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the state）不等於國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組成的...

以經濟發展來追求政績合法性是很多共產黨國家進入政權晚期後的普遍模式。在政權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鎮壓“反革命”等暴力運動建立其統治地位，經過和平建設進入政權晚期，都會陷入意識形態失靈的困境，因而隻能依賴其政績來贏得合法性。所謂蘇聯模式就是如此，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往往以為告別暴力革命和紅色恐怖是共產黨政權的進步，其實這是權力階層對意識形態的徹底否定，一個資產階級化的特權集團必然開始向資本主義轉向，但同時他們又不願接受民主和法律的製裁，兩難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綜合症。

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其發展模式可選擇的空間極其有限。隻要一黨獨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場和競爭，也不存在什麽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難以擺脫權力的幹涉和操縱——直接的或間接的。這不僅是因為特權階層怕失去對國家的控製，更大的原因在於龐大的官吏寄生群體，他們加入共產黨就是為了特權和不勞而獲。任何有益於發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觸動這個權力金字塔的基礎，導致長城自毀。因此，蘇聯模式即使可以輝煌一時，也隻是曇花一現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沒有未來的，或者說，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從某種意義上，隨著世界一體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沒有民主的政績合法性隻是一種苟延殘喘。勃氏時代的蘇聯將這種政績合法性發揮到驚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麵大規模實施公共工程、強化軍工實力，用城市的鮮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劍”來展現國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麵也極力改善居民生活水準，用更多的社會福利來換取民眾對特權的認可，這隻是基於一種傳統的“社會契約”關係，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換取民眾的政治服從。

與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在城市、地鐵和軍事力量等方麵毫不遜色。但對蘇聯說，作為一根救命稻草，政績幾乎成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實上，蘇聯也非常擅長製造政績，因為一切資源都在政府手裏，可以為所欲為，不會受到任何阻擋和彈劾，更不用說抗議。它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項目；當然民眾不得不為政府的“麵子工程”讓步和犧牲。奧運獎牌無疑是最典型的政績。一場關起門來自娛自樂的奧運會，蘇聯搞得比任何一屆其它奧運會都要豪華闊氣。一切為了發展，而發展就是政績。

事實上，這種“發展”和“政績”隻是政府的目的，而不應當是國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於國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組成的，國家是由公民組成的；公民是國家的根本。國家的發展隻有一個目的，就是服務於大多數公民。如果大多數公民不能從發展中受益，而隻是少數權貴官僚為所欲為，那麽這種發展模式無疑走向了罪惡。如果發展和政績以民眾的福祉為代價，那麽發展和政績也就喪失了正當性，並因此延伸到權力的合法性拷問——這是誰的國家？

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並不是讓國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種帝國模式的偽現代化。人民成為被政府綁架的人質，成為國家強大的犧牲品。瓦西裏耶夫說：“俄國的悲劇就在於，它在皮鞭的驅使下在偽現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在偽現代化的方麵取得的公認的數字成果後，在‘人’的現代化方麵勉強達到非洲的水平”。

美國與蘇聯作為兩個現代化超級大國，卻有著兩種截然相反的現代化模式，一種是“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另一種是“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在後一種現代化中，國家可以有高速增長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樓，可以有超過美國的核彈頭總當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鋼產量，可以將幾名軍人送入太空遨遊，但民眾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即便是在蘇聯最輝煌的上世紀70年代末，蘇聯人的工資水平和居民消費水平都不足美國的1/3。

在專製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學的戰爭往往被視為最卓越的政績，因此極權主義與軍國主義常常就是一回事兒。對勃列日涅夫來說，冷戰是他最大的政績；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說，侵略阿富汗也是為了政績。從希特勒到斯大林，為了政績，權力常常變得無比瘋狂。1969年，在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等人的強烈主張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為取得美國支持，蘇聯將消息告知美國。尼克鬆目瞪口呆，“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於毀滅世界。”幾天後，《華盛頓明星報》發文稱“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這則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嘩然，“美國出賣了我們”，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終放棄了這個瘋狂的計劃。但蘇聯駐紮在中蘇邊境的百萬虎狼之師始終對中國虎視眈眈。

相比勞民傷財窮兵黷武的政績來，蘇聯在以社會福利來換取民心的發展模式上也是盡了很多努力，但最後政府手中的資源逐漸枯竭，經濟也陷入停滯，隻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選舉和司法獨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權力合法性時刻麵臨著無法逃避的質疑和危機。在勃列日涅夫之後的1989年，蘇聯國內曾經作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隻占7%，代表工人的隻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隻占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