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潔媽媽的圍城
北漂。保潔。媽媽。
當這些熟悉的詞語組合在一起，你的腦海裏或許會浮現出一位麵容模糊拿著清潔抹布的女性，一位摟著孩子一臉疲憊的母親，或是騎著電瓶車奔波在路上的異鄉人。
實際上三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城市裏龐大的工作群體，她們年齡偏大，學曆不高，處於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階段，為了家庭遠赴一線城市，沉默地一天天的擦洗清潔陌生的地方。
和網絡上備受關注的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比較，這群大齡女性是沉默的，不被注視的。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報告，全球約有7560萬家政從業人員，76.2%是女性。其中隻有6%的保潔員能享受全麵的社會保障，近七成保潔阿姨曾在工作過程中受傷。當外賣員群體的平台保障逐漸完善時，大部分保潔員缺仍麵臨著沒有工傷險或意外險，被雇主拒之門外。
小心擦拭著玻璃（圖源：受訪者）
這些普通女性像水一樣溶入了我們日常生活，她們奔波在小區和寫字樓之間，卻像城市的隱形人一樣，沒人細看過她們的困境。
50歲北漂保潔員，
工作12小時，70%受過工傷
下載完家政APP，填寫好注冊信息，劉福香便算正式成為一名保潔員。整個過程她花了不到半個小時，除了要求年齡在50歲以下，這份工作幾乎沒有任何門檻。
比對著公司的服務報價，她在心裏默默盤算，兩小時的日常保潔，標價120元，自己能拿到80元。上午自由接單，下午還有份兼職保姆的工作，一個月下來，至少也能有七八千元。疫情期間，連村裏的大學生都在為工作發愁，初中學曆的自己，還能有這樣的收入，劉福香十分滿意。
幹了一年多，劉福香才發現這份辛苦錢並不易掙。為了養家糊口，她來北京打工也有十多年，進過廠，做過服裝店銷售，林林總總幹過不少工作，隻有保潔讓她覺得：“不能長久幹，幹久了人會瘋。”
從今年開始，劉福香所在的家政公司不允許兼職，收入也少了一半。她也因此被牢牢綁在了這份工作上。
早晨八點，她便已經騎著電動車，飛快地掠過街巷，趕往雇主家中。她一般每天接三單，兩單四到五小時的深度或者開荒保潔，中間穿插一單兩個小時的日常保潔，作為調劑，即便沒有時間損耗，也要十二個小時以上，等回到租的鐵皮屋裏，常常已經是晚上九十點鍾。
很多保潔工作需要長期蹲下或者彎腰
相比日常保潔，深度保潔的收入要稍高一些，要求更為細致。從牆麵黴菌、廚房油汙、玻璃水垢乃至床下灰塵，都務必打掃得一塵不染。
為了清潔地磚，劉福香會蹲在地上好幾十分鍾，猛然起身時，她眼前一黑，險些栽倒。長期吸入粉塵和灰塵，也讓她在幹活時經常咳嗽。
劉福香曾經最喜歡來自別墅區的大單，現在最怕的也是這樣的大單。有一回，她獨自打掃幾百平米的房子，花了足足六個鍾頭，中間粒米未進，餓得前胸貼後背，出門時，渾身的骨頭都散了架。
如此繁重的體力活，即便精力旺盛的年輕人，也難以招架，劉福香硬是咬牙熬了下來。
生存麵前，別無選擇。像她這樣四五十歲的農村媽媽，能挑的工作也著實有限，而她們弓起的脊背，還載著老家的孩子們。
隻要一想到三個孩子，劉福香即便再累，她也會生出無窮氣力，接下新的訂單，奔赴另一個陌生的家裏。
保潔員的收入由訂單計算，她們的作息也由訂單支配。
有時雇主來得晚，劉福香隻能耐著性子，坐在樓道裏等待。偶爾有鄰居路過，也會回頭，狐疑地打量著這個外來者。這時劉福香會裝作刷手機，屏蔽掉這些目光。等待的時間不固定，派送訂單的時間也未可知，因此劉福香無法規律飲食。有時為了完成中午的訂單，她和許多保潔員一樣，連午飯都不吃。
認真深度清潔非常需要時間（圖源：小紅書）
飲食不規律、長期彎腰俯身，幾乎每個保潔員都有職業病。自從幹了保潔，劉福香的頸椎病、腰椎病時常發作，十病九痛，滿身的壯骨膏藥，就是她的簡易盔甲。
然而膏藥可以舒緩疼痛，卻擋不了意外事故。在趕去雇主家的路上，保潔員們可能因為心急發生車禍事故；到了雇主家，保潔員們在登高擦拭燈具、清洗玻璃時，也可能跌倒摔傷。
零工經濟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70%的保潔阿姨曾在工作中受傷。不是從高處墜落，就是燙傷、被尖銳物品劃傷、被雇主家的寵物咬傷。
