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信上流傳著有關楊子立的一篇文章：“在自己的祖國流亡—給北京國保李警官的一封信”。說的是作者供職的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接連有6名員工被抓，有幾個人的律師也被抓，大部分還伴隨著搜家。作者稱“我們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看著夥伴的消失而沒有一絲的哀嚎，更沒有反抗的怒吼。我們隻有疑惑和恐懼。疑惑的是，為什麽傳知行這樣一個進行社會政策研究的NGO會遭此橫禍？”在此情況下，作者心生恐懼。當獲知警方也在找他了解情況時，不得不仔細考慮：去還是不去？去了，有可能也會被關起來，被迫供述同事的“罪狀”。如果不去，隻能選擇自我流亡。作者最終選擇了避禍一時，稱“我本來也想樹立堂堂正正無所畏懼的英雄形象，但是慘痛的經曆提醒我：我還有家庭責任，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房租都是不小負擔，避免坐牢是最明智的選擇。”楊子立有什麽慘痛的經曆？2001至2009年他因煽動顛覆罪坐牢8年。那時他從北大碩士畢業不久，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做技術工作，同幾個上學或工作的青年搞了個鬆的“新青年學會”，被警方的學生線人告發。楊子立在文中稱，當時自信沒有違法犯罪，認為進去說清楚不就沒事了嗎？但是幼稚的代價是8年的監獄生涯。“新青年學會”僅僅是剛畢業學生的業餘興趣小組，談論點農村問題和調查見聞，就有4個人判處36年總徒刑。作者質問他們僅僅是“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就是要推翻政府嗎？但“我們當時隻要開口說話，能夠呈堂的都是有罪證供”。四個年輕人就這樣在監獄中變成了中年人，健康、意誌和智力都受到嚴重損害。出獄後，楊子立加入郭玉閃創辦的傳知行，研究農民工問題，組織研討會，撰寫報告。工作使他“從監獄後期的重度抑鬱中走了出來”，重新組織了家庭，有了孩子。雖然買不起房子，兒子上不了北京戶口，但是在隔絕8年以後，開始緩慢地融入社會。而現在，又遭此磨難。這幾天，網上還傳著師濤的“新年獻詞：我又投入到火熱的生活”一文。師濤是誰？1968年生於寧夏，記者、詩人、作家，曾在多家媒體任職。2004年由於把宣傳部門關於“六四”十五周年的報道禁令發到境外網站，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2013年出獄。師濤的這篇文章，總結了獲釋一年來的觀察、適應，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對自由民主的向往。由於長期和社會隔絕，語言敘事總體是前社交媒體的風格，但內容思想是永恒的對自由的追求，其中不乏亮點：“出獄的前一個夜晚，我激動得徹夜不眠。到天亮的時候，我隻有一個念頭：除了信心，我將什麽也沒有。”10年大獄，信息阻隔，作者語言略顯陳舊，行文中多少還有些恐懼，但“從娘胎裏出來和從深牢大獄裏出來，我們麵對的隻能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不論這個夢想叫做‘中國夢’還是所謂的‘美國夢’。”當此時，惟願師濤適應新生活，開始新工作。不要再遇傳知行和楊子立的厄運。還有一位北京的查建國先生，由於其妹美籍記者、作家查建英的一篇《國家公敵》而知名。他當年因為所謂組黨，以“顛覆國家政權”判刑9年（1999至2008）。我對他所知甚少，也沒有任何交往。但不知怎麽，被他加入一個郵件群，幾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群發的信。在這個社交媒體盛行，語言越來越碎片化的時代，他認真地寫著文章、評論，和友人、敵人的爭論，溫和地討論著時局和對自由的向往。搜了一下，查建國1953年生，今年和習近平都是61歲。看著他一天一封甚至幾封的長郵件，就像習近平出訪和反腐打虎一樣頻繁，不由得想起文革時的一首歌“革命人永遠是年輕”。反革命同樣也不老。還知道一些釋放的“國家公敵”，或皈依宗教，或投身商海，或目光呆滯，坐了十幾年牢出來，難以適應手機和電腦的時代。當初由於民主自由人權而入獄，現在看著人們在網上和私下談論著這些話題，難掩激動，但似乎跟不上節奏。而每一個人的家庭、健康、工作、養老，又不知從何說起。有些“國家公敵”還沒有出來，有些出來又進去了，有些則成為新的“國家公敵”。
被趙家抓捕關押後釋放的“國家公敵”（如今應該正名為趙家公敵了）。如今在世襲登基的臘肉包習呆呆治下，抓捕關押的趙家公敵越來越多，被抓捕被關押的既不宣判，也無人知道他們被關押在哪裏，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都成了習呆呆家的機密。與*****動時代相比，臘肉包習呆呆時代，顯然比幾年或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更野蠻更無法無天無恥無畏無人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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