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 元春（之二）封妃、省親

元春（之二）封妃、省親

元春作為遼東局勢和遼東人物的影射，封妃省親代表了，大明在遼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麵積收複國土，以及軍事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勝：“寧遠大捷”。所以在省親這一回中，元春身上有袁崇煥的影子，但是更多的是指向孫承宗。

從天啟二年到天啟五年，孫承宗經略遼東。數年間，趁著後金遷都無暇南下，陸陸續續在遼西走廊修建了較為完整“關寧錦防線”。並且積極發展火器，重用專家孫元化，革新“熱兵器”，組建新式火器部隊，對後金進行“降維打擊”。在孫承宗努力下，明軍前後修複9座大城，45座堡壘，招練兵馬11萬，建立12個車營、5個水營、2個火器營，8個前鋒後勁營。製造甲胄、軍用器械、弓矢、炮石等打仗用的裝備有300萬，開疆擴土400裏，屯田5000頃，年收入15萬。如此，遼東局勢煥然一新。

但是，另一方麵，孫承宗花的錢實在太多了，又看不到明顯的戰功，朝中那些受東林黨排擠的人，以及一些政治相對中立的官員，便開始上疏。1625年，孫承宗被魏忠賢黨羽彈劾，無奈之下辭職回家。十月，明廷派閹黨高第取代孫承宗。高第剛一上任就要把錦州、右屯等地的防禦器械撤除，把守軍全部趕進關裏。袁崇煥堅決反對，高第隻好讓他率領一小部分明軍留守寧遠城。努爾哈赤乘遼東明軍易帥和匆忙撤軍之機，親統八旗軍約六萬人（號稱十三萬）於1626年（明天啟六年）正月直逼寧遠。袁崇煥依靠堅城火炮重創金軍，據說努爾哈赤也是在這次戰役中被炮擊傷，同年八月去世。對於明朝來說此戰意義非凡。

寧遠大捷是袁崇煥的第一次功績。不過能夠大敗金軍，主要還是靠孫承宗之前三年的苦心經營；提拔孫元化引進西方火器並監督訓練；提拔祖大壽主持修建城牆。因此，無論袁崇煥再怎麽樣決勝千裏之外，主要的功勞還是運籌帷幄的孫承宗。

元春封妃，除了封為“賢德妃”，同時也加封“鳳藻宮尚書”。無論明清，後宮女史都沒有這個官職。很有可能作者是借這個虛構的官職，影射孫承宗和袁崇煥當時都官至兵部尚書之職。

第十六回中，賈璉的乳母趙嬤嬤來找鳳姐給兩個兒子討差事。聽說已經準了元妃省親，趙嬤嬤道：“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此處脂批“文忠公之嬤。”

這個批語的意思是，趙嬤嬤的口氣好像是元春的嬤嬤，也就是說此處批者稱元春為“文忠公”。而“文忠”恰恰是孫承宗的諡號。【弘光元年（1644年），孫承宗獲南明追贈太師，諡號“文忠”。】

第十八回中，寫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即是影射孫承宗兩代帝師的身份（泰昌、天啟）。如果僅是影射袁崇煥，元妃不可能有這樣的設定。

 

為迎接元妃省親，賈府修建了大觀園。細讀文本，可以發現很有意思的一個地方，就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卻少見王熙鳳的身影，倒是對賈璉多了許多的筆墨。（87版紅樓夢似乎也注意到這一點，特意給鳳姐加了很多書中沒有的戲碼。）

第十六回中鳳姐幫著給趙嬤嬤的兩個兒子安排了差事後，一直到第十八回才寫到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日日忙亂，王熙鳳隻出現在“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這一處簡單的描寫。在此之前，賈政遊大觀園的時候問到東西是否都齊全了，賈珍給了個含糊的答案，“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令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趕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內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折略節來，看了一看，回道：“妝、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這裏細致寫賈璉應對賈政，應該是暗喻：寧遠大捷主要是東林黨的功績，閹黨正麵參與不多。【注：賈璉的形象是影射東林黨中比較正派的一部分人，代表人物楊漣為“東林六君子”之一。本回中賈璉的形象，應指在修建和護衛寧錦防線中，那幾個護國務實的 “非閹黨”人物。】賈璉這個多少架多少掛的賬單，是暗指東林黨人購置澳門火炮。在寧遠大捷中，發揮威力的正是按孫元化的辦法布置的十一門大炮，其中威力最強的，就是李之藻派張燾從澳門第一次購買的四門大炮之一。天啟六年，此炮還因功被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實際上，天啟三年李之藻上“以夷攻夷”之策，令張燾第二次從澳門購買了25門大炮，並招募了葡萄牙士兵隨行。（但由於李之藻隨後在鬥爭中被免職，朝廷找了個借口，又把這些西洋炮師送回澳門去了。）嚴格來說孫元化、李之藻並非典型東林黨人，隻不過在立場上更傾向於東林。（孫、李二人是天主教徒，李之藻更是與徐光啟、楊廷筠並稱為天主教中國三柱石。）

