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有個人，叫王紱，是個畫家，所畫墨竹“明朝第一”。
有次王紱住在京城客棧，半夜聽到鄰居家有蕭聲傳來，蕭聲清脆響亮，王紱聽得入迷，乘興畫了一幅竹石圖。第二天一大早，王紱登門拜訪了吹簫的人家，並把竹石圖送給了對方。
那人是個富商，大喜過望，次日帶著畫跟厚禮拜訪王紱，請求王紱為畫題幾個字，好裝裱起來。王紱一聽，大怒，“凡夫俗子怎麽配擁有我作的畫。”說完王紱馬上向商人要回畫，一口氣撕了。
此事被葉盛記錄於《水東日記》中。
關於文人鄙夷商人這事兒，既是文人又是商人的張潮問了個問題，“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於詩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璣、錦繡譽之，則又何也？”
這意思是，文人喜歡鄙視富人，那為啥一看到美妙的詩文佳作，又往往以金玉珠璣錦繡等物來讚美呢？
張潮的好友江含徵說了句大實話：“富人嫌其慳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繡也。”文人討厭的，是又俗又小氣的有錢人，而不是錢本身。
張潮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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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含徵說的沒錯，文人也愛錢。
前麵說到的張潮，出身富商之家，他就說過，“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窮這件事，說起來風雅，實際上，誰窮誰難受。
謝海翁對此心有戚戚焉，“物有言之極俗而實可愛者，阿堵物也。”錢這東西，說起來俗氣，但卻是全世界最可愛的東西。
這場關於錢的討論發生在清朝，那時候商品經濟發達，哪怕是文人也不諱言對錢的熱愛。
但在明初，傳統價值觀仍舊是以倫理道德為衡量標準的。它強調“貴義賤利”，認為對利益的追求必須受到道義的製約，否則會為“君子”所不齒。而商人天生逐利，礙於傳統倫理觀念，文人不得不在表麵上對商賈和金錢報以鄙夷的態度。
明中葉以後，商業經濟迅速發展，商人群體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奢侈的消費方式吸引了整個社會的目光，而他們重利趨財的價值觀更不斷衝擊著傳統的價值觀。文人的傲慢與優勢地位在商人麵前逐漸喪失。
《金瓶梅》第49回寫了個事兒，兩淮巡鹽禦史蔡蘊到西門慶家做客，西門慶不僅好吃好喝招待，還叫妓女董嬌兒好生伺候。一夜風流後，蔡蘊賞給董嬌兒一兩銀子，外頭用紅紙大包封著。
有趣的是，當董嬌兒把紅紙大包拿給西門慶看時，西門慶笑著說，“文職的營生，他那裏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簽了。”說完叫妻子吳月娘拿五錢銀子給了董嬌兒。
蔡蘊出身寒門，哪怕考中狀元當上禦史，一兩銀子對他來說也是大錢，所以他鄭重其事地用了紅紙大包；董嬌兒跟著西門慶什麽沒見過，一兩銀子她瞧不上；西門慶表麵上為蔡蘊開解，話裏話外卻流露出鄙夷之意。
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晚明，道德不再作為實現個人價值與否的唯一標準，而日漸傾向以財富為衡量尺度。明代小說《醒世恒言》中，作者借呂洞賓之口感慨，
“出家人尚且惜錢如此，更有何人不愛錢者？”
一方麵是明後期拜金主義的盛行，一方麵，卻是士人生計的困窘。
明後期科舉危機日益嚴重，據顧炎武記載，明末全國生員50多萬人，比明前期仁宗時增長了17倍之多，然而成化至嘉靖年間，鄉試錄取率平均在3.95％，隆慶以後更降至3.1％，大量士子沉滯於社會，成為待業青年。
即使獲得一官半職，情況也沒好多少。明代官員俸祿始定於洪武四年，洪武十三年重定，到了洪武二十年再次重定，這次所定的俸米數，成為明朝官俸的“永製”。到明末，消費水平提高，俸祿卻不變，文人不得不想辦法搞創收。
本雅明曾這樣描述過波德萊爾，
“波德萊爾明白文人的真實處境：他們像遊手好閑之徒一樣逛進市場，似乎隻為四處瞧瞧，實際上卻是想找一個買主。”
對文人來說，商人在這個時候成為了他們的買主。
