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文革反腐是飲鴆止渴 - 薑草子博客

來源: 東東西西於 2011-09-08 17:41:57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3538 bytes)

當下的中國，腐敗猖獗，令人冷齒。麵對官場腐敗的風行，一些人義憤填膺，希望能借助文革的卷土重來，把腐敗打掉，這在動機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是左派，不希望文革死灰複燃，但我對腐敗的痛恨程度，一點也不會亞於左派朋友。看起來，無論左派右派，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對腐敗難以容忍，他們之間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反腐敗，而是如何反腐的問題。

我對文革式反腐不感冒，還是源於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古今中外，莫能例外，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一種製度安排，不管你繞多少彎子，講多少大道理，隻要不能把所有權力關進籠子，反腐最終一定會竹籃打水一場空。即使特權者憑借高壓手段暫時把腐敗遏製住了，以後腐敗一定會更加瘋狂反彈和回潮。而文革的製度安排，恰恰不具備把所有權力都鎖住的特征。文革的權力實際上是這樣安排的：給極少數人以特權，由他們來決定其他人權力的大小。在這個前提下，其他的所有人的權利(不是權力)，包括大難臨頭時的自我解釋辯護權，都實質上被剝奪了。在某種意義上，文革實際上就是那些沒有或喪失了特權、並且能被絕對特權者隨意定性和調度的人，相互間的的一場惡鬥。

文革的主旨也不是反腐，說毛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反腐敗，毛如果在天有靈，想必也會雷霆震怒。四清時期，劉少奇指派他夫人去農村搞四清，還搞出了一個桃園經驗，毛知道後就很不高興。王光美去農村幹什麽?去查農村那些基層幹部的財務賬，查來查去的，發現基層出現了嚴重的貪汙、多吃多占的現象，她實際上就是在那裏反腐敗。可毛對此並不感興趣，反而指責劉少奇通過老婆扭曲四清運動的正確方向，並因此懷疑劉有故意跟毛對著幹之嫌。毛厭惡桃園經驗，不是他不願反腐，而是在他看來，還有比這種反腐更重要的事情，這就是“走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毛看到劉主導的四清閉口不提道路問題，對四清失去了興趣，對劉也一定下了搬倒他的最後決心，他就迅速終止了四清運動，轉而開始發動文革。毛在文革晚期，也提到走資派“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什麽意思?就是說走資派隻會拿著貪腐問題做文章，卻對道路問題裝聾作啞。

與道路問題相比，反腐隻是第二位的問題，這在文革中造成了很多詭異的現象。在這種或明或暗的邏輯下，一個官員隻要政治上站對了邊，跟對了人，即使有些腐敗問題，尤其是生活上不檢點，往往能網開一麵。這方麵的案例實在太多，我來說點問題比較嚴重的。文革後期，有些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要想招工回城，就去找大隊公社書記、找知青辦招工辦的負責人活動，其中就有被奸汙的(算不算強奸另說)。可不少這類事情往往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因是奸汙者政治上大都很紅，而出身不好的女知青政治上有汙點，站在政治正確第一的立場上，這種結局在當時並不出人意外。如果這些事有人存疑，那我們就說說大名鼎鼎的江青王洪文們吧。江青王洪文腐不腐敗?按現在的標準看，他們那些破事的確不算回事。可腐化墮落是相對的，是比較而言的。江青要全國人民看樣板戲，她自己坐在小電影院看美國愛情片;在全國大多數人溫飽都成問題的情況下，她卻要空軍用軍機幫她從南方往北京運海鮮，這就跟楊貴妃動用一大群馬匹往長安運送鮮荔枝有得一比了。王洪文更是如此，許多不同的人寫的回憶錄都相互印證了，王到中央後，生活上不僅享有合法特權，而且也是個標準的墮落分子。但江青王洪文是文革正確路線的代表，是當時政治上的“健康力量”，他們的生活腐化問題就不是問題。

至少在官方文件上，毛發動文革是為了防止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可有些人卻直接把這一目的與反腐等同起來。

這反映了某些中國左派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就是把腐化墮落看成了資產階級的特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是奢侈無度，揮霍鋪張，就是色情加賭博等等，現在仍有很多人相信這種神話。可惜這不是事實。早期的資本家，那些推動了工業革命的中堅力量，恐怕更多的是為了積累資本而高度自律，節儉、勤奮的一群。就是到了如今，比爾·蓋茨、喬布斯這些大資本家，也遠比央企那些公有製代表更勤儉節約，生活上更檢點。有些左派朋友不去注意這些基本事實和邏輯，卻一味在資本主義與腐敗之間劃等號，劃完之後，又把那些提倡發展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官員，與這些人自己想當資本家，自己想搞腐敗直接劃等號，這就引申出了許多稀奇古怪的東西來。

