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衰翠減話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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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元春(之二)封妃、省親

(2023-06-12 03:57:33) 下一個

元春(之二)封妃、省親

元春作為遼東局勢和遼東人物的影射,封妃省親代表了,大明在遼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麵積收複國土,以及軍事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勝:“寧遠大捷”。所以在省親這一回中,元春身上有袁崇煥的影子,但是更多的是指向孫承宗

從天啟二年到天啟五年,孫承宗經略遼東。數年間,趁著後金遷都無暇南下,陸陸續續在遼西走廊修建了較為完整“關寧錦防線”。並且積極發展火器,重用專家孫元化,革新“熱兵器”,組建新式火器部隊,對後金進行“降維打擊”。在孫承宗努力下,明軍前後修複9座大城,45座堡壘,招練兵馬11萬,建立12個車營、5個水營、2個火器營,8個前鋒後勁營。製造甲胄、軍用器械、弓矢、炮石等打仗用的裝備有300萬,開疆擴土400裏,屯田5000頃,年收入15萬。如此,遼東局勢煥然一新。

但是,另一方麵,孫承宗花的錢實在太多了,又看不到明顯的戰功,朝中那些受東林黨排擠的人,以及一些政治相對中立的官員,便開始上疏。1625年,孫承宗被魏忠賢黨羽彈劾,無奈之下辭職回家。十月,明廷派閹黨高第取代孫承宗。高第剛一上任就要把錦州、右屯等地的防禦器械撤除,把守軍全部趕進關裏。袁崇煥堅決反對,高第隻好讓他率領一小部分明軍留守寧遠城。努爾哈赤乘遼東明軍易帥和匆忙撤軍之機,親統八旗軍約六萬人(號稱十三萬)於1626年(明天啟六年)正月直逼寧遠。袁崇煥依靠堅城火炮重創金軍,據說努爾哈赤也是在這次戰役中被炮擊傷,同年八月去世。對於明朝來說此戰意義非凡。

寧遠大捷是袁崇煥的第一次功績。不過能夠大敗金軍,主要還是靠孫承宗之前三年的苦心經營;提拔孫元化引進西方火器並監督訓練;提拔祖大壽主持修建城牆。因此,無論袁崇煥再怎麽樣決勝千裏之外,主要的功勞還是運籌帷幄的孫承宗。

元春封妃,除了封為“賢德妃”,同時也加封“鳳藻宮尚書”。無論明清,後宮女史都沒有這個官職。很有可能作者是借這個虛構的官職,影射孫承宗和袁崇煥當時都官至兵部尚書之職。

第十六回中,賈璉的乳母趙嬤嬤來找鳳姐給兩個兒子討差事。聽說已經準了元妃省親,趙嬤嬤道:“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此處脂批“文忠公之嬤。

這個批語的意思是,趙嬤嬤的口氣好像是元春的嬤嬤,也就是說此處批者稱元春為“文忠公”。而“文忠”恰恰是孫承宗的諡號。【弘光元年(1644年),孫承宗獲南明追贈太師,諡號“文忠”。】

第十八回中,寫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即是影射孫承宗兩代帝師的身份(泰昌、天啟)。如果僅是影射袁崇煥,元妃不可能有這樣的設定。

 

為迎接元妃省親,賈府修建了大觀園。細讀文本,可以發現很有意思的一個地方,就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卻少見王熙鳳的身影,倒是對賈璉多了許多的筆墨。(87版紅樓夢似乎也注意到這一點,特意給鳳姐加了很多書中沒有的戲碼。)

第十六回中鳳姐幫著給趙嬤嬤的兩個兒子安排了差事後,一直到第十八回才寫到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日日忙亂,王熙鳳隻出現在“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這一處簡單的描寫。在此之前,賈政遊大觀園的時候問到東西是否都齊全了,賈珍給了個含糊的答案,“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令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趕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內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折略節來,看了一看,回道:“妝、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這裏細致寫賈璉應對賈政,應該是暗喻:寧遠大捷主要是東林黨的功績,閹黨正麵參與不多。【注:賈璉的形象是影射東林黨中比較正派的一部分人,代表人物楊漣為“東林六君子”之一。本回中賈璉的形象,應指在修建和護衛寧錦防線中,那幾個護國務實的 “非閹黨”人物。】賈璉這個多少架多少掛的賬單,是暗指東林黨人購置澳門火炮。在寧遠大捷中,發揮威力的正是按孫元化的辦法布置的十一門大炮,其中威力最強的,就是李之藻派張燾從澳門第一次購買的四門大炮之一。天啟六年,此炮還因功被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實際上,天啟三年李之藻上“以夷攻夷”之策,令張燾第二次從澳門購買了25門大炮,並招募了葡萄牙士兵隨行。(但由於李之藻隨後在鬥爭中被免職,朝廷找了個借口,又把這些西洋炮師送回澳門去了。)嚴格來說孫元化、李之藻並非典型東林黨人,隻不過在立場上更傾向於東林。(孫、李二人是天主教徒,李之藻更是與徐光啟、楊廷筠並稱為天主教中國三柱石。)