據《山樵暇記》記載，正德年間，江南的一些富商為了讓翰林名士給他們寫墓誌銘或傳記，稿費開到二十兩甚至四五十兩。其中最出名的一個撰稿人，叫王世貞。
王世貞是明代文壇領袖，又出身顯赫，祖父父親跟自己都是兵部侍郎。由於王世貞在文壇政壇的地位，大把商人拿著錢請他寫文章。據統計，王世貞一共為商人寫了64篇文章，他本人更是把書商童某引以為“千古知音”。
對於這事，另一個職業撰稿人鍾惺有如下評價，
“富者有資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資財，揀篇籍之妙者刻傳之，其事甚快，非唯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
簡單來說，富人有錢，文人有才，富人求名，文人求利，這事兒就這麽成了。
所以有次王世貞跟詹景鳳在同遊瓦官寺，王世貞說啊，徽州商人一見到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聞到膻味，恨不得撲上去。詹景鳳回了一句，可是蘇州文人一見到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聞到膻味一樣撲上去。王世貞一聽，笑而不語。
王世貞是蘇州人，詹景鳳是徽州人，蘇州多名士，徽州出富商。本來隻有蘇州人看不起徽州人的份兒，但在商人群體與文人階層交往頻繁的晚明，哪怕是文壇領袖王世貞，因為拿人錢財替人寫稿，麵對詹景鳳的嗆聲，也隻能笑而不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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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裏，有像王世貞這樣給商人幹活的，也有被商人讚助的。
乾隆元年，徽州富商程子鵕在茶肆看到鄭板橋的對聯，十分喜愛，就跑到揚州求見，沒想到鄭板橋去了北京。第二年鄭板橋回到揚州，二人結識。當年鄭板橋看上了一個姑娘，可惜沒錢迎娶。程子鵕知道後，讚助了鄭板橋一千兩銀子。
後來鄭板橋寫詩懷念他的這個富商朋友，
“餘江湖落拓數十年，惟程三子鵔奉千金為壽，一洗窮愁。世人開口易千金，畢竟千金結客心。自遇西江程子鵔，掃開寒霧到如今。”
鄭板橋說的都是大實話：我已經落魄江湖幾十年了，隻有程子鵔贈我千金，讓我擺脫貧窮。世人開口閉口總是談錢，畢竟錢讓人相交。我自從遇到程子鵔，才脫貧致富到如今。
這個時候，距離程子鵔資助鄭板橋已經過了十年。兩人早已失去聯係，但是鄭板橋偶爾還會夢見恩人，“幾夜酸辛屢夢公”。
鄭板橋的富商朋友，除了程子鵔，還有揚州二馬。
據記載，揚州鹽商馬曰琯有次遊覽焦山，詩興大發，吟了句詩，“山光撲麵經宵雨”，卻苦於對不出下句。這時候剛好鄭板橋路過，接了句“江水回頭欲挽潮。”馬曰琯大為讚賞，兩人就這樣認識。
了解到鄭板橋因為欠了200兩銀子，不得不跑到焦山來躲債後，馬曰琯熱心地幫鄭板橋填上了這個窟窿。
商人讚助文人，有像程子鵕、馬曰琯這樣純粹愛才的，也有為了投資的。
前麵提到的蔡蘊，在《金瓶梅》裏原本是個窮書生，不得已到西門慶府上求助。西門慶看蔡蘊年紀輕輕中了狀元，有機會進入仕途，就大方讚助了蔡蘊一百兩。
西門慶的投資很快得到回報。蔡蘊當上巡鹽禦史後，利用手中特權，準許西門慶提前一個月支領大量的鹽。西門慶借此提前搶占市場，賺了兩萬兩銀子。
就像魏斐德所說的，
“明清的商業成功，並沒有自動為商人帶來社會保障。簡而言之，貿易是一種必須向皇帝購買的特許權利。對朝廷而言，他們隻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人，並非不可或缺。”
在這樣的情況下，商人投資入仕文人，與其結交，借此獲取貿易上的特權跟庇護，就成了一筆買賣。
我們的老朋友費正清也說過，
“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其實就連程子鵕、馬曰琯對文人的讚助，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士商合作。
馬曰琯及弟弟馬曰璐因為愛才惜才，特意建造別墅“街南書屋”，又稱小玲瓏山館，作為文人朋友們的活動基地。不僅如此，兄弟倆還讚助不少詩人畫家搞藝術創作，曾在馬家住過的詩人畫家就有百餘人。
