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曆史的畫家沈嘉蔚

執著曆史的畫家沈嘉蔚

辛夷楣

 

他曾是中國有名的知青畫家，《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使他脫穎而出，如今，他是澳大利亞著名的肖像畫家，又以巨幅曆史長卷享譽畫壇

 

悉尼南郊有一個依山傍水的國家公園。公園裏的邦定納村(Bundeena)緊鄰大海綠樹掩映，很有點人間仙境的味道。邦定納住著近百位藝術家，因此以畫家村聞名於世。而他們之中最有名氣的要數華裔畫家沈嘉蔚了。2005年，出身澳洲的丹麥皇太子妃瑪麗選擇沈嘉蔚為她畫像，這條新聞引起澳洲公眾極大興趣，各路記者紛紛來到畫家村，采訪沈嘉蔚。為王妃畫像的新聞還未冷卻，卸任不久的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又選擇沈嘉蔚為他畫像。2009年，沈嘉蔚的油畫《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在北京的嘉德春季拍賣會上以795萬元人民幣的高價賣出。

沈嘉蔚和他的畫家妻子王蘭並沒有被這些紛至遝來的榮譽驚擾，也沒有因突然降臨的財運而目眩，他們仍然一心一意地沉迷在自己的創作中，享受著畫家村裏的安謐恬靜。用賣畫得來的錢，他們在院子裏建了一個天光畫室，這樣沈嘉蔚的曆史畫係列可以很好地展開。我和他坐在天光畫室裏，一邊喝茶，一邊細細地聊。王蘭在書房裏打電腦，我的丈夫蓋瑞則趁機去享受國家公園裏的各處美景。

他家的大白狗躺在畫室外麵的台階下，一聲不響。從小怕狗的我，不得不鼓足勇氣，從大狗身上跨過來，這樣才能上台階，進畫室。沈嘉蔚解釋說：“我和王蘭在畫室裏畫畫時，大白狗一向是趴在旁邊陪著我們的。它現在太老了，這幾步台階都上不來了，進不了畫室，隻好趴在台階下麵了。”

我說不出所以然，但是我覺得沈嘉蔚帶著濃鬱的江南才子氣質，盡管他在中國北方待了許多年，他自己也說，他不喜歡南方。二十年前，我在澳洲很受歡迎的中文周報《東華時報》當編輯，沈嘉蔚常常送稿到編輯部來。他和我們幾個編輯都很熟。他的文章紮實細密，就象江南織錦一般。有一天，他給我編的文藝版送來一篇長文，是回憶他在北大荒的摯友、畫家劉宇廉的。劉宇廉剛剛病逝，文章細膩淒楚，蕩氣回腸。二十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當初閱讀時受到的震動。我的直覺不差，沈嘉蔚確是江南人，他生於上海，長於嘉興，而他第一幅受到關注的畫就畫的是嘉興南湖。

 

嘉興嘉興

沈嘉蔚的祖父是浙江海寧人。他多才多藝，在銀行任職，可惜三十多歲竟死於肺病，留下三個未成年的子女。孩子們隻得早早綴學謀生，姑母去上海做護士，沈嘉蔚的父親與叔叔就去學會計。1937年“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時，十八歲的父親正在閘北一家絲行工作。不想就在戰事緊張之際，他卻得了重病。絲行的老會計冒著生命危險把他背出火海逃生。後來，他與救命恩人的女兒結婚。這位少女與母親及兄弟們剛剛從日軍炮彈夷為平地的祖居逃出，來上海投靠父親。她就是沈嘉蔚的母親。

1948年，沈嘉蔚出生在上海。那正是中國經曆巨變的時代。兩年以後，父親到上海附近的嘉興糧食局工作。沈嘉蔚三歲時，他們全家都遷到嘉興。妹妹降生後，母親去當中學語文教員。父母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與二舅一家住在一起，沈嘉蔚有五個表兄做伴，其樂融融。

嘉興自古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府，人傑地靈，人才輩出。茅盾、徐誌摩、豐子愷、張樂平都是嘉興府人。小舅喜歡畫畫，他成為幼年沈嘉蔚的潛在榜樣。五歲時，沈嘉蔚應幼兒園老師要求，在牆上畫了一幅巨大的克裏姆林宮鍾塔。回家以後，他不免得意地轉述老師與同學的誇獎。母親卻笑道：“不要驕傲，要謙虛！”小舅在旁邊，也笑起來。