比如，有些人認為，現在的官場之所以腐敗，是因為當年那些被毛打倒的“走資派”，文革後重新掌了權，現在還在掌權，所以中國越來越腐敗。說實話，這種說法讓我莫名其妙。文革的“走資派”，當時年輕的三四十歲，大一點的五六十歲，現在文革已過去近四十年，這些人都七老八十的了，有些人已經早進墳墓了，怎麽可能還在台上掌權?他們難道是一群人精?

如果你們說的“走資派還在走”，指的是這些人雖然離休離世了，但卻安排了自己的孝子賢孫們接班，包括讓自己的子女們掌了權，就更會導致一係列荒唐的結論。“走資派”的子孫們是誰?不就是你們左派朋友熱烈歌頌的紅二代嗎?況且，這些紅二代中當今最紅的人，父輩還是直到毛已經去世，文革結束後才最後解放的“走資派”。如果“走資派”的子孫們接班掌權就是“走資派仍在走”，怎麽解釋你們對最紅的紅二代的熱烈擁護?如果“走資派”把權力交給自己人也沒關係，不至於導致“走資派仍在走”，又憑什麽說“走資派”的香火仍在延續，直到現在“走資派”的人還在掌權?

如果上麵的所有意思都不是意思，所謂的“走資派仍在走”，無非是指現在的權力者繼承了“走資派”的路線，這事左右派就找到了交集，可以展開理性辯論和商榷。這裏，左右派的分歧僅在於：什麽叫繼承了原來的路線?左派認為，這是指文革後的當權者搞起了私有化，市場經濟，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民主派則認為，官方路線的一成不變，實質是集權體製的“絕不”改變，權力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製度安排一成不變。進一步的分歧是：中國現在的腐敗乃至貧富懸殊，到底是私有化和市場經濟這條“走資派”路線造成的，還是集權體製“絕不改變”這條一以貫之的“路線”造成的呢?

在這件事上，我希望有些左派朋友能拿出勇氣來，勇敢麵對基本事實。這類事實也隨手可拈：歐美國家搞的是不是市場資本主義?如果是，它們那裏的腐敗現象嚴不嚴重，至少是否比中國更嚴重?如果美歐等國搞的是市場資本主義，卻比中國更廉潔，你們又憑什麽說市場資本主義才是腐敗的根源?如果我們談的是腐敗的根源，而不是誘因和現象，難道我們就不能老老實實承認，腐敗隻跟權力的不受限製有關，其他都不是實質問題。

中國的腐敗現象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中國現在的腐敗，哪裏才是高發區?是私人經濟領域嗎?根本不是。這個領域即使出現了腐敗現象，也主要表現為私人工商業者被迫向官員行賄，還是跟公權力有關。

腐敗的大宗高發區集中在公權力經濟部門，集中在國有土地出讓、政府采購和工程招投標，集中在鐵道部、國企項目、設備、資源、產品的交易這些領域。中國現在蹲在監獄裏的部長書記市長們，他們的鋃鐺入獄，無一不跟公權力對土地、資源、建設項目的壟斷有關。

即使貧富懸殊問題，也不是市場資本主義的專利。市場經濟肯定會造成貧富差別，但要說到貧富懸殊這種嚴重違背公正原則的現象，搞管製計劃經濟的集權國家同樣存在。區別隻是在於，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存在貧富懸殊，它呈現的結構是倒A型的，而集權國家的結構是T型的。也就是說，搞管製計劃經濟的的集權專製國家，財富更為集中，更加密集地集中到了人數更少的人手上。朝鮮就是一個典型的這種國家。朝鮮的金日成將軍，加上他的極少數的親屬和心腹，坐奔馳寶馬豪華車，住多套別墅，分享特供物資，金將軍個人還收藏了上萬瓶的世界名酒，可其他人就基本上隻能在溫飽線上掙紮著。普通朝鮮人的一年所得，恐怕也抵不上金將軍收藏的一瓶酒。

我承認，如果以貨幣現象衡量，同樣沒有擺脫集權專製弊端、而是把這種弊端推向了更極端方向的文革中國，的確是比較廉潔的。現在有些右派朋友，因為厭惡文革，就不承認文革中國的這種腐敗不普遍，程度也不嚴重，這是不對的。而文革的這種貨幣式廉潔，也僅僅限於以貨幣衡量的範圍，超出這個範圍，事情就不是這麽回事了。現在我們要問的隻是：文革的貨幣式廉潔，是文革這場政治運動的“功勞”嗎?如果不搞文革，在集權的政治經濟體製下，這種廉潔就會遭到瓦解嗎?