比如詩人厲鄂，他是《南宋院畫錄》的作者，因為家貧投奔二馬，到六十歲還沒娶妻。馬家兄弟就替厲鄂買了房子，還給他找了個婢女伺候。厲鄂去世後，二馬在家庵裏設立牌位紀念他。
厲鄂在二馬家前後住了三十多年，袁枚說二馬“供養文人過一生”並不是拍馬屁。
還有清代詞人朱尊彝，他的大部頭著作《經義考》一共300卷，因為成本太大，無人敢承印，馬曰琯不惜千金將書刻印出版。所以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說，“淮南鹽商”的財力支撐是清代乾嘉時學術發達的助力之一。
費正清研究了一輩子中國，他曾在《中國與美國》這本書裏提了一個問題，“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麽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這是一個堪比李約瑟之問的問題。
魏斐德可能回答了他師傅的問題，“直到20世紀初年，商人依然無法在其經商的城市獲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自治權”。鹽商們所獲得的，隻是憑借對詩人畫家的藝術讚助，擺脫了文人們的鄙夷與成見，
“18世紀時長江下遊的文化名人，隻有極少數和揚州鹽商家庭沒有關係。因為士大夫從商人得到物質的幫助，而商人同時也藉其與士大夫的關係獲得社會名望。藉著讚助各類文化活動，揚州鹽商無論其出身如何，實已被認可是真正的社會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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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後期我有很多錢。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一篇美學文章，在《曆史研究》上發表一篇關於孫中山的文章，稿費加起來1000元。當時我的月工資收入才56還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過每千字20元的稿酬，這是當時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
李澤厚成名很早，他在湖南讀書長大，雖然不像金庸那樣“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但是解放後金庸灰溜溜去香港大公報的時候，他正好考進北大中文係，並且在50年代中期就已經成名，著述頗豐。
笑納千元稿費這個收入水平在當時怎麽理解呢？毛主席的工資是600元，三年自然災害之後降到400多元。
所以李澤厚90年代去見金庸的時候，看到6000美元的饋贈，不以為然是可以理解的。民國以來，大作家都是計較錢的。
1929年8月12日，魯迅起訴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拖欠版稅。
魯迅任教北大時，李小峰是魯迅的學生。1925年，李小峰創立北新書局。魯迅為表示對北新的支持，把譯稿《苦悶的象征》交給李小峰，作為北新開張出版的第一本書。
有了這個開頭後，魯迅後來的39種著作都交由北新出版。投桃報李，李小峰也給了魯迅高達25％的版稅，比商務書局、中華書局都高。商務中華等版稅一般為12％，最高也就15％。
一開始雙方合作愉快，據《魯迅日記》的記載，李小峰親自或派人拜訪過魯迅123次，魯迅則訪李小峰80次，雙方書信往來480封，同桌聚餐34次。
好景不長，1927年，張作霖殺入北京，下令查封北新書局，北新書局不得不轉移到上海。
這時魯迅也定居上海，成為北新旗下雜誌《語絲》的主編兼撰稿人。上海生活成本高，加上許廣平又懷孕，魯迅的養家壓力陡然增大。而此時北新開始拖欠稿費，甚至傳出了李小峰的哥哥挪用北新書局的錢嫖妓、養姨太太的傳聞。
更讓魯迅不滿的是，為了賺錢，北新書局將重點轉向教材和兒童讀物，甚至在《語絲》中刊登性病廣告。
三番幾次催要稿費無果後，1929年，8月12日，魯迅起訴李小峰拖欠版稅。李小峰不想跟魯迅打官司，就請來魯迅的同鄉鬱達夫做和事老。雙方在魯迅的律師家裏簽了協議，李小峰保證補償拖欠的版稅。
其實李小峰並不是故意拖欠版稅。當初北新因為出版進步書刊被張作霖查封，張作霖把書局的賬房先生拉去當人質。北新花了不少錢才贖回人質並重新開業。一來一回，營業收入受到嚴重影響。