無論是職業疾病，還是意外事故，這些都是看得見的傷害，還有一些傷害藏在更為隱秘的角落。劉福香就曾在路上摔倒，當時她顧不上包紮，就火急火燎往雇主家趕，到了門口，她才發現自己膝蓋上都是血。
我給他們做清潔，他們嫌我不幹淨
擦洗鏡子時，張娜注意到自己的倒影，突然覺得有些陌生，這個死氣沉沉的人是她嗎？
她還記得，十年前，自己42歲，瀟灑利落，豪爽不羈，老公沉迷賭博，敗光家業，自己果斷一腳將他踢開，坐著火車，從山西運城來到北京。火車站人海茫茫，可她一點也不害怕。
雖然自己隻有小學文化，連地鐵該怎麽坐都不懂。但她確信，隻要踏實本分，總能在這裏掙出一番天地。可做了十年保潔，她再也沒之前的爽利，除了和雇主聯係，有時她三天都說不了一句話。
3600天，日複一日的勞作，給她留下了肩周炎、腰椎病、肺結節，也在她刻下了看不見的心理傷痕。
當保潔阿姨換上鞋套，走進這個陌生的家，便和周圍的環境產生了無形的隔閡。整整四五個小時的深度清潔工作，沉默不語成了常態。正如劉福香所說：“有的人幹這行抑鬱，因為沒人說話，雇主也不希望遇見一個隻愛說話不幹活的保潔阿姨。”
張娜骨子裏要強，凡事總是力爭上遊。最初來家政公司時，她怕業務不熟練，隻謹慎地選擇了日常保潔，一單70塊錢兩小時，一個月隻掙六七千。
後來她自己投資，花了兩千元買了高溫機、玻璃擦，鑽研深度保潔，一個月如果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最高的時候能掙到快一萬。在公司上，她經驗豐富，做事認真，派單老師總願意給她多派單、派好單。按規矩，每單張娜也會返給派單老師30塊的紅包。張娜說起這些，肅靜的臉也因為自豪生動起來。
靠著保潔員這份工作，張娜幹幹淨淨生活，拉扯大一對兒女，掙回獨立和尊嚴。可很多時候，到了雇主家裏，這種尊嚴會被輕而易舉擊碎。
“大家認為，打掃衛生而已，誰都能幹。”最初進門的三十分鍾，雇主總會頻頻偷來懷疑的目光，不是怕張娜偷奸耍滑，就是擔心她的專業能力。比如，當張娜掏出專業抹布擦地時，有位雇主毫不客氣地叫住了她，讓她換成濕紙巾，說給別人擦過的不幹淨，張娜隻能一小片一小片地擦。
最後張娜多幹了半小時，雇主卻嫌張娜幹活慢。人在屋簷下，即便張娜覺得委屈，最終還是隻能接過濕巾。
質疑和挑剔保潔阿姨是一種常態（圖源：小紅書）
比起雇主的不信任，更令她煎熬的是職業歧視。一次，她敲響了雇主家的門，雇主沒有歡迎她，而是將一套準備好的衣服遞給她，要她換上。張娜隻能答應，她笨拙地套上褲子，臉皮發燙，感覺自己像是這個家的大號病毒。
這樣的歧視，不獨發生在張娜身上。來自河南的保潔陳麗雲，也遇到過同樣的事。回想起來，她依然有些不甘：“我也是和他們一樣，天天洗衣服的。”然而當了保潔員，穿著再體麵，也總有人覺得自己不幹淨。
擦玻璃是個危險的工作（圖源：網絡）
除了經常被雇主做了保潔後，劉福香就像被手機操縱了，她時不時就會點開家政公司APP的後台，生怕錯過雇主的時間。連睡覺前，她都在琢磨該怎麽打掃清潔，積累回頭客。有時迷迷糊糊睡著，她夢見有雇主惡意差評，自己信譽分下降，再也接不到單，會嚇得立馬驚醒。
一個差評意味著什麽？
對陳麗雲來說，這可能會讓她的服務星級直接掉一星，每單少賺3元錢。她每個月起早貪黑幹兩百單，就會少賺600元，相當於孩子半個月的生活費。因此陳麗雲每次打掃完，都會腆著臉求一個好評。每次提出這個要求，她的臉都火辣辣的，感覺自己有些低聲下氣。
廚房裏忙碌（圖源：受訪者）
而當保潔員的尊嚴不被重視，她們便成了弱者發泄戾氣的最好靶子。陳麗雲的一位同事，曾經請雇主給自己好評，沒想到那位雇主拿她撒邪火，竟破口大罵：“操你媽的，你過得不好跟我有什麽關係，我憑什麽給你好評。”
保潔員如果和雇主發生爭執，公司會扣錢，甚至將保潔員開除。可如果雇主辱罵保潔員，他會付出什麽代價？答案是沒有。
“平台都是向著客戶的，服務好客戶當然重要，但我們幹活的什麽保障都沒有。”陳麗雲說。
即便受了如此委屈，為了不被罰款，保潔員也隻能息事寧人，忍氣吞聲。屢屢受到這樣的輕視傷害，長此以往，這些保潔員的內心早已是千瘡百孔。
工作中受傷，誰該負責？
在北京做了十年保潔後，張娜今年已經52歲，她至今不知道離自己最近的醫院大門朝哪邊開。
因為沒有北京醫保，她每次都捱到年關，回老家醫院看病。腰疼、胳膊疼全靠膏藥緩解，別人勸她去首都的大醫院看看，她會立刻倒吸一口冷氣，“嘶，浪費錢！”