誰想，好景不長，災難從天而降。二舅家的房子是他多年積蓄蓋起來的，解放後的曆次政治運動都未觸及到。但是，嫉妒的鄰居狀告二舅抗拒私房改造。1959年，法院突然判決二舅的房子充公，罰款一萬元，二舅母被定為“壞分子”，“監督勞動”。他們兩家人都被趕了出來，隻得分別租房。三年後，這樁案子平反了，但是二舅一家元氣大傷。因為這樁案子，五個表兄都沒能上成大學。二舅敢怒不敢言，從此性格大變，常常沉默寡言。

被從二舅的房子裏轟出來租房另住，幼小的沈嘉蔚開始嚐受時世艱難。那些年，他家的親戚們先後惹上政治麻煩。叔叔因為早年加入過三青團，被從會計科趕到鑄鋼車間做重體力勞動，父母為此擔心不已。在大學讀書的大表姐與她的愛人57年被劃成右派，從此受盡人下人的屈辱。她一來就與母親關緊房門，沈嘉蔚聽不見她們說什麽，隻聽見兩人在低聲哭泣。上海的姑母家受到的打擊最重。1960年，姑父被誣入獄，不到一年就死在江西的勞改農場，遺下四個孩子靠姑母一人撫養。

父親也未能幸免。他的原罪是祖上留下幾間出租房。祖父去世以後，祖母一直靠房租度日。在一次填表時，她在房主欄裏填了長子的名字。父親因此背上“剝削行為”的罪名，雖經申辯，罪名未能成立，但是一有政治運動就又被翻將出來，讓他苦惱不堪。

外麵喧鬧的政治運動與壓抑的政治氛圍，沈嘉蔚都不喜歡，他有自己的世界。那時，嘉興隻有一條街，一個新華書店。爸爸媽媽給的零用錢，他都用來買書，都送進了這家小小的新華書店。他從小喜歡讀書，特別喜歡蘇聯文學。

小學三年級時，沈嘉蔚看見老師的書架上，有一本書，就鼓足勇氣去借。這是蘇聯作家蓋達爾的《學校》，他愛不釋手。後來，叔叔在上海給他買到了蓋達爾的《丘克與蓋克》和《革命軍事委員會》。這兩本書和書上的插圖帶給他無盡的歡愉。他一直珍藏著這兩本書，後來又把它們帶到了南半球。

在他的天光畫室裏，他拿出這兩本書給我看。看到這兩本五十年前的舊書，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不禁興奮地說：“我看過《丘克與蓋克》的電影！”我小心翼翼地翻開發黃的書頁，發現插圖確實很美很寫實。我問沈嘉蔚：“這叫什麽畫？”他說：“是水墨，兩本都是杜賓斯基畫的。”

少年沈嘉蔚開始臨摹杜賓斯基的插圖，臨摹他喜歡的畫。13歲時，他按照電影海報臨摹了《柯楚別依》，竟臨得很象。他還憑著自己朦朧的愛好畫寫生。嘉興附近的田野、池塘、屋舍，甚至教堂都成了他寫生的對象。但是，人物才是他最喜歡畫的。他借來《透視學》，潛心鑽研。他畫的第一幅鉛筆人物是學校廣播站裏的兩個廣播員。那時，他17歲，是學校廣播站的負責人。

就在沈嘉蔚17歲那年，小舅把自己的全套油畫工具還有一些顏料給了他。沈嘉蔚就給自己畫了一幅自畫像，又創作了一幅油畫《談心》。1966年，他上高三，準備投考美院，所以更努力地畫畫。沒有想到，他剛剛畫了一幅風雨欲來的校園，文革的大風暴就真的來臨了。校黨委急於拋出一批教師保自己，讓沈嘉蔚給幾位老師畫漫畫。沈嘉蔚卻堅持要先畫速寫，再畫漫畫，結果這幾張速寫逼真地記錄下那時的幾位憂鬱的知識分子形象。

文革的風暴一浪又一浪地席卷過來，人們一撥又一撥被衝擊被淹沒。父親挨整，失去了幹部資格，被趕到鄉下當農民。幸虧，身為教師的母親，因為人緣好，沒有挨整。沈嘉蔚不想退縮，總想往風口浪尖上站。他參加長征，徒步1500公裏走到北京。他看到了武鬥的殘酷，認識到血統論的荒謬，知道兩派都在撒謊。這一切，讓他開始厭倦，他想回歸藝術，而文革宣傳的需求給了他機會。