曆史上,一向認為閹黨因為孫承宗的東林黨身份,而對遼東事務掣肘,主要體現在用高第取代孫承宗。不過細想這其中亦有矛盾之處。孫承宗在遼東的策略所需開銷龐大,天啟三年七月工科給事中方有度上疏:“自遼左發難,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今且五年,於茲約費內帑金錢以千萬計,而加派新餉,出之民者,每歲四百八十五萬有奇,通五年約費二千餘萬。百姓敲骨剔髓,鬻子賣妻,以供誅求,年複一年。”方有度還是東林黨一員,但看到遼東這麽個花錢法,也知道不是長久之計。(第五十三回借賈珍之口也指出這一點:“再兩年再一回省親,隻怕就淨窮了。”)試想當時如果魏忠賢真要有意掣肘遼東,完全有理由從財政上進行控製,孫承宗經略遼東的四年,正是魏忠賢權力如日中天的時間。孫承宗能夠收複失土,重建寧遠,應該與閹黨在經濟上的支持分不開。以至於袁崇煥在寧錦大捷後的天啟六年十月,上疏稱頌魏忠賢供應軍用物資,支持他“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策略以及吊喪議和之舉,而且閹黨鎮守太監、督撫等較少掣肘,能夠與他協力守遼。紅樓書中,修建大觀園迎接元春省親,賈璉雖然是主事之人,但是作者還是加了鳳姐“開樓揀紗綾”和“開庫收金銀器皿”兩處小的細節描寫。對應這段曆史上,閹黨在後方對遼東事務在財政上的支持。

仍舊是第十八回中,提到“賈薔已從姑蘇采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此時是在元妃省親前一年的九月,歸省是在次年正月十五。這裏寫薛姨媽早已從梨香院搬出(即九月前就已經搬出),遷到另一處也是東北角的房舍,是在影射努爾哈赤於1625年春天從遼陽遷都至沈陽,轉年(1626年)正月即領兵進攻寧遠。我們前文提到,孫承宗之所以能夠不受幹擾的修建“關寧錦防線”,主要原因也是努爾哈赤在準備遷都,這裏用薛姨媽搬家作為回應。薛姨媽搬家與元妃省親的時間關係(當年的九月之前和轉年正月十五),也基本符合老奴遷都與寧遠大捷的時間關係(1625年三月和1626年正月十四)。這是從側麵再一次證明省親的影射含義。

及至正月十五這一天,元春回家的時間也是非常的詭異:

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服大妝。……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幕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坐大馬而來,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著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刻進太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隻怕戌初才起身呢。

如果把這段話裏的時間,換算成現在的時間,賈母等人淩晨三點的時候就已經在大門外等著元春的鑾駕了,等了很久都不見貴妃來,不免有些著急不耐煩,這時候宮裏有太監來報元春的日程安排:下午一點十五分元春吃晚飯,兩點半到寶靈宮拜佛,五點十五分進太明宮請旨,晚上七點以後才出發朝賈府這邊來。也就是說,元春要到晚上七點多才能真正回到娘家賈府,先後遊覽了大觀園,考了姊妹們的詩才,聽了幾出戲文,又與賈母、王夫人等人敘了許多話,之後就有執事太監啟道:“時已醜正三刻,請駕回鑾。”,醜正三刻相當於現在的淩晨兩點四十五分。

整個省親過程,完全是在晚上進行。如果說是皇家規矩大,時間必須是有講究的。那麽以故事中賈府的身份,應該知道皇家時間會如何安排,不致於淩晨三點就起來等候。從賈府的反應來看,元妃回來的時間似乎是預料之外的,似乎是臨時決定、不受控製。無論是晚上歸家還是賈府不知道時間安排,以書中的設定都顯得很奇怪。同時,作者似乎是刻意把每一件事情的時刻都寫的非常詳細,那麽這些時間應該是故意被安排成這樣,並且有所寓意。