曆史上，一向認為閹黨因為孫承宗的東林黨身份，而對遼東事務掣肘，主要體現在用高第取代孫承宗。不過細想這其中亦有矛盾之處。孫承宗在遼東的策略所需開銷龐大，天啟三年七月工科給事中方有度上疏：“自遼左發難，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今且五年，於茲約費內帑金錢以千萬計，而加派新餉，出之民者，每歲四百八十五萬有奇，通五年約費二千餘萬。百姓敲骨剔髓，鬻子賣妻，以供誅求，年複一年。”方有度還是東林黨一員，但看到遼東這麽個花錢法，也知道不是長久之計。（第五十三回借賈珍之口也指出這一點：“再兩年再一回省親，隻怕就淨窮了。”）試想當時如果魏忠賢真要有意掣肘遼東，完全有理由從財政上進行控製，孫承宗經略遼東的四年，正是魏忠賢權力如日中天的時間。孫承宗能夠收複失土，重建寧遠，應該與閹黨在經濟上的支持分不開。以至於袁崇煥在寧錦大捷後的天啟六年十月，上疏稱頌魏忠賢供應軍用物資，支持他“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策略以及吊喪議和之舉，而且閹黨鎮守太監、督撫等較少掣肘，能夠與他協力守遼。紅樓書中，修建大觀園迎接元春省親，賈璉雖然是主事之人，但是作者還是加了鳳姐“開樓揀紗綾”和“開庫收金銀器皿”兩處小的細節描寫。對應這段曆史上，閹黨在後方對遼東事務在財政上的支持。

仍舊是第十八回中，提到“賈薔已從姑蘇采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此時是在元妃省親前一年的九月，歸省是在次年正月十五。這裏寫薛姨媽早已從梨香院搬出（即九月前就已經搬出），遷到另一處也是東北角的房舍，是在影射努爾哈赤於1625年春天從遼陽遷都至沈陽，轉年（1626年）正月即領兵進攻寧遠。我們前文提到，孫承宗之所以能夠不受幹擾的修建“關寧錦防線”，主要原因也是努爾哈赤在準備遷都，這裏用薛姨媽搬家作為回應。薛姨媽搬家與元妃省親的時間關係（當年的九月之前和轉年正月十五），也基本符合老奴遷都與寧遠大捷的時間關係（1625年三月和1626年正月十四）。這是從側麵再一次證明省親的影射含義。

及至正月十五這一天，元春回家的時間也是非常的詭異：

“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服大妝。……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幕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坐大馬而來，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著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刻進太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隻怕戌初才起身呢。”

如果把這段話裏的時間，換算成現在的時間，賈母等人淩晨三點的時候就已經在大門外等著元春的鑾駕了，等了很久都不見貴妃來，不免有些著急不耐煩，這時候宮裏有太監來報元春的日程安排：下午一點十五分元春吃晚飯，兩點半到寶靈宮拜佛，五點十五分進太明宮請旨，晚上七點以後才出發朝賈府這邊來。也就是說，元春要到晚上七點多才能真正回到娘家賈府，先後遊覽了大觀園，考了姊妹們的詩才，聽了幾出戲文，又與賈母、王夫人等人敘了許多話，之後就有執事太監啟道：“時已醜正三刻，請駕回鑾。”，醜正三刻相當於現在的淩晨兩點四十五分。

整個省親過程，完全是在晚上進行。如果說是皇家規矩大，時間必須是有講究的。那麽以故事中賈府的身份，應該知道皇家時間會如何安排，不致於淩晨三點就起來等候。從賈府的反應來看，元妃回來的時間似乎是預料之外的，似乎是臨時決定、不受控製。無論是晚上歸家還是賈府不知道時間安排，以書中的設定都顯得很奇怪。同時，作者似乎是刻意把每一件事情的時刻都寫的非常詳細，那麽這些時間應該是故意被安排成這樣，並且有所寓意。