這件事其實很好澄清，我們隻需問問，文革時期貨幣式腐敗不嚴重，文革前的17年，這種腐敗就很嚴重嗎?同樣不嚴重。到現在為止，我也沒有看到過任何一份文獻能充分證明，文革時的普通官員很廉潔，而文革前的官員就很腐敗。文革的確短暫改變過一些東西，你們可以說文革前的普通官員更官僚一些，架子拉得更大一些，但除此之外，你們能找到文革前貨幣式腐敗更厲害的有力證據嗎?既然貨幣式腐敗文革前後沒多大區別，怎麽能說文革是反腐的利器呢?如果文革對反腐沒有什麽特殊貢獻，腐敗有文革避開了的原因，這種原因又是什麽?

這件事也很好判斷：無論文革前後，中國社會有兩個基本特征是一致的，這就是政治上的集權專政，經濟上的管製計劃經濟。而這27年官員的相對廉潔表現，主要奧秘就藏在管製計劃經濟之中。計劃經濟有何特點?與市場經濟相比，它的資源調度乃至貨物交換，主要是通過計劃調撥完成的，貨幣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日常生活消費領域。計劃經濟下大宗交換都通過劃撥完成，貨幣尤其是現金貨幣沒有出場，經手此事的權力者就很難找到下手的機會。這一點，看看中國土地易手製度的變化，就非常清楚了。現在中國的土地流轉，至少在表麵上，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運行的，在這個過程中，交易計價結算，伴隨著大量的貨幣(數字與紙幣)流動，這就使得土地的轉移，無論是通過協議形式完成的，還是采用了招拍掛的方式，都使權力者有了巨大的尋租空間，腐敗也大量發生在這個領域。而計劃經濟下的土地易手，幾乎100%通過行政劃撥，不僅貨幣交換沒有伴隨其中，土地連價格都沒有。土地不是商品，通過土地交易尋租，就失去了操作平台。

我要追問的是，為何中國的官員竟是這副德性，隻要搞起了市場經濟，他們就會把貪婪之手伸出來?同樣是實施市場經濟，為何有些國家的廉潔度就非常之高呢?看來，不管一些理論家說了多少廢話，還是無法回避前麵一再提到的那個簡單道理----權力必須進籠子，不受製約的權力等於惡。中國無論文革前後，政治上始終是高度集權的。

權力缺乏製衡，市場經濟來了，體製條件和尋租機會齊備了，腐敗就進入了高發期。

問題是，這與文革有關嗎?在拔除權力不受製衡這一腐敗根源的問題上，文革有任何實質性貢獻嗎?我看沒有鳥貢獻。如此看來，在權力壟斷之弊端不除掉的背景下，中國要想保持貨幣式廉潔，就隻有始終搞管製計劃經濟這一條路了。可計劃經濟是一條什麽路?是一條人們缺衣少食、物質匱乏的路，一條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的經濟發展之路，一條不可能長期持續的路。這已為中外數十個國家的長達數十年的實驗反複證明，難道我們還要拿民族和民眾的命運開玩笑，再搞一次這種無謂的實驗嗎?如果中國的官員要做到廉潔，就必須拿民眾來陪綁，隻能讓他們在困乏的經濟經濟體製內生活，如果我們真隻能做這種荒唐的選擇，這豈不是說中華民族的智力有問題?

另一方麵，腐敗是無孔不入的，隻要權利沒進籠子，堵住了貨幣式腐敗，它就會在其他領域頑強表現出來，文革時期也不例外。我指的主要是在文革中照樣沒被觸動、甚至沒當回事的特權式合法性腐敗。合法性腐敗，現在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三公消費”;在文革及此前的十七年，則主要表現為各種特供製度，為特權者提供的公私不分的各種物品和服務，公有製名下的公器私用等等。合法性腐敗，特權者幾乎無人能例外，也包括毛。毛在世時，為他建了那麽多別墅，這些別墅大多都在風景優美的風水寶地，我前幾年旅遊時就參觀過多處。別跟我說這些別墅都不在毛的名下，產權姓公，權利歸私正是合法性腐敗的特點。毛的別墅名義上是國家的，可除了他能使用，還有誰能用?直到現在，這些別墅要麽被封存，要麽就變成了毛的紀念館，這跟私器有何區別?

