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夜乘火車從煤礦趕回來的父親抱著我，在他的大手中我顯得更加瘦小，嬰兒的大腦袋似乎下一刻便要從小細脖子上掉下來。屋簷下的一窩還沒長毛的小燕子們正張著嘴，等著燕子媽媽回來喂食。
“和那小燕子一模一樣，又瘦又小，就叫燕子吧”，父親告訴母親。
我72年出生時父親25歲，已經在永川煤礦當了四年的機電礦工。他家在的生產隊離我母親家的生產隊隻有40分鍾的步行路程，兩人經過媒人介紹相親認識。煤礦工人和紡織女工，老家都是農村，家裏其他人都是農民，都是一窮二白，頗是門當戶對。兩人工作單位不在同一個城市，父親每年隻有兩次探親假，在見過幾次麵以後就很快結婚。兩人兩地分居十幾年，直到我上小學五年級時才艱難地調換工作到了一起，一家人才終於團聚了。
父親出生於1947年，是家裏的老大，有三個弟弟。上過幾年舊學的爺爺給自己的四個兒子取名“發，財，龍，鳳”，寄予了美好的祝福與願望。他們住的地方叫做南屏鄉，之後叫做南屏公社，我總是會想到那首八十年代的台灣校園歌曲“南屏晚鍾”。
土地肥沃，嘉陵江邊的南屏公社，在59年到61年三年時間卻是一個極度饑餓的地方。農民們整日下地勞作，分到手的糧食卻越來越少，饑餓像烏雲籠罩，久久不散。因饑餓引起的腫病在家家戶戶裏都開始漫延，我父親家裏首先是他的父親（我的爺爺），把嘴裏的糧食省下來給孩子們吃，全身浮腫，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我爺爺最後被送進南屏公社辦的腫病醫院，喂食腫病糠圓子，就是用糠殼混著極少量的麵粉煮的糠圓子，每頓能有一小碗。可惜已經太晚了，一周後死亡。
家裏失去了唯一的壯勞力，隻剩下寡母和四個孩子，五歲到13歲的年齡，饑餓與災難更加深重。緊跟著父親10歲的二弟也全身浮腫，躺在床上靜靜的死去。兩個月以後，五歲的小鳳，睜著大大的眼睛，在大哥懷裏停止了呼吸。寡母躺在床上餓得重病，13歲的哥哥把他最喜歡的小弟弟放進了一個小木箱，拿著鋤頭一個人艱難地挖了墳坑把小弟弟埋葬。
145人的村子，三年饑荒過後隻餘下110人，父親一家六口隻餘下三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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