1968年，舉國上下都在搞紅海洋，江青大力吹捧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嘉興南湖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地方，沈嘉蔚就畫了一幅《1921年毛主席在嘉興南湖》。當時，浙江省革委會主任、來自浙江美院的張永生看見這幅畫就說：“這個人有天分，讓他到我們浙江美院來畫。”

1969年春，沈嘉蔚與一位農民畫家、一位軍醫組成三結合創作組，被調到浙江美院去畫畫。張永生還下令美院圖書館對他們與一些創作人員開放。在這三個月裏，沈嘉蔚大開眼界，他終於看見專業人士怎麽畫畫。他如饑似渴地讀書、瀏覽畫冊。他借回幾本蘇聯畫冊，帶回嘉興，臨摹了幾幅蘇聯名畫。半年後，駐嘉興的空五軍要辦展覽，又把沈嘉蔚請去畫畫。

1970年春末，沈嘉蔚從空五軍回來，他的同學們已經各奔東西上山下鄉，他的初戀女友也已去了內蒙兵團。他聽人說，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有工資，還有畫畫機會，就想方設法去報名。接兵的人聽說他會畫畫，非常高興。沈嘉蔚就這樣告別父母，告別嘉興，滿懷欣喜地上了火車，往三千公裏外的烏蘇裏江進發。

 

烏蘇裏江畔

黑龍江兵團原先已有幾十萬老職工和複員軍人，現在又來了幾十萬知識青年。沈嘉蔚去的第42團在密山縣境，小興凱湖北邊，緊鄰烏蘇裏江。他在日記裏描寫那裏的景色：“青紫的遠山，土紅調子的近山，玫瑰色的白樺樹細枝，路邊的黃草，綠灰的公路，深褐色的車……”

一看便知，這出自畫家手筆，滿眼色彩。麵對瑰麗的北疆風光，沈嘉蔚十分激動。他不顧嚴寒，不怕辛苦，一麵積極參加繁重的勞動，一麵抽時間畫速寫。他不僅畫風景，更畫了大量的人物。他畫知青們，也畫老職工。他在日記裏興奮地說：“這樣猛畫一通，影響是深遠的，既鍛煉了技法，又積累了生活。”而冬天的伐木生活，激發了他的處女作《初嚐完達雪》。

每到大雪紛飛的冬季，兵團就抽調擅畫的知青到佳木斯去參加美術創作學習班。三十幾個年輕人在郝伯義老師的領導下，讀書、作畫、神聊、切磋，好不快活。1971年，沈嘉蔚在美術班畫出了《初嚐完達雪》，送展後被省美術出版社挑中，印在1973年的掛曆上。

1973年冬天，沈嘉蔚與畫友劉宇廉在草圖會上提出畫《烏蘇裏船歌》的設想。得到批準後，他倆到烏蘇裏江畔的虎林縣去寫生。那時，中蘇雙方都在江邊沿國界建了一係列瞭望塔。駐軍允許他倆上塔參觀。登上高高的瞭望塔，沈嘉蔚突然想起當時的一首歌——“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就想用這個題目來畫一幅畫。他的想法得到批準，1974年2月，他開始動手，而劉宇廉仍畫《烏蘇裏船歌》。

他倆再次到邊境寫生。這一次，他們來到虎林北邊的饒河縣。那裏的珍寶島是中蘇五年前衝突的熱點，駐軍是解放軍的一個連。連指導員消瘦幹練，成為畫中指導員的原型。在零下三十度的酷寒中，沈嘉蔚在塔上畫了一個小時的速寫，記錄細節。劉宇廉則用望遠鏡觀察蘇方。他告訴沈嘉蔚，蘇聯哨兵一直密切關注他的舉動，顯然搞不懂他在幹什麽。然後，他倆又跑到饒河縣城的江邊去寫生，為此畫的背景部分積累素材。不想，當地的官員竟懷疑這兩個寫寫畫畫的人是蘇聯間諜。他們不敢久留，隻得連夜逃回佳木斯。

經過幾年來的大量練習，此時的沈嘉蔚已有很強的寫生與繪畫能力。他用一個月時間嚐試各種構圖，構圖定下來之後，又潛心創作，對於人物的臉部他特別用心。1974年7月，他畫完《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立即送展，9月被告知作品入選全國美展。