目前，張娜的公司已經不招50歲以上的阿姨，張娜的身體也大不如前，過去她一天能做兩單深度保潔，但如今身上的零件“老化”嚴重，連續工作五小時身體尚且吃不消。比起從前，她更容易受傷，可現在她既沒有工傷保險，也沒有意外保險，常因此被雇主拒絕。
安徽省蕪湖市消保委發布的調查報告表明，7成雇主會優先選擇工傷保險或其他保險保障的家政工。
有一次，派單群的組長轉發了一條保潔阿姨從高樓摔下的新聞，提醒大家工作中要多注意。劉福香也趁機問過組長，為什麽我們受傷了沒有保險，可最終也沒有得到答案。
徹底清潔，考驗體力（圖源：網絡）
按理來說，保潔員的保險自然應該由家政公司來繳納。然而大部分家政公司屬於中介模式，管理鬆散。公司並沒有和保潔員簽訂勞動合同關係，隻是幫助撮合雇主和保潔員服務，從中收取中介服務費，在購買工傷保險的權責義務上同樣曖昧模糊，難以厘清。
一些正規的家政公司，會給家政工購買意外險，但商業保險有很大的局限性，家政服務人員很難獲得充分、合理的賠償。
陳麗雲也曾想過自己購買工傷保險，可她的收入要負擔這筆費用並不輕鬆。自己沒什麽訂單的時候，在北京，一個月隻有四五千元收入，刨去日常開銷，再花上千元買保險，恐怕要入不敷出。
陳麗雲隻是保潔員群體的縮影，《2023中國藍領群體就業報告》顯示，保潔員平均收入為3804元，在主要藍領群體中收入中最低，他們必須得把錢花在更緊迫的生存需求上，比如支出下個月的房租、購買米麵糧油，給孩子交學費。
再者，因為近幾年社保五險統征，工傷保險已無法單獨繳納，即便陳麗雲打定主意，決定花上千元，為自己購買一份工作傷害保障，也無法如願。
今年，陳麗雲已經53歲，身體機能逐漸退化，除了常年性腰痛，最近晚上睡覺時，手臂還會發麻發脹。周圍的同事告訴她，可能是脊椎有問題。她不敢耽誤病情，趕緊去醫院檢查。坐在候診區的時候，她看著那些刷醫保卡的城裏人，忽然有些難過。“隻有這個時候才發現，原來自己50多歲了，竟然一點保障都沒有。”
騎著電動車，繼續上路（圖源：受訪者）
為了舒緩自己內心的焦慮，她越發重視健康。刷抖音時，常常會看預防腦梗方麵的知識。
和外賣員、快遞員等靈活就業群體相比，保潔員群體有其特殊之處：年齡較大、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隻有初中學曆，受教育水平和認知限製，他們往往缺乏維權意識。
“村裏男人出去送外賣受傷了平台給他們買保險，我們幹保潔什麽都沒有。”陳麗雲曾經對比過自己與村裏其他外出務工者迥異的工作處境，送外賣受傷還有平台繳納職傷險，但她並沒想過自己也應該有這種待遇。
陳麗雲在為某家政公司工作時，竟沒有簽署任何紙質合同，也沒有任何蓋章文件，而她之所以沒有要求簽署合同，是因為在她看來，“要求簽合同是一種挑剔。”“你不是想找活幹嗎，那就得按人家的要求走。”為了生計，她選擇了妥協。
由於家政服務人員與公司之間缺乏正式的勞動合同，主流的中介製用工模式存在顯著的法律和保護缺陷，他們在工作中遭遇傷害或權益受損時，往往難以獲得應有的工傷保險等勞動保護。
陳麗雲的同事們也同樣如此，即便被雇主家的狗咬傷，隻要雇主幫忙支付打狂犬疫苗的費用，她們也不會再追究，如果在工作中遇到傷害，通常都會選擇私了。賠多賠少，全看雇主良心。
顯然，類似糾紛變多後，雇主的風險意識也不斷增強。有一次陳麗雲接了單上門擦玻璃的服務，在門口被問到自己有沒有交工傷險或意外險。陳麗雲回答沒有後，雇主不讓她進門，說出事了賠不起。
結語
保潔員的工作環境私密，他們往往個體分散，很少像外賣員、快遞員一樣，時常和公眾接觸，也缺乏網絡發聲渠道，社會也因此缺失了對保潔員的關注度，她們的職業保障問題很難被看見。
2023年我國家政服務業已步入萬億級市場，企業數量超過100萬家，從業人員約3800萬人。
這其中的保潔員從業者，大多都是像陳麗雲、劉福香、張娜這樣的農村媽媽，她們從偏僻的村落來到了繁華的都市，為了孩子們的明天而努力奮鬥。家政工，讓這些普通人得以更靈活地靠自己的雙手，實現多勞多得。
隻是當這些媽媽們努力托起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夠讓他們獲得更有保障的生活時，卻選擇把自己放在了沒有保障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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