這裏猜測可能是用計時的地支對應了年份的幹支：

• 未初用膳，影射己未年二月（1619）的薩爾滸之戰。
• 未正拜佛，影射己未年六月（1619）的開鐵之戰。
• 酉初看燈請旨，影射辛酉年三月（1621）的沈遼之戰（渾河之戰）。
• 戌初起身，對應壬戌年二月（1622）廣寧大敗後，孫承宗自請經略遼東。
• 醜正三刻回鑾，對應乙醜年十月（1625）孫承宗因被閹黨排擠，請辭還鄉。

元春歸省的時間點，恰好對應了遼東從薩爾滸之戰到寧遠大捷之前的這一段時間。從未時至戌時元妃未歸，對應孫承宗進入遼東之前的三年。戌時至醜時元春回到賈府，對應孫承宗經略遼東的三年，收複領土。作者用這樣一個小技巧，算是再次應照元妃身份以及省親的影射含義。

 

在元春遊覽大觀園的這一晚，比較引人注意的是，給兩處地方改了名字，一處是把“蓼汀花漵”改為“花漵”；一處是把“紅香綠玉”改為“怡紅快綠”。

先看“蓼汀花漵”為何會被改為“花漵”。

“蓼汀”源自“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開水國愁”；“花漵”源自“玉漵花爭發，金塘水亂流”。

元妃刪掉蓼汀，保留花漵，是因為第一句不合當時形勢。“紅蓼花開水國愁”意謂明興清衰，元妃省親對應寧遠新勝，努爾哈赤被大炮轟死。此時後金新主繼位，處在政權更替之時。以漢族王朝的經驗來看，後金應該是會陷入內政不穩，甚至於有可能就此而衰落。所以這個時候的大明朝廷很樂觀，認為就此朱明便是“紅蓼花開”，而後金則會“水國愁”。但是真正守遼東的將帥們卻知道，形勢並沒有那麽樂觀。

而“花漵”中的“玉漵花爭發”暗指寧遠大捷後明廷內部黨爭不斷；“金塘水亂流”指努爾哈赤雖死，可是後金在北方勢力不但不減，甚至在皇太極繼位後更加強勁。除了繼續侵犯大明，還征服了蒙古和朝鮮。

元春在此處改名的意思，是對明廷的提醒：“雖有寧遠大捷，老奴身死，後金貌似衰微，但是大明不該掉以輕心，更不該內部黨爭不斷，消耗人才。因為，實際上努爾哈赤的繼任者皇太極是個更加厲害的角色，後金在北方的勢力擴張實為大明隱患。”這個提醒其實跟秦可卿臨終托夢對王熙鳳的囑托相一致。

元春改動的第二處，是寶玉後來居住的怡紅院。將“紅香綠玉”改做“怡紅快綠”。這個改動一直也是紅學討論的話題。按照我們前文所分析過的：“紅”即朱指大明，“綠”即青指滿清，“香玉”都代表政權。那麽紅香綠玉，則暗指明清對皇權的爭奪。而“怡紅快綠”從字麵的意思就可解釋：既喜愛紅也喜愛綠，指對兩邊的政權沒有明顯的偏好和傾向性。

那麽，元春的這個改動是什麽意思呢。其實跟改動“蓼汀花漵”的意義類似，是對大明發出的另一個提醒。這裏就涉及了明末一直爭論不休的議題：“以遼人守遼土”的政策，是否可行。

“遼人”在明代特指生活在遼東都司轄境的土著漢人、軍戶和流人，“遼人”這個名稱對大明朝廷來說很微妙，既指出了這一群體生活的地域“遼”，又把遼人和山海關內普通的“百姓”或“漢人”區分開來，顯示出這一群體的不同之處。東北地區遼闊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賦予了明代遼人豪爽、粗獷的性格特點，多民族雜居的格局讓漢人和塞外民族的生活習俗、價值觀念、心理特點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邊民”群體。