1974年10月，沈嘉蔚利用探親假，自費赴京參觀全國美展。一走進中國美術館的圓廳，他就看見自己的畫掛在中間偏左的重要位置。再一走近，他大吃一驚。兩位軍人的臉部都被改動了，臉被加寬加胖，表情誇張作憤怒狀，麵色粉紅。後來，沈嘉蔚才聽說江青任命親信王曼恬擔任全國美術總監。王曼恬組織了一個改畫組，把參展作品改得更加符合“紅光亮”的標準。沈嘉蔚的畫是她指定一位著名畫家修改的。

回到兵團以後，沈嘉蔚還聽說，江青觀看了全國美展，在十幾件作品前駐足評說。在沈嘉蔚的畫前，江青聽了兵團如何組織知青搞創作的情況後說：“他們有誌氣，不怕條件差，不怕艱苦，能畫得這樣，很不容易了。”

此後，《站崗》一畫在全國所有報紙、刊物發表，被印成宣傳畫，總印數約二十萬張以上。《站崗》原作被中國美術館收藏。不論出版還是收藏，沈嘉蔚本人沒有獲得一分錢報酬。但是，時代的荒唐不僅止於此。

1977年，沈嘉蔚的父親突然被逮捕，關進單位的監牢。原來，70年代初，父親終於從鄉下回到單位。他在辦公桌旁貼了兒子的這張畫，還把江青表揚的事告訴了同事們。1976年10月，江青倒台了，單位就把沈嘉蔚的父親抓起來。家裏人怕沈嘉蔚著急，一直沒敢告訴他。一年後，父親才被釋放，沒有任何道歉與賠償。

1981年，黑龍江美協的朋友告訴沈嘉蔚，《站崗》已被中國美術館退回，讓他去取。那時，沈嘉蔚已經調入沈陽軍區前進歌劇團擔任美工。他從沈陽到哈爾濱取畫，發現畫框已經不知去向，畫布以錯誤方式卷成一卷，扔在美協倉庫的垃圾堆裏。他沒敢打開，拿回家，就放在床底下了。

 

沈陽沈陽

沈陽的日子，沈嘉蔚有煩惱，也有歡樂。他在前進歌劇團整日搭台裝台，沒有時間搞創作，事業自然無法前進。他希望調到軍區創作室，但希望渺茫。然而就在這時，他卻收獲了愛情。

他之前的幾段戀愛都沒有成功，此時他被身材苗條麵容清秀的王蘭吸引。王蘭的父母都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右派。她屬於“黑五類”子女，1969年來到黑龍江兵團以後，就一直在大田裏拚命。直到1975年，擅長畫畫的她才被郝伯義老師調到了佳木斯。她的處女作《迎春》一鳴驚人，刊發在各種報刊上。

沈嘉蔚與王蘭在佳木斯的美術班裏相識。1977年，沈陽魯迅美術學院破格招進了這個雙料右派的女兒。此時，沈嘉蔚也剛剛從黑龍江兵團來到沈陽。兩顆年輕的心為共同的愛好共同的理想燃燒，自然越燒越旺。1982年，他們決定結婚，但是沒有房子，他們隻好搬進一間借來的鬥室。

他們新婚燕爾，北京就傳來好消息：中央美院院長江豐要辦油畫進修班，把青年美展獲獎的人招進來。沈嘉蔚當然要去。他離開前進歌劇團，作為遼寧畫院的人，進入了這個進修班。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在中國全境洶湧澎湃。沈嘉蔚在中央美院隻待了兩年，但是這兩年對他意義深遠。他不僅接受了正規的油畫訓練，他還認識了中國畫界的巨人們，他也大大開闊了視野。

中央美院每年的畢業班總是湧現一批優秀畫作。1984年，沈嘉蔚的畢業作是《創傷》。他畫了他一直想畫的白求恩。《創傷》正趕上向第六屆全國美展選送展品。然而，沈嘉蔚所在的遼寧省美協說此畫宣揚了戰爭恐怖，不同意送展。消息傳到王蘭耳裏，她一反往常的超脫，挺身而出，跑到省美協，聲淚俱下地替《創傷》辯護。遼寧的不少重量級畫家也提出抗議。省美協終於改變初衷，將此畫送展。《創傷》入選第六屆全國美展，兩年後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

沈嘉蔚從中央美院充電歸來，正想創作一幅大畫。遼寧畫院卻忙著整黨。作為一名新黨員，他不得不好好投入。一年多後，整黨運動總算結束了，他終於可以集中精力畫畫了。他想采用前輩畫家蔣兆和的人物長卷《流民圖》的範式，將不同時空的人物聚集在一個場景裏，畫一幅工農紅軍的大群像。他決定按斯諾當初在《紅星照耀中國》中的描述，畫一百多個人物。