雙方就版稅事宜達成和解協議後，李小峰還請魯迅上海南雲樓吃了頓飯。31年北新被查封後，為幫助李小峰渡過難關，魯迅把自己的兩本書交給北新出版。他的書一向賣得很好。
在民國出版界，這種文人與商人的同盟關係並不少見。清末民初，正值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重要曆史時期。其中變化最大的，莫過於文人與商人的關係。
對文人而言，他們逐漸擺脫了仕途經濟和王權宗法的束縛，同時也失去固有的經濟庇護，成為可以出賣才智的自由人。就像十八世紀的英國劇作家奧利弗·哥德斯密斯所說的，
“當作者失去貴族保護人之後，他們自然就求助於書商。”
92年香港百富榜上，金老爺子以12億的資產位列第64位，成為有史以來中國文人中的第一個億萬富豪。這12億，不僅是金老爺子寫武俠寫出來的，還是辦《明報》掙出來的。
1991年1月，金庸注冊成立“明報企業有限公司”，當年3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明報集團1990年度的盈利高達七千萬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億元。所以金庸曾經評價自己是一流老板。
李澤厚訪問金庸的時候，正是金庸以生財有道揚名四方的時候。所以在李澤厚眼中，自己是知識分子，金庸是商人。
金庸寫武俠的時候，主角都是一擲千金，進了酒樓從來都是把銀兩隨便花。卻忘了知識分子見商人，想的是鄭板橋拿到的一千兩，誰會把區區6000美元放在眼裏。自然讓李澤厚落下了小氣的印象。
在李澤厚眼中，金庸是個小氣的商人。但是到了真正的商人那裏，金庸就成了貨真價實的知識分子，是開宗立派的大師，乃至於“沒有先生，不知道是否還有阿裏”。
有一年冬天，金庸在墨爾本過年，馬雲特意飛去求見。老先生的書房裏全是書，晚飯時，馬雲問金老爺子，這些書你都看過嗎。金老爺子回答，沒有，我書看得不多。
馬雲心裏大喜，原來老爺子買書也隻是放在架子上罷了。晚飯後，馬雲開始跟老爺子侃大山，沒想到老爺子博聞強記，馬雲汗顏得一塌糊塗。
讚助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馬雲也有很多大書特書的記錄。但是和五百年以來江浙的富商不同，馬雲是不願意依附與這些文人墨客的，也不指望自己的後代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他說，
“我希望以後有孩子們再寫將來長大的理想，除了當科學家、市長、藝術家以外，也能說我以後長大想當個商人”
如果費正清今天還活在世上，他的問題可以問一遍馬雲。
部分參考文獻
《士商關係嬗變：明代中期社會文化形態變更的一個側麵》鄭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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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後期文人經濟生活與文學》王曉冰
《從士商融合看明代商人的社會角色》常文相
《徽州商人的紳士風度》唐力行
《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嘉惠士林”的清代揚州鹽商》朱宗宙
《明代中後期士商關係再探討--以內閣首輔張四維為中心的研究》餘勁東
《略論傳統文人藝術視角的挪移及明清士商關係的變化》周柳燕
《我看金庸》王朔
《我的慈父——出版家李小峰》 李昭南
《香山俠商促維新救康梁》南方都市報
《何廷光與知新報的誕生：兼及19世紀末年澳門華商的交往》胡雪蓮
《釧影樓回憶錄》包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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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他的明報》人民網
《魯迅為何狀告出版商李小峰?》北京晚報
《“衝冠一怒為花邊”：魯迅與李小峰的版稅糾紛》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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