到了明末，遼兵的衰落和滿洲勢力威脅的日益增強，迫使朝廷用“三大征”的模式來處理邊疆危機，調集全國之兵匯集遼東，征伐滿洲。然而如此大規模的軍隊調動和集結，需要大量的糧食，遼東的經濟不發達，無法供應如此大規模的軍隊，明朝的糧食要從江南漕運至京師，再運往遼東，這非常不劃算，因此明朝往往選擇直接運輸體積較小、價值較高的白銀，這直接導致了遼東糧價的劇烈上漲。大量的白銀湧入經濟並不發達的遼東，造成了災難性的輸入通脹。隨著遼人對大明朝廷的失望和怨憤越來越高，遼人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也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富戶紛紛逃往關內，或渡海逃往山東，窮人寧可死於金人的屠刀，也不願意配合朝廷的行動，讓朝廷裏的士大夫發出“遼人皆賊也”的怒罵。經過幾番惡政、亂政和兵亂蹂躪之後的遼民，並不能保持對明朝的忠心，除了“生於遼而走於胡”外，民間還流傳著“若不罷稅，達子就是我投主”的說法。

所以熊廷弼是一直反對以遼人守遼土的策略。熊廷弼指出：“況遼人浸染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為奸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熊廷弼指出的確實是實情，明清戰爭的前期，遼軍望風而逃、一觸即潰，遼民甘為漢奸細作，遼人不肯報效朝廷，無心抗敵的現象確實很多，但這並非是遼人“浸染胡俗”造成的，而是明朝長期以來在遼東的苛稅惡政造成的，並非“遼人皆賊也”，而是“朝廷相逼遼人為賊也”。

然而，熊廷弼作為一個內地出身的文官，無法感同身受的體會遼人的處境，盡管具備敏銳的洞察力，也隻能認識到“遼人不能守遼”的表象，欠缺深層次的思考，最終曆史的洪流也根本沒有給他思考的時間，就把他無情吞沒了。

自萬曆末年，明朝向遼東大量輸入白銀造成的通脹，沉重的打擊了後金的經濟，使後金的糧食供應產生了嚴重困難。此時的努爾哈赤雖然不明白馬爾薩斯的《人口原則》和《政治經濟學原理》，但已經成為了馬爾薩斯主義的堅定信徒，他開始大肆屠殺投向後金的遼民，先殺“無糧之人”減少消耗，再殺“有糧之人”給核心部族留出餘糧，幾番殘酷的屠殺之後，遼人終於認識到後金並非避難所，又開始投向毛文龍的海島和關寧明軍，遼東局勢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民心開始向大明傾斜。

1626年到1627年，明軍破天荒的讓後金軍連續遭遇了兩次軍事挫折（即此處的元妃省親所代表的寧遠大捷及之後的寧錦大捷），遼東局勢稍定，而主張“遼人守遼”的袁崇煥，政治勢力也達到了頂峰，然而他隻看到遼人組成的遼軍恢複了戰鬥力，卻沒有認識到遼人能戰的根本並不是與朝廷的矛盾化解的結果，而是因為後金屠殺遼人，遼人不得不戰的結果，遼人此時並非為大明而戰，而是為自己而戰。

袁崇煥沒有明白這一點，但是皇太極顯然明白。他上台後，除了糾正努爾哈赤屠殺遼民的錯誤政策、平抑物價、穩定經濟外，還通過丁卯之役征服了朝鮮，使之成為後金的糧食供應基地，大大緩和了後金政權和其治下遼民的矛盾。從而得以把全部精力集中於打擊和招撫遼東軍事集團上。

最終，從大淩河到山海關，從祖大壽到吳三桂，皇太極的耐心得到了回報，在幾次搖擺和波折之後，遼土最終成了大清的龍興之地，遼人成了旗人，遼兵成了清兵。

所以，元春在這裏改“紅香綠玉”為“怡紅快綠”的目的，就是提醒明廷：遼東百姓已經不勝其苦，遼東的人心並沒有明顯的偏向明朝或者清朝，無論誰掌皇權，遼東的百姓都不會很在乎。他們不希望夾在因為爭奪政權而帶來的戰爭之中，隻想安居樂業。無論明清，哪一方麵的政策對他們更有利，他們就親近哪一方麵。大明如果不想失去遼東，乃至失去整個國家，那麽善待遼東百姓，善待守遼將士才是解決方案。可惜的是，曆史無法重來。人口上億的大明，最終被滿清以幾萬的八旗兵征服，遼東人心盡失，就是潰敗的開端。

 