文革高潮之時，沈嘉蔚的一位畫友從嘉興的東風造紙廠的紙槳池邊撿到一本書。書沒有封麵，但是沈嘉蔚馬上猜出這是斯諾的《西行漫記》（英文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他連夜捧讀，那種感覺真是奇妙極了。在1967年的中國，書中的絕大多數人物都已經被打倒，但是斯諾的文筆真摯，沈嘉蔚相信他的描寫才是真實的，而眼前的運動則是噩夢。他不敢對任何人談自己的感受。沒想到，六年以後，他來到黑龍江兵團時，又從一位兵團戰友那裏借到了這本書。他是如此愛它，以至於一筆一劃抄錄了幾萬字，反複閱讀。文革結束之後，他一直在讀有關黨史的書，辛苦地收集資料。他從沈陽圖書館借了無數的書，被該館評為優秀讀者。當時，他已經找到了想畫的一百多個紅軍人物的照片。

1987年1月，這位沈陽圖書館的優秀讀者正式開始創作這幅大畫。那時，王蘭在魯迅美術學院讀研究生，擁有一間天光畫室，她並沒有用。沈嘉蔚便鳩占雀巢，在那裏拚好六塊大畫布，開始畫這幅十一米長的大畫。遼寧美協的領導們聽說了，驚訝地說：“這要中央政治局開會才能決定畫誰不畫誰呀！”不過，他們這樣說，卻並沒有來阻止。沈嘉蔚不顧一切，自行決定名單。他決心還曆史的真麵目，為今日觀眾提供一幅斯諾在1936年看到的工農紅軍的真實圖景，就是不能展出，他也要把畫畫出來。

在畫家村他的天光畫室裏，談到這幅畫，沈嘉蔚對我說：“我是遲早要畫這幅畫的。我們童年時整天聽他們的故事，文革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他們實際上是伴隨我們一生的，我們整個的經曆就糾纏在裏麵了……”沈嘉蔚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把自己的閱讀、思索、經曆與記憶都畫進去了。

這一回，他總算趕上政治比較寬鬆的好時候。1987年這屆全國美展，恰逢解放軍建軍60周年，策展方是軍隊總政文化部美術處。他們喜歡這幅大畫，希望把受文革衝擊的老革命都放上。除了要求加上劉少奇，以及對鄧小平、鄧穎超的形象略作修改外，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別的要求。展覽開幕時，《紅星照耀中國》被掛在美術館圓廳的正中。這幅畫深受廣大觀眾喜愛。展覽一結束，中國美術館搶在軍博與國博之前，將之收藏。沈嘉蔚獲得7000元人民幣收藏費，相當於他幾年工資的總和。

在創作《紅星照耀中國》之時，沈嘉蔚已在構思以人物長廊的方式來描繪中國近現代史。《紅星》雖然已經突破文革八股模式，但是仍然受到“歌頌式”框架的束縛。他要進一步突破，他想把政治理念不同的、官方曆史褒貶不一的同時代人物，兼容並包，組合進一個畫麵。他首先著手的是“五四”前後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文科精英群像。

那時，沒有互聯網的圖庫，沈嘉蔚為找尋這些前輩的照片，大費周折。他在梁棟寫的北大校史著作中，發現一張1919年北大文科畢業生合影，前排陳獨秀的形象非常好。梁棟告訴他，原照是馮友蘭先生提供的。他就不揣冒昧登門造訪。馮老先生的女兒、作家宗璞立即將照片取出，供他翻拍。胡適的照片是從南京第二國家檔案館的一本舊雜誌中找到的。馬友漁的照片是拐彎抹角聯絡上他的後代，才找到的。辜鴻銘的照片則更巧，是十年前他在沈陽軍區前進話劇團的一堆民國舊雜誌裏發現的，他當時立即翻拍下來備用。1988年底，沈嘉蔚剛剛完成這幅《寬容》，出國留學的機會突然到來，其他的計劃隻得暫時放下。

 

達令港

1989年初，沈嘉蔚隻身飛赴悉尼，正在懷孕的妻子王蘭留在了國內。出國之前，他與好友劉宇廉討論過出國留學的三種前途。他們認為，第一種前途是墮入惡性循環，整日打工維生，畫畫技巧退化；第二種前途是中性循環，你可以畫畫但畫的並不是你最想畫的；第三種是良性循環，你可以用充足時間畫自己想畫的畫，而且還賣得很好。

