、綠色，染料是什麽顏色，人就是什麽顏色，連眼瞼都是五顏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訴《新民周刊》，這些顏色幾個月都洗不掉，咳出來的痰都是帶色的，洗澡後，換上白襯衫，一出汗，領子都是紅色。
村民們最可怕的傳聞便是印染廠的汙染會導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廠怕承擔風險，也不願招收年輕女工。
邵關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這個排汙口，他並不懂得專業的化學知識，但直觀的感受足以讓他對環境憂心忡忡，他眼前的汙水有時候是紅的，有時候是綠的，異味濃烈，“難道這就是無害化處理後的汙水？”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環境汙染對整個地區的危害，南陽鎮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應征青年，最終隻有17名體檢過關。塢裏村去了17名應征青年，結果隻有邵關通的兒子一人合格。
21歲的兒子如今遠在他鄉，邵關通、韋東英夫婦決定堅持抗爭下去，雖然生命受到威脅，家中玻璃也被人接連砸破兩次。
韋東英說她想不通，這種斷子絕孫的事情為何得不到製止，“難道除了汙染環境，就找不到賺錢的方式？難道中國的發展非要延續外國的老路？”
因為汙染的問題，塢裏村的村民們與村幹部產生隔閡，並指控村幹部們被化工廠一點點蠅頭小利就收買了。
邵關通期望將村民們整體搬遷，因為化工廠已經事實存在了，搬到哪裏就會汙染哪裏，“地球哪裏有那麽多地方好讓他們汙染？”
另一個“癌症村”
離 開蕭山，驅車往東不過半小時路程便進入紹興市，杭甬高速公路紹興出口下來就是三江村，這是紹興地區坊間“知名度”頗高的“癌症村”，當然，地方政府不認可 這個說法。三江村幾乎是塢裏村的翻版，同樣因為印染等化工企業的包圍，水、土壤、空氣被汙染，年輕人們“逃離”，外地工人與本地老人留守。
66歲的鄉村醫生林張木退休後堅持在村裏的小診所義診，因為接觸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議患者家屬送去大醫院做腫瘤檢查。
這個5000多人的村子據他所知至少已經有80多人患癌去世，“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們都說這裏是癌症村。”
在這位鄉村醫生看來，癌症高發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禍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廠。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著搬遷，但因為拆遷成本高，這項工程進展異常緩慢。
在三江村往北數公裏便進入紹興濱海工業園區，這個園區是浙江省最大的工業園區之一，已經初步形成了紡織製造、石油化工、聚酯纖維、生物醫藥、包裝材料和農產品深加工的產業集群，其中印染年總產能達到50億米，占全國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盡是印染及相關的企業。聯發化工廠等企業沿著一條內河排列，河道外側就是海灣。記者麵前的這條內河臭氣熏天，而聯發化工廠與內河相隔的圍牆外正有兩個工人安裝攝像探頭。
見到記者拍照，工人很警惕，當地環保人士——90後青年徐磬石認為在圍牆外安裝探頭針對性很明顯。
車子順著防洪堤一路開，每過一個化工廠便是一種氣味，附近新三江閘附近的兩個漁民告訴記者，風一大，各家工廠的氣味混合在一起，能將人熏暈。
6 月7日這天，66歲的漁民高明亮從淩晨2點開始在新三江閘外的海灣捕魚，直至下午2點記者到訪，才捕獲十幾斤魚，而早年，一個小時就可以捕獲一百多斤。高 明亮告訴記者，新三江閘隔幾天就打開一次，聯發化工旁邊的內河的臭水排入海灣，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黑龍轟隆隆紮進海灣。
“魚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魚有種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這魚他們不敢吃，隻能賣給不知情的人，“一個人隻能賣一次，上了一回當，下次就不會再買。”
順著濱海大道繼續往工業園區深處，印染企業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渾厚的化工味包圍，但村民們已經習以為常，聞不出來了。新二村周邊的內河已經悉數被工業汙水汙染，成為村民們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會發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為濱海工業園區一家印染廠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條三四百米長的河流瞬間被染成紅色的“血河”，兩天後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來的工人，村民郭大爺透露，新二村同樣被視為“癌症村”，地表水被汙染，地下水同樣不能飲用，村民們守著水卻愁水吃。
郭大爺與其他村民一樣將房子出租給來自雲南、貴州、四川等地來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魚腥草的女工告訴記者，她今年快50歲，在附近一家印染廠做工，剛到這裏，早她到來的老鄉就告誡她不能飲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們如今都從工廠裏提自來水回來洗菜、燒飯，在這片水鄉，水成了貴重的物品，郭大爺家有一口水井，雖然隻能用來洗衣服，但也供不應求，郭大爺在井旁寫了一個告示：“不住我家，不準用水。”
濱海工業園區各家企業的汙水同樣通過管網匯入當地的汙水處理廠——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處理能力，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以處理印染廢水為主的綜合性汙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達到110萬噸，雨水、汙水管線據資料顯示高達290公裏。
在這家汙水處理公司不遠處是一家名為紹興環興的汙泥處理公司，巨大的煙囪正在冒煙。
徐磬石2010年組建了紹興當地的一支民間環保組織，他告訴《新民周刊》，因為汙染問題，當地曾多次發生村民與企業的衝突。
在小徐看來，水與空氣的汙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個隱患卻容易被忽視——土壤。按照汙水處理要求，每個企業的汙水必須先在廠內進行初期處理，而後再進入管網，沉澱物中積攢了巨量汙染物。
環興汙泥處理公司這樣的企業便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紹興地區也確實存在企業偷倒汙泥的情況。
“這種汙泥對土壤的破壞性極大，所倒之處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