這裏猜測可能是用計時的地支對應了年份的幹支:

  • 未初用膳,影射己未年二月(1619)的薩爾滸之戰。
  • 未正拜佛,影射己未年六月(1619)的開鐵之戰。
  • 酉初看燈請旨,影射辛酉年三月(1621)的沈遼之戰(渾河之戰)。
  • 戌初起身,對應壬戌年二月(1622)廣寧大敗後,孫承宗自請經略遼東。
  • 醜正三刻回鑾,對應乙醜年十月(1625)孫承宗因被閹黨排擠,請辭還鄉。

元春歸省的時間點,恰好對應了遼東從薩爾滸之戰到寧遠大捷之前的這一段時間。從未時至戌時元妃未歸,對應孫承宗進入遼東之前的三年。戌時至醜時元春回到賈府,對應孫承宗經略遼東的三年,收複領土。作者用這樣一個小技巧,算是再次應照元妃身份以及省親的影射含義。

 

在元春遊覽大觀園的這一晚,比較引人注意的是,給兩處地方改了名字,一處是把“蓼汀花漵”改為“花漵”;一處是把“紅香綠玉”改為“怡紅快綠”。

先看“蓼汀花漵”為何會被改為“花漵”。

“蓼汀”源自“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開水國愁”;“花漵”源自“玉漵花爭發,金塘水亂流”。

元妃刪掉蓼汀,保留花漵,是因為第一句不合當時形勢。“紅蓼花開水國愁”意謂明興清衰,元妃省親對應寧遠新勝,努爾哈赤被大炮轟死。此時後金新主繼位,處在政權更替之時。以漢族王朝的經驗來看,後金應該是會陷入內政不穩,甚至於有可能就此而衰落。所以這個時候的大明朝廷很樂觀,認為就此朱明便是“紅蓼花開”,而後金則會“水國愁”。但是真正守遼東的將帥們卻知道,形勢並沒有那麽樂觀。

而“花漵”中的“玉漵花爭發”暗指寧遠大捷後明廷內部黨爭不斷;“金塘水亂流”指努爾哈赤雖死,可是後金在北方勢力不但不減,甚至在皇太極繼位後更加強勁。除了繼續侵犯大明,還征服了蒙古和朝鮮。

元春在此處改名的意思,是對明廷的提醒:“雖有寧遠大捷,老奴身死,後金貌似衰微,但是大明不該掉以輕心,更不該內部黨爭不斷,消耗人才。因為,實際上努爾哈赤的繼任者皇太極是個更加厲害的角色,後金在北方的勢力擴張實為大明隱患。”這個提醒其實跟秦可卿臨終托夢對王熙鳳的囑托相一致。

元春改動的第二處,是寶玉後來居住的怡紅院。將“紅香綠玉”改做“怡紅快綠”。這個改動一直也是紅學討論的話題。按照我們前文所分析過的:“紅”即朱指大明,“綠”即青指滿清,“香玉”都代表政權。那麽紅香綠玉,則暗指明清對皇權的爭奪。而“怡紅快綠”從字麵的意思就可解釋:既喜愛紅也喜愛綠,指對兩邊的政權沒有明顯的偏好和傾向性。

那麽,元春的這個改動是什麽意思呢。其實跟改動“蓼汀花漵”的意義類似,是對大明發出的另一個提醒。這裏就涉及了明末一直爭論不休的議題:“以遼人守遼土”的政策,是否可行。

“遼人”在明代特指生活在遼東都司轄境的土著漢人、軍戶和流人,“遼人”這個名稱對大明朝廷來說很微妙,既指出了這一群體生活的地域“遼”,又把遼人和山海關內普通的“百姓”或“漢人”區分開來,顯示出這一群體的不同之處。東北地區遼闊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賦予了明代遼人豪爽、粗獷的性格特點,多民族雜居的格局讓漢人和塞外民族的生活習俗、價值觀念、心理特點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邊民”群體。