1989年1月8日，沈嘉蔚在悉尼一降落，還沒來及去語言學校報到，就被朋友拉到歌劇院旁邊的環形碼頭。一走出火車站，他就看見人行道旁坐著一溜兒中國人，有的正聚精會神地給人畫像，有的正百無聊賴地等待顧客上門。朋友告訴他，畫一幅肖像可以掙到二十或三十澳元，這就是你今後的飯碗。

沈嘉蔚口袋裏隻有四十五美元，他不敢遲疑，馬上加入畫像行列。他的第一對獵物是一對日本青年，他用五十元的價錢招呼兩位坐下，旁邊的畫友不勝羨慕。沈嘉蔚精神非常緊張。他在國內畫過數不清的肖像，但是，這可是第一次收錢。他一定要讓顧客滿意，一定要讓圍觀的人對中國畫家有好印象。他終於畫完了，顧客非常滿意，周圍的畫友禁不住喝彩。那一天，他再也沒有接到其他的活，但是，他總算邁出了第一步。

此後，沈嘉蔚每天上午先去英語學校上課，下午及晚上就在環形碼頭畫像，直到晚上10點，街上沒有遊客了，他才回家睡覺。他與幾個畫友住在一起。屋裏的家具全是街上撿來的，破桌子、舊沙發東倒西歪，還有滿地蟑螂。一個月後，沈嘉蔚與一些畫友在達令港（Darling Harbour）合租了一個店麵畫像。達令港象環形碼頭一樣，景色絕佳，是悉尼遊客集中的地方。店麵在室內，好過露天，畫像的環境總算比街頭強了。

沈嘉蔚發現，如果僅僅為掙錢畫像，圖快不圖好，那很快就會把手畫壞了，將來即使有條件畫畫，也畫不出好畫了。相反，如果你認真地給顧客畫像，把頭畫大畫好，不計較時間，不象不停手，你可能會越畫越好。他警告自己，不能為了多賺錢，墮入惡性循環的深淵。他對畫友們說，我們是在店裏，不能動窩，顧客不滿意會來找我們，所以一定要畫好。

在達令港的幾年，沈嘉蔚堅持認真畫像，不象不停手。他還努力地學英文，一字一句地讀英文報章。兩年後，他和一位畫友碰到一處很便宜的房子，就決心兩人合租，一方麵家人來了有地方住，另一方麵他準備搞創作。1991年底，王蘭終於帶著小女兒到來。

沈嘉蔚初抵澳洲，就認定澳洲最著名的藝術獎項“阿奇鮑爾肖像獎”是他可以一顯身手的理想舞台。兩年後他第一次送畫卻被拒了。但是，他認定目標絕不回頭。此後，他幾乎年年送展，先後送展十八次，入圍十三次。這樣頻繁的命中率，當然提高了他的名望。他結束了達令港的頭像寫生，與一家畫廊簽約，開始為香港顧客畫肖像，以便騰出精力搞創作。

1994年，沈嘉蔚想給住在布裏斯班的黃苗子、鬱風畫一幅肖像，參加第二年的“阿奇鮑爾肖像獎”。這對中國著名的老藝術家已在澳洲住了幾年。沈嘉蔚飛過去，與他們一起聊天，一起吃飯，給他們拍照，畫速寫，度過了美好的時光。不久之後，黃苗子、鬱風到悉尼造訪沈嘉蔚、王蘭夫婦。那天，鬱風穿了一件顏色淡雅的蠟染連衣裙，顯得風姿卓約。後來，沈嘉蔚就畫了鬱風穿著這件連衣裙，黃苗子穿著暗紅色襯衫，坐在一幅中國山水畫前。1995年，沈嘉蔚將這幅畫送展“阿奇鮑爾肖像獎”，結果一舉入圍。黃苗子、鬱風非常高興，特意飛來參觀展覽。兩位老藝術家回京定居之後，沈嘉蔚一直與他們保持聯係。這幅肖像後來被中國美術館收藏。

1994年，沈嘉蔚還參加了一個特別的繪畫大賽，畫教皇保羅二世封為聖女的一位十九世紀澳洲修女。他認為，要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風格來畫，才更自然，更貼近人物生活的環境。沒想到，評畫小組組長非常欣賞，給與了頭等獎。1995年1月，教皇保羅二世正好來澳訪問，沈嘉蔚受到了教皇的接見，澳洲乃至國際傳媒廣泛報道。這張畫的成功，給沈嘉蔚帶來很大聲譽。

