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北京天安門附近一個紀念品商店裏毛澤東的塑像擺在習近平紀念畫盤的前麵。（2018年3月1日）
中共間諜活動滲透歐美的規模及野心不斷擴張之際，中共國安部誓言展開新“五反鬥爭”。有的分析人士認為針對的對象是以境外為主體的“境外敵對勢力及其走狗幫凶”，也有人認為這是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執政10年來對內與對外政策的總結與展望。而這個總結概括來講就是“失敗”，展望則是“重返毛澤東時代”。
中共國安部部長陳一新最近接連在中共黨媒《求是》與《學習時報》上刊文，表示國安部要開展反顛覆、反霸權、反分裂、反恐怖、反間諜的“五反鬥爭”，稱“堅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切實築牢國家安全屏障。”
打擊對象
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特聘教授寇健文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中共情報頭子所謂的“五反鬥爭”反映出中共對於其所處內外環境充滿變數與凶險的認知。它所針對的對象，用中共的話來講，就是“境外敵對勢力及其走狗幫凶”。
寇健文表示，國安部的新“五反”各自針對不同的敵人。反顛覆就是凡有意顛覆國家政權的人都被中共視為敵人，都要用專政手段去鎮壓；反分裂對象是分裂主義分子，包括港獨、疆獨、藏獨、蒙獨、台獨等“五獨”，甚至連法輪功和異議分子也包含在裏麵；反霸權對付的是美國的霸權主義；反恐怖是要打擊所謂的“三股勢力”，包括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等；反間諜則是要防範境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的滲透。
寇健文說：“所以這5個一看了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到它的主要主體事實上是對外的為主，但是它處理對外所謂敵人的時候，他會去挖掘境內裏麵的敵人。”
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也認為新“五反鬥爭”主要是針對境外，但也會對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造成影響，比如反顛覆、反霸權可能會涉及到國內的教育問題，不能給學生看有關帝國主義，或一些對共產黨而言是曲解曆史方麵的教材。
他表示，反顛覆是習近平對於安全概念的延伸，國安部將其放在第一位，顯示中共將國家安全與執政的穩定性擺在最優先的位置。
警告台灣？
幾周前，中共國安部在4月15日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當天回顧了過去10年來的10件重大間諜案，包含曾在捷克任教的台灣籍學者鄭宇欽、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擁有香港與美國雙重國籍的在美國的僑團領袖梁成運、以及中國諮詢行業龍頭凱盛融英等。
蔡文軒認為，國安部的新“五反鬥爭”雖然不是完全講給台灣聽，但在某種程度上有警告台灣的意味，尤其在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正式上任之前發布，是有意警告台灣不要妄想台獨、不要想顛覆中共政權、不要有間諜行為，也呼籲美日不要對台灣進行幹涉。
他說：“所以我覺得他把反顛覆放在第一位，他這個可能是對於境外，包括像香港或者特別是針對台灣的一個講法 。”
然而，近期在美國、澳大利亞和歐洲接連爆發的中國間諜案引發廣泛關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中國部5月2日指出，根據資訊，中國國安部將間諜活動基地安排在各省級的國安局，例如上海國安局通常負責美國間諜活動，浙江負責歐洲間諜行動。英國國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並曾指出，中國國家情報機構幾乎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情報機構，擁有數十萬非軍職的情報人員，對全世界進行強力滲透。
政策總結是失敗
加拿大女王大學兼職助理教授賴小剛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他認為中共國安部長陳一新的這篇文章是對習近平執政10年來對內對外政策的總結與展望。
他說：“這個總結呢，我用兩個字概括，就是‘失敗’；那我們說‘展望’呢，就是重返毛澤東的時代。”
他表示，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巧妙，表麵上看不出失敗兩個字，但其實說明了習近平自2014年正式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後，一直幻想能在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國際秩序中間開辟出一方屬於自己的小天地，來圓他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中國夢，所以提出自己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倡議，就是希望憑藉中國龐大的經濟量體來逼使西方國家接受自己。
但是在這10年間，習近平的中國夢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賴小剛說，原本習近平還一直活在自己的夢中，直到去年7月，中國的對外出口比前一年同期直線下跌14.5%，習近平明白中國的經濟再也回不到2019年疫情以前的情況了。“這一頁已經過去，這個時代結束了”，賴小剛說。
預告重回毛時代
他表示，中共不僅是走到經濟下行的階段，這幾年西方世界又跟中國各方麵進行脫鉤，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將走向一個無底深淵，所有中國這40年來的改革開放成果，等同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受到動搖，以致社會各種矛盾爆發。中共高層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以及與之相伴的共產黨權力，就隻剩下一個工具：毛澤東時代的專政工具。而中國共產黨在創建過程是以列寧布爾什維克主義為榜樣，其最重要的一個專政工具就是秘密警察，也就是當年蘇聯克格勃特務組織的前身“契卡”。所以，國安部的這篇文章就是在預告中國未來將往這個方向走。
在1950年代和60年代，中共曾先後發起過兩次“五反”運動。第一次在1952年1月底，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起草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自此共產黨開始在全國各大城市展開聲勢浩大的“五反”運動，瞄準資產階級與私營工商界，主張要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通過這一運動，中共初步完成了由鄉村到城市的革命滲透，為隨後的社會經濟改造奠定了思想和組織的基礎。
在1963年5月至1964年6月底，中共發起了第二次“五反”運動，反官僚主義、反分散主義、反鋪張浪費、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
至於這次國安部提出的新“五反”跟過去的兩次“五反”是否有溯源性或是關聯性，分析人士各有不同看法。
新舊“五反”比較
賴小剛表示，對於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一聽到“三反五反”馬上就知道是代表對經濟與財產的剝奪。雖然中共現在還沒有走到這個地步，但他已經在發出信號，對黨政機關的掌權者說尤其如此。他們要往毛澤東時代的方向走，因為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無法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所以為了保有一線生機，以便能生存得久一點，唯有通過重回毛時代的計劃經濟，才能讓中共政權不馬上崩潰垮台。
台灣政治大學學者寇健文認為，過去的“五反”運動主要是消滅或改造資產階級的人和黨內的腐敗分子，跟經濟比較相關；但現在的新“五反”主體其實是針對境外敵對勢力及其境內的幫凶走狗，政治性比較強，涉及到中共整個政權的延續與穩定，兩者的內涵完全不同。
他說：“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五反’這兩個字，內涵完全不一樣，我覺得是沒有關聯的。 ”
台灣中研院學者蔡文軒說，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讀。新舊“五反”的相同之處在於都是一種政治運動，共產黨政權一旦發起政治運動，就代表領導人對於當下的政治環境有所不滿，或是對現在的權力具有危機感，所以中共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其實都是透過政治運動來強化他們本身在黨內的地位。如果從這個大角度來看的話，新舊“五反”之間的關聯性就是它們都代表領導人對於權力的掌控與強化。但不同之處是，現在的新“五反”在經濟上的意涵相對少很多，主要是針對境外勢力的煽顛或者分裂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國安部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從原本隱蔽的影子組織化暗為明，變成時常在微信公眾號上發文的機構。
蔡文軒表示，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國安部門正在擴權，政治安全是其背後最重要的考量，而政治安全就是什麽都要安全，所以什麽都要去管，包括現在的新“五反”。國安部伸手到其他部門的激進行動的背後一定有習近平的允許或授權，因為這將有助於習近平的權力掌控，以達到恐怖統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