提到合法性腐敗，我還想到一件事。現在有些人提到文革時，老是說那時的領導人如何樸素，一件衣服穿了多少年等等。央視的百家講壇，也講過朱棣皇帝艱苦樸素的故事，說他喜歡穿舊衣服。我對此寫了一篇文章：皇帝穿破衣服不過是在作秀。皇帝真想為朝廷省點錢，就該去遏製合法性腐敗，把自己的後宮佳麗裁掉一大半，這樣節省下來的錢，不僅可以保證皇帝新衣不斷，而且還能為庫府增加不少銀子。

在反腐問題上，如果非要說文革與此前的17年有何不同，那也隻是----腐敗變成了一個政治路線問題，馬列毛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政治上失勢了，腐敗問題就會很嚴重，甚至無限上綱、無限放大，懲罰和打擊也會更嚴厲或殘酷。此外，還會發動群眾參與這些事，選擇性地對那些政治失意者的腐敗問題進行揭發、檢舉、批鬥、控訴和監視。

文革對腐敗的處罰很嚴厲，可這些東東很新鮮嗎?一點也不新鮮，嚴懲腐敗可說是中國皇朝時代的一貫做法。明王朝朱元璋時代，對腐敗的懲處力度更是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也達到了慘無人道的地步。而且與文革隻講政治不講法製的做法不同，朱元璋很注意用律法來懲治腐敗。為此他親自主編了《大明律》，其中的律條五花八門，大都是些嚴酷得到了極限的條文，用來恐嚇貪官的“剝皮萱草”之作，在反人性上更是登峰造極。朱皇帝還很注意進行反腐教育，他把自己親自辦的一些貪官案子，以詔告的形式匯集成一本《大誥》，廣發天下，用以警示和教育那些潛在的貪官們。

“發動群眾”參與反腐，朱皇帝也有別出心裁的發明，律令中的一些連坐法，對知情不報者的嚴厲懲處，就不僅是動員式反腐，而是逼迫人們檢舉揭發了。為了增強反腐鬥爭的廣泛性、參與性，朱皇帝還讓文人們編了些“民謠”(或曰打油詩)每到五更時分，便讓專職人員吹起號角，大聲唱出這些反腐“紅歌”，以便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這些“民謠”無非是告誡幹部(官員)要廉潔自律，要忠於國家(朝廷)等，它們就是現代宣傳品的古典版本。

這些措施有用嗎?有曇花一現的短暫作用，朱元璋一死，就人亡政息，如同毛的人亡政息，“剝皮萱草”銷聲匿跡，腐敗也隨著明王朝的延續越演越烈。這不是什麽朱家的基因問題，不是說朱家皇帝的基因決定了，這個皇朝的帝王注定會一代不如一代。放眼中國幾千年，哪個朝廷不是如此?在腐敗問題上，一代不如一代，腐敗越演越烈，是專製集權體製的宿命。

更值得思考的是，這種體製下的反腐，注定會變成選擇性反腐，使官員的“政治正確”與否，成為是否會因為腐敗而受罰的重要籌碼。在集權專政體製下，決定官員命運的力量不在下麵，而在頭頂上，頂頭上司才是官員的命根子。官員跟對了上司，站對了“路線”，他們就找到了保護傘，他們的貪腐事實也很容易化解。反之，一點點小事也可能無限放大，甚至被指鹿為馬。明王朝的反腐沒有避開這種“俗套”，它的曆代宦官式大貪都貪得順順利利，都是在皇帝易位、新帝改變了老皇帝的“政治路線”之後，這才大難臨頭的。文革也是如此，劉少奇、林彪、四人幫集團在台子上時，個個都是一塵不染的聖人，一但政治上失勢，無不是腐化墮落分子。

這造成了一種非常可怕的後果：任何家夥在官場上混過一短時間，就會徹底“看破紅塵”，知道什麽廉潔自律啦，為民服務啦等等都是鬼話，官場上有價值的東東隻有一個，那就是權力。而在權力由更大的權力者授予的體製中，保住權力的要訣就是眼睛朝上，跟對人，站好隊，拍好馬屁。構築好了這樣的保護傘和利益圈子，權力就能保住，腐敗也總能逢凶化吉。有了這些心得，當貪汙受賄的機會鋪天而來時，貪官們的盛宴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