澳洲修女一畫的得獎第一次為沈嘉蔚贏來澳洲美術評論家們的關注。但是，這些評論都是負麵的，不但沒有溢美之詞，還帶著嘲諷。他們批評說，這幅畫是典型的多愁善感式的維多利亞風格，早已過時了。沈嘉蔚明白，他從國內出來，是從前現代一下子跳進後現代。他得搞清楚到底什麽是後現代，他該怎麽麵對後現代。

此後一年，沈嘉蔚通讀了能夠找到的所有關於後現代主義的書籍與文章。他弄清了它們的遊戲規則與發展曆史。當代藝術講究觀念，這一點他很讚同。他的畫形式上是老式的，背後卻有觀念，而且僅僅是他個人的觀念。這一年的閱讀與思考很有收獲。他的眼界放開了，思維更活躍了。幾年下來，簽約肖像的工作漸入佳境。1997年，沈嘉蔚與王蘭終於有能力在畫家村置業安家了。

1997年，還有一樁戲劇性事件發生。就在這一年，沈嘉蔚收到一張傳真，說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要舉辦《中華五千年》大型展覽，向他商借《我們為偉大祖國站崗》。他立即請親戚把這幅現存北京嶽父家床底下的畫，帶到悉尼。他攜此畫到州立美術館修複部求教，當展開此畫時，大家都驚呆了。畫麵模糊不清，顏料碎片灑滿一地。沈嘉蔚細心地修複，然後將此畫送到紐約參展。他1974年畫的這幅《站崗》，一經重見天日，就倍受青睞，十二年後的2009年更以高價拍賣成交。《站崗》的遭遇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這張傳真預示著沈嘉蔚迎來了新的一頁。

 

畫家村

沈嘉蔚與王蘭剛剛搬進畫家村十幾天，一頭頂著大犄角的公鹿就在夜間來訪。它闖入後花園，直奔王蘭臥室窗外，把一棵劍蘭頂得稀爛，才心滿意足地離去了。此後，雖然鹿群沒有天天造訪，但是喜鵲、烏鴉、鴿子與五彩繽紛的鸚鵡卻時時飛來。白色的大鸚鵡更是把他們的院子當別墅，來了就不肯走。

沈嘉蔚的創作開始起飛了。假如說，他前一階段的曆史畫比較注重寫實，那麽他現在更專注反思；他的眼界也從中國近代史擴大到世界近代史。2000年，沈嘉蔚畫了一幅戈爾巴喬夫與教皇保羅二世在1989年會麵的畫。他用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做背景，並且給它起名《絕對真理》。這個名字起得好，不論是戈爾巴喬夫信奉的共產主義還是教皇篤信的宗教，在最後的審判麵前，有哪一個能算是絕對真理呢？

就在同一年，沈嘉蔚又畫了《東來賢哲》。聖經裏說，基督降生時，東方有三位智者來拜。文藝複興時期的繪畫，把智者畫成了波斯富商，明顯地曲解了《聖經》的原文。沈嘉蔚把達·芬奇的《基督降生》與明代畫家的《三教圖軸》結合，把佛陀、老子和孔子三位智者放在畫裏。這樣西方人一看就懂，他這是在討論東、西文化。

就在2002年，沈嘉蔚在悉尼開辦畫展，展出十件展品，五件現代，五件新曆史畫，包括《絕對真理》等。他給這個畫展取名“再見革命”。有人說，“再見革命”是沈嘉蔚告別革命的宣言。他自己卻說：中文“再見”有兩個含義，一是“告別”，一是“再一次見到”，他的意思是再一次見到。這10幅畫，不管是重寫實的，還是重反思的，都引起觀眾強烈的共鳴，讓他們見到了沈嘉蔚眼中的曆史與革命。收藏家馬上出手，評論家也都出動了。

澳洲的重量級藝術評論家強·麥克唐納（John McDonald）在他的評論裏細評沈嘉蔚的每幅展品。他寫道：“看得出來，驅使沈嘉蔚以驚人的效率畫出這些作品的動力，是這種智力遊戲帶給他的愉悅及滿足。每一件作品充滿了反諷、黑色幽默和嘲弄，但無一是簡單的戲仿。”他問道：“是什麽使這批作品罕見地出類拔萃呢？是繪畫的路向，它設定了一種政治主題藝術的全新形式。它擯棄了口號、多愁善感與宣傳等等我們總是會將之與這一界定模糊不清的體裁聯想到一起的東西。”