到了明末,遼兵的衰落和滿洲勢力威脅的日益增強,迫使朝廷用“三大征”的模式來處理邊疆危機,調集全國之兵匯集遼東,征伐滿洲。然而如此大規模的軍隊調動和集結,需要大量的糧食,遼東的經濟不發達,無法供應如此大規模的軍隊,明朝的糧食要從江南漕運至京師,再運往遼東,這非常不劃算,因此明朝往往選擇直接運輸體積較小、價值較高的白銀,這直接導致了遼東糧價的劇烈上漲。大量的白銀湧入經濟並不發達的遼東,造成了災難性的輸入通脹。隨著遼人對大明朝廷的失望和怨憤越來越高,遼人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也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富戶紛紛逃往關內,或渡海逃往山東,窮人寧可死於金人的屠刀,也不願意配合朝廷的行動,讓朝廷裏的士大夫發出“遼人皆賊也”的怒罵。經過幾番惡政、亂政和兵亂蹂躪之後的遼民,並不能保持對明朝的忠心,除了“生於遼而走於胡”外,民間還流傳著“若不罷稅,達子就是我投主”的說法。

所以熊廷弼是一直反對以遼人守遼土的策略。熊廷弼指出:“況遼人浸染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為奸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熊廷弼指出的確實是實情,明清戰爭的前期,遼軍望風而逃、一觸即潰,遼民甘為漢奸細作,遼人不肯報效朝廷,無心抗敵的現象確實很多,但這並非是遼人“浸染胡俗”造成的,而是明朝長期以來在遼東的苛稅惡政造成的,並非“遼人皆賊也”,而是“朝廷相逼遼人為賊也”。

然而,熊廷弼作為一個內地出身的文官,無法感同身受的體會遼人的處境,盡管具備敏銳的洞察力,也隻能認識到“遼人不能守遼”的表象,欠缺深層次的思考,最終曆史的洪流也根本沒有給他思考的時間,就把他無情吞沒了。

自萬曆末年,明朝向遼東大量輸入白銀造成的通脹,沉重的打擊了後金的經濟,使後金的糧食供應產生了嚴重困難。此時的努爾哈赤雖然不明白馬爾薩斯的《人口原則》和《政治經濟學原理》,但已經成為了馬爾薩斯主義的堅定信徒,他開始大肆屠殺投向後金的遼民,先殺“無糧之人”減少消耗,再殺“有糧之人”給核心部族留出餘糧,幾番殘酷的屠殺之後,遼人終於認識到後金並非避難所,又開始投向毛文龍的海島和關寧明軍,遼東局勢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民心開始向大明傾斜。

1626年到1627年,明軍破天荒的讓後金軍連續遭遇了兩次軍事挫折(即此處的元妃省親所代表的寧遠大捷及之後的寧錦大捷),遼東局勢稍定,而主張“遼人守遼”的袁崇煥,政治勢力也達到了頂峰,然而他隻看到遼人組成的遼軍恢複了戰鬥力,卻沒有認識到遼人能戰的根本並不是與朝廷的矛盾化解的結果,而是因為後金屠殺遼人,遼人不得不戰的結果,遼人此時並非為大明而戰,而是為自己而戰。

袁崇煥沒有明白這一點,但是皇太極顯然明白。他上台後,除了糾正努爾哈赤屠殺遼民的錯誤政策、平抑物價、穩定經濟外,還通過丁卯之役征服了朝鮮,使之成為後金的糧食供應基地,大大緩和了後金政權和其治下遼民的矛盾。從而得以把全部精力集中於打擊和招撫遼東軍事集團上。

最終,從大淩河到山海關,從祖大壽到吳三桂,皇太極的耐心得到了回報,在幾次搖擺和波折之後,遼土最終成了大清的龍興之地,遼人成了旗人,遼兵成了清兵。

所以,元春在這裏改“紅香綠玉”為“怡紅快綠”的目的,就是提醒明廷:遼東百姓已經不勝其苦,遼東的人心並沒有明顯的偏向明朝或者清朝,無論誰掌皇權,遼東的百姓都不會很在乎。他們不希望夾在因為爭奪政權而帶來的戰爭之中,隻想安居樂業。無論明清,哪一方麵的政策對他們更有利,他們就親近哪一方麵。大明如果不想失去遼東,乃至失去整個國家,那麽善待遼東百姓,善待守遼將士才是解決方案。可惜的是,曆史無法重來。人口上億的大明,最終被滿清以幾萬的八旗兵征服,遼東人心盡失,就是潰敗的開端。

 