除了這兩處改名，元春還給“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暗示黛玉雖為帝王身份，卻注定是悲劇收場的帝王，當然遼東崩壞是其悲劇的根源之一。給“蘅芷清芬”賜名“蘅蕪苑”，暗示遼人也並非是從一開始就希望滿清掌權（芬即香氣，清芬意謂清朝掌權，芷諧音止），奈何皇太極是一個“傾國傾城”的“北方佳人”（關於蘅蕪苑的典故前文分析過），既有能力又會拉攏人心，最終使得遼人大多投靠滿清。

至於“浣葛山莊”和“稻香村”的名字，我們留到李紈篇再討論。

 

最後說一下，寶釵教寶玉把“綠玉”改為“綠蠟”的意義。元春不喜“紅香綠玉”的意義我們前麵剛剛說過，其實後文中寶玉也表示過自己不喜歡“綠玉”。在妙玉用自己的綠玉鬥給寶玉倒茶時，寶玉說不用這個俗器。因為“綠玉”就是指滿清搶奪漢人政權。

那麽“綠蠟”呢？這要從“蠟”字的繁體來看。蠟的繁體字為“蠟”。左邊是個蟲，我們前文提過，薛蟠薛蝌的名字都是從“蟲”，代表蠻夷。右邊是巤，字形很像鼠，本身也有老鼠毛的意思。“綠蠟”兩個字翻譯過來就是：“滿清蠻夷鼠輩”。綠蠟二字從寶姐姐嘴裏說出，加上改動的緣由是“紅香綠玉”，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第十九回中寶玉講小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小耗子精變作黛玉的模樣去偷“香芋”，是隱喻滿清靠打著為崇禎報仇的旗號，竊取中原政權。我們在討論這個故事的時候分析過，寶釵就是那個小老鼠精，因為寶玉的故事剛剛講完，寶姐姐就進來，並且嘲笑寶玉，在元妃省親這晚忘了“綠蠟”的典故，虧得自己提醒。這其實就是寶釵用“綠蠟”的“蠟”字，做實了自己就是那個小老鼠精。所以寶釵教寶玉改“綠玉”為“綠蠟”的含義，一直到第十九回中，寶玉講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才解釋清楚。即作者在暗諷皇太極和多爾袞，依靠偽裝從而竊取漢人政權。

 

另外，元春點的四出戲，參考癸酉本，則很容易看出其伏筆用法。而元春喜歡齡官，是因為齡官的影射原型也靠近遼東，這個我們留至齡官篇再論。

 

看懂元妃省親的影射意義。我們再翻回頭看在修建大觀園之前，王熙鳳和趙嬤嬤的一段閑談究竟有何深意。

第十六回中，當聽賈璉說元春的歸省已經被恩準，賈府準備建大觀園了。王熙鳳很興奮，說：“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麵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麵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

類比元春歸省影射了遼東收複領土寧遠大捷，那麽“太祖皇帝仿舜巡”應該是指朱元璋朱棣開國。舜帝南巡是主要平亂，兼開拓疆土，最後崩於蒼梧之野。【注：康熙南巡是為了巡視江南體察民情，與戰爭無關，更沒有死在外麵。能對應上舜巡的是明成祖朱棣，死於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這裏仿舜巡和省親接駕一樣，都喻指戰爭。

 

然後，趙嬤嬤接道：“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隻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此處的賈府“預備接駕”（注意不是接駕），應該是影射鄭和下西洋，監造海舫和修理海塘，都與出海航海有關。顯然，鄭和數次下西洋是很燒錢的，就像趙嬤嬤說的“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因為鄭和下西洋是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有“厚往薄來”之說。據說，鄭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對這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曾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此一項耗費銀兩即達600萬兩，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餘萬歸。”（《廣誌繹·卷一》）】由於船隊攜帶銅錢出國，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大明寶鈔的大規模貶值。以上花費還不包括當初造船的支出，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白銀，每次出航，船隊平均需要船隻260多艘，建造和維修費用又是幾十萬兩銀子。【注：鄭和下西洋究竟是收益大於支出，還是隻是為了宣揚國威，至今也還有爭議。不過似乎紅樓的作者認為下西洋隻是虛耗國帑。】

 