沈嘉蔚在肖像畫領域也更上一層樓了。2005年，澳洲國家肖像館要為出生澳洲的丹麥皇太子妃瑪麗畫像，他們提供了幾位畫家的資料，讓王妃挑選。王妃挑選了沈嘉蔚。那一年，王妃回澳訪問，住在悉尼岩石區的香格裏拉酒店頂層。她給沈嘉蔚三小時。沈嘉蔚先給王妃拍了一組照片。當王妃坐在窗台上喝咖啡時，他想要拍照，但是旁邊的女官立即製止了。根據王室規定，不得拍攝王妃側麵與休閑的鏡頭。接下來，沈嘉蔚開始畫王妃的頭像。這要感謝他在達令港練就的功夫，頭像很成功，王妃非常喜歡。接下來，沈嘉蔚用兩個月時間畫完了這幅全身肖像，又放了一放，然後進行修改。說實在的，肖像很漂亮，王妃與澳洲肖像館都很滿意。沈嘉蔚訪問了丹麥，參觀了那裏的肖像館，他把那幅頭像送給了王妃。

早在九十年代末期，澳洲國家肖像館就建議讓沈嘉蔚給當時的澳洲總理霍華德畫像，但是霍華德不同意，他有一位畫家朋友，他準備讓她來畫。2003年，澳洲肖像館請沈嘉蔚給一位大律師畫了像。霍華德看見自己老朋友的這幅肖像，倒退了一步，忍不住說：“他畫得真象！”2009年，霍華德已經卸任，他對議會大廈肖像陳列部門的負責人說，他要請沈嘉蔚為他畫像。很顯然，沈嘉蔚已成為澳洲最有實力的肖像畫家之一。

我和丈夫蓋瑞都對沈嘉蔚的天光畫室很感興趣。畫室很大，高高的天花板上有幾個大大的天窗。那天多雲，但是畫室裏光線充足。畫室的一麵牆邊，放著沈嘉蔚完成不久的大畫《兄弟鬩於牆》的第一部分《革命》。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組合成有趣的場景，讓人想起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畫室的另一邊，有幾幅大草圖，還堆著許多畫板。那是沈嘉蔚已經動手的以國際共運史為題材的更大的係列《巴別塔》。

2009年，陳丹青寫了一篇文章，評論沈嘉蔚與他的親密畫友李斌等知青畫家：“這批畫家的人格成長，高度政治化。他們的青春記憶，同時是密集的政治記憶。所謂‘知青畫家’本身，便是‘文革’身份——從信仰到懷疑，從參與到背離，從奉獻到叛逆。他們創作生涯的諸般痛點和快感，莫不與文革經驗相糾葛。”

1980年，沈嘉蔚進入北京中央美院油畫進修班學習之時，知青畫家陳丹青剛剛以《西藏組畫》震動中國藝術界，並且畢業留校，在中央美院任教。後來，他們又先後出國。亦師亦友三十多年，陳丹青熟悉沈嘉蔚的畫路與心路。

讓人吃驚的是，當年那批知青畫家大多陸續擺脫了密集政治的記憶，而選擇了不同的畫路，而沈嘉蔚卻執著於曆史，緊緊抓住政治曆史主題，一個係列接著一個係列，從中國近代史畫到世界近代史。他這哪裏是在“告別革命”；他是實實在在地，一次又一次地“再見革命”或者說“再現革命”，再現他眼中的革命與曆史。

2014年11月，悉尼大學展覽大廳隆重展出了沈嘉蔚的巨作《兄弟鬩於牆》。展廳的三麵大牆上掛滿了全長30米的巨大畫幅，422位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向我們走來。巨作分“革命”、“救亡”和“啟蒙”三部分，時間定格在1936年7月——1937年6月，中國當時政界、軍界與文化界的代表人物，甚至共產國際的活躍分子錯落有致地組成了生動逼真的畫麵。

細看一個個人物，幾十年前的曆史一幕幕顯現，澳洲觀眾驚喜卻癡迷，華人觀眾不由陷入深思。這幅巨作的規模可謂前無古人，畫家驚人的毅力與難能可貴的功力以及司馬遷式秉筆直書的勇氣，將震撼國際畫壇，使它成為世界繪畫史上的一個佳話。悉尼郊外依山傍水的畫家村將因為沈嘉蔚而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選自在澳出版新書《這邊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