除了這兩處改名,元春還給“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暗示黛玉雖為帝王身份,卻注定是悲劇收場的帝王,當然遼東崩壞是其悲劇的根源之一。給“蘅芷清芬”賜名“蘅蕪苑”,暗示遼人也並非是從一開始就希望滿清掌權(芬即香氣,清芬意謂清朝掌權,芷諧音止),奈何皇太極是一個“傾國傾城”的“北方佳人”(關於蘅蕪苑的典故前文分析過),既有能力又會拉攏人心,最終使得遼人大多投靠滿清。

至於“浣葛山莊”和“稻香村”的名字,我們留到李紈篇再討論。

 

最後說一下,寶釵教寶玉把“綠玉”改為“綠蠟”的意義。元春不喜“紅香綠玉”的意義我們前麵剛剛說過,其實後文中寶玉也表示過自己不喜歡“綠玉”。在妙玉用自己的綠玉鬥給寶玉倒茶時,寶玉說不用這個俗器。因為“綠玉”就是指滿清搶奪漢人政權。

那麽“綠蠟”呢?這要從“蠟”字的繁體來看。蠟的繁體字為“蠟”。左邊是個蟲,我們前文提過,薛蟠薛蝌的名字都是從“蟲”,代表蠻夷。右邊是巤,字形很像鼠,本身也有老鼠毛的意思。“綠蠟”兩個字翻譯過來就是:“滿清蠻夷鼠輩”。綠蠟二字從寶姐姐嘴裏說出,加上改動的緣由是“紅香綠玉”,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第十九回中寶玉講小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小耗子精變作黛玉的模樣去偷“香芋”,是隱喻滿清靠打著為崇禎報仇的旗號,竊取中原政權。我們在討論這個故事的時候分析過,寶釵就是那個小老鼠精,因為寶玉的故事剛剛講完,寶姐姐就進來,並且嘲笑寶玉,在元妃省親這晚忘了“綠蠟”的典故,虧得自己提醒。這其實就是寶釵用“綠蠟”的“蠟”字,做實了自己就是那個小老鼠精。所以寶釵教寶玉改“綠玉”為“綠蠟”的含義,一直到第十九回中,寶玉講耗子精偷香玉的故事才解釋清楚。即作者在暗諷皇太極和多爾袞,依靠偽裝從而竊取漢人政權。

 

另外,元春點的四出戲,參考癸酉本,則很容易看出其伏筆用法。而元春喜歡齡官,是因為齡官的影射原型也靠近遼東,這個我們留至齡官篇再論。

 

看懂元妃省親的影射意義。我們再翻回頭看在修建大觀園之前,王熙鳳和趙嬤嬤的一段閑談究竟有何深意。

第十六回中,當聽賈璉說元春的歸省已經被恩準,賈府準備建大觀園了。王熙鳳很興奮,說:“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麵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麵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

類比元春歸省影射了遼東收複領土寧遠大捷,那麽“太祖皇帝仿舜巡”應該是指朱元璋朱棣開國。舜帝南巡是主要平亂,兼開拓疆土,最後崩於蒼梧之野。【注:康熙南巡是為了巡視江南體察民情,與戰爭無關,更沒有死在外麵。能對應上舜巡的是明成祖朱棣,死於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這裏仿舜巡和省親接駕一樣,都喻指戰爭。

 

然後,趙嬤嬤接道:“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隻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此處的賈府“預備接駕”(注意不是接駕),應該是影射鄭和下西洋,監造海舫和修理海塘,都與出海航海有關。顯然,鄭和數次下西洋是很燒錢的,就像趙嬤嬤說的“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因為鄭和下西洋是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有“厚往薄來”之說。據說,鄭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對這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曾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此一項耗費銀兩即達600萬兩,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餘萬歸。”(《廣誌繹·卷一》)】由於船隊攜帶銅錢出國,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大明寶鈔的大規模貶值。以上花費還不包括當初造船的支出,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白銀,每次出航,船隊平均需要船隻260多艘,建造和維修費用又是幾十萬兩銀子。【注:鄭和下西洋究竟是收益大於支出,還是隻是為了宣揚國威,至今也還有爭議。不過似乎紅樓的作者認為下西洋隻是虛耗國帑。】

 