趙嬤嬤說完賈府造海舫修海塘，鳳姐忙又接著說：“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鳳姐說王家也“預備接駕”過一次（注意這裏也是預備接駕而非接駕），然後去聊王府接待朝貢的外國人。並且從後麵的描述來看不再強調花錢，而是強調王家就此而富。說明這已經不單單是進貢朝賀，而是有大量的與外國的通商往來，同時在經濟上也有實際的收益。那麽此處的“預備接駕”，應該是指隆慶開關。隆慶開關使得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全麵的開放局麵。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不過，從趙嬤嬤引用“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一句來看，對外貿易帶來的財富，並沒使國家以及底層百姓得到多少受益，獲利最多的恐怕還是皇親國戚和一些特權階層。隆慶之後，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對於海禁政策也再未出現太大變更，這種局麵一直維持到大明帝國滅亡。不過隨著巨量的白銀流入民間財團，直接引發了市場上的通貨膨脹，而中央政府根本無力平抑物價，平和市場，尚未有所準備的大明財政體係被這場全球化浪潮衝擊得支離破碎。當崇禎三年明朝宣布取消海稅時，大明王朝的財政命脈就此被割斷，本就捉襟見肘的財政陷入嚴重危機之中，中央政府無力對抗勢力龐大的江南士紳集團，隻能將稅收壓力壓向內陸的農民，由此引發官逼民反的大動蕩，為明亡埋下種子。【注：清朝入關後為了對付東南沿海和台灣的抗清運動，實施極其嚴厲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許入海。昔日熱鬧興旺的對外貿易無影無蹤。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伴隨著平定三藩和統一台灣兩件大事的完成，清王朝結束了“遷界禁海”政策，開放江浙閩粵四口通商,有限度地放開了對外貿易。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又關閉了江、浙、閩三處海關，外國商船隻能在粵海關(廣州)一地通商，並且附加許多限製。這期間的對外貿易無論是規模還是影響力，都與隆慶開關相差甚遠。直到清末鴉片戰爭，國門才再一次被打開。】

 

之後趙嬤嬤又順勢提到江南甄家，說：“獨他家接駕四次”，並且是“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鳳姐跟著感慨：“隻納罕他家怎麽就這麽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

這裏要注意，隻有甄家是真正的接駕四次。前麵賈府和王府都是預備接駕，並非真接駕，所以隻是影射下西洋和開關而非戰爭。而甄家是真的接駕四次，應該是指明朝四個重要的對外戰爭：朱元璋的開國戰爭、朱棣的五征蒙古、朱厚熜北方抗虜南麵平倭，以及朱翊鈞的萬曆三大征。

前麵我們說過，江南甄家以及甄士隱家都是賈府的鏡像，影射了明朝特有的“兩京製”，即明朝有兩個“權力中心”。在明朝不同曆史時期，“兩京”輪番行使著管理整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即所謂的“假作真時真亦假”。

所以這裏提江南甄家接駕四次，指的是從朱元璋算起，明朝所贏得的重大對外戰爭。

當然，這些戰爭花費巨糜。尤其是萬曆三大征，雖然都取得了勝利，但曆時時間長，軍資耗費過度，給明朝帶來了十分嚴重的財政壓力。根據記載，寧夏之役花了兩百多萬兩白銀，朝鮮之役花了七百多萬兩白銀，最後的播州之役也花費了差不多兩百萬兩白銀。粗略加起來，至少花費了上千萬兩白銀。要知道，萬曆六年的稅收大概是2000萬兩白銀，可是這隻是稅收總額，真正到國庫裏麵的最多不超過五分之一。到了萬曆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00年，當時還在播州戰役期間。根據記載，就有大臣上報萬曆，當年的稅收到國庫的就隻有四百萬兩銀子，可是軍費開支高達四百五十萬兩銀子。可想而知，到了萬曆三大征結束的時候，明朝的財政已經糜爛成了什麽樣子。隻是當時的明朝剛經曆完大勝，這些問題都沒有顯現出來。直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與後金的薩爾滸之戰，明軍因為武備鬆弛，糧草不足急於求成等原因，而遭到慘敗。

這也就是趙嬤嬤口中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

緊跟著趙嬤嬤又強調，這些“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這就又回到了我們前文所討論的，明末知識分子對家國不分以及“家天下”的反思和反感。作者認為這些戰爭中，有許多隻是為了滿足君主的私利與私欲，與普通百姓無關，甚至帶給百姓的更多是貧窮和苦難。這一點我們不再展開討論，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顧炎武的《郡縣論》等明末思想家的著作與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