趙嬤嬤說完賈府造海舫修海塘,鳳姐忙又接著說:“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鳳姐說王家也“預備接駕”過一次(注意這裏也是預備接駕而非接駕),然後去聊王府接待朝貢的外國人。並且從後麵的描述來看不再強調花錢,而是強調王家就此而富。說明這已經不單單是進貢朝賀,而是有大量的與外國的通商往來,同時在經濟上也有實際的收益。那麽此處的“預備接駕”,應該是指隆慶開關。隆慶開關使得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全麵的開放局麵。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不過,從趙嬤嬤引用“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一句來看,對外貿易帶來的財富,並沒使國家以及底層百姓得到多少受益,獲利最多的恐怕還是皇親國戚和一些特權階層。隆慶之後,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對於海禁政策也再未出現太大變更,這種局麵一直維持到大明帝國滅亡。不過隨著巨量的白銀流入民間財團,直接引發了市場上的通貨膨脹,而中央政府根本無力平抑物價,平和市場,尚未有所準備的大明財政體係被這場全球化浪潮衝擊得支離破碎。當崇禎三年明朝宣布取消海稅時,大明王朝的財政命脈就此被割斷,本就捉襟見肘的財政陷入嚴重危機之中,中央政府無力對抗勢力龐大的江南士紳集團,隻能將稅收壓力壓向內陸的農民,由此引發官逼民反的大動蕩,為明亡埋下種子。【注:清朝入關後為了對付東南沿海和台灣的抗清運動,實施極其嚴厲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許入海。昔日熱鬧興旺的對外貿易無影無蹤。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伴隨著平定三藩和統一台灣兩件大事的完成,清王朝結束了“遷界禁海”政策,開放江浙閩粵四口通商,有限度地放開了對外貿易。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又關閉了江、浙、閩三處海關,外國商船隻能在粵海關(廣州)一地通商,並且附加許多限製。這期間的對外貿易無論是規模還是影響力,都與隆慶開關相差甚遠。直到清末鴉片戰爭,國門才再一次被打開。】

 

之後趙嬤嬤又順勢提到江南甄家,說:“獨他家接駕四次”,並且是“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鳳姐跟著感慨:“隻納罕他家怎麽就這麽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

這裏要注意,隻有甄家是真正的接駕四次。前麵賈府和王府都是預備接駕,並非真接駕,所以隻是影射下西洋和開關而非戰爭。而甄家是真的接駕四次,應該是指明朝四個重要的對外戰爭:朱元璋的開國戰爭、朱棣的五征蒙古、朱厚熜北方抗虜南麵平倭,以及朱翊鈞的萬曆三大征。

前麵我們說過,江南甄家以及甄士隱家都是賈府的鏡像,影射了明朝特有的“兩京製”,即明朝有兩個“權力中心”。在明朝不同曆史時期,“兩京”輪番行使著管理整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即所謂的“假作真時真亦假”。

所以這裏提江南甄家接駕四次,指的是從朱元璋算起,明朝所贏得的重大對外戰爭。

當然,這些戰爭花費巨糜。尤其是萬曆三大征,雖然都取得了勝利,但曆時時間長,軍資耗費過度,給明朝帶來了十分嚴重的財政壓力。根據記載,寧夏之役花了兩百多萬兩白銀,朝鮮之役花了七百多萬兩白銀,最後的播州之役也花費了差不多兩百萬兩白銀。粗略加起來,至少花費了上千萬兩白銀。要知道,萬曆六年的稅收大概是2000萬兩白銀,可是這隻是稅收總額,真正到國庫裏麵的最多不超過五分之一。到了萬曆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00年,當時還在播州戰役期間。根據記載,就有大臣上報萬曆,當年的稅收到國庫的就隻有四百萬兩銀子,可是軍費開支高達四百五十萬兩銀子。可想而知,到了萬曆三大征結束的時候,明朝的財政已經糜爛成了什麽樣子。隻是當時的明朝剛經曆完大勝,這些問題都沒有顯現出來。直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與後金的薩爾滸之戰,明軍因為武備鬆弛,糧草不足急於求成等原因,而遭到慘敗。

這也就是趙嬤嬤口中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

緊跟著趙嬤嬤又強調,這些“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這就又回到了我們前文所討論的,明末知識分子對家國不分以及“家天下”的反思和反感。作者認為這些戰爭中,有許多隻是為了滿足君主的私利與私欲,與普通百姓無關,甚至帶給百姓的更多是貧窮和苦難。這一點我們不再展開討論,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顧炎武的《郡縣論》等明末思想家的著作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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