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衰翠減話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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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賈璉 & 平兒

(2023-06-30 18:28:03) 下一個

賈璉 & 平兒

如果王熙鳳影射了九千歲魏忠賢,那麽作為其“夫妻冤家”的賈璉,自然就是影射魏忠賢在政治上的死敵-楊漣

不過,如同王熙鳳形象不單單是影射了魏忠賢,也涵蓋了閹黨和魏忠賢死後的宦官集團。賈璉的形象裏也不單單是楊漣,而是以楊漣為代表的東林六君子(東林七賢),以及東林黨中相對正派的一部分人,甚至一些在立場上比較親近東林的人物。

比如我們前文寫元春省親的時候,賈璉幫助采購,即是影射了在立場上比較親東林的孫元化、李之藻等人。除此以外,書中還多次寫賈璉被派去平安州辦差事,以及在林如海病重時陪黛玉回家幫助料理安頓。給人的印象,賈璉在外麵還是個比較有辦事能力的人。這也對應了東林黨裏,還是有許多實幹派的人物。比如我們前麵介紹的孫承宗在遼東經略關寧錦收複失地;比如周起元在江南治水賑災;比如左光鬥在北方興修水利種植水稻發展農業。

 

關於對東林黨在晚明時期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從清初到今天一直都有討論。

在筆者寫這一章時,也讀了不少相關文章,發現簡單描畫和評價東林這一群體不是一件易事。東林最初是一個鬆散的學會性質的組織,所以東林黨沒有明確的思想綱領。這就導致後來,東林黨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逐漸走了樣。所以評價東林,在不同的時期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

而且,東林人士作為一個士人群體,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紅樓的作者似乎也是為了避免將這一群體標簽化、臉譜化,所以分別用邢夫人和賈璉兩個形象來影射這樣一群人。試圖將其中的“君子”的一麵與“小人”的一麵分開。

邢夫人代表了東林中專注黨爭、排除異己、貪婪自私的“小人”的一麵。而賈璉則代表東林中堅持良知和道德底線,並且務實護國的“君子”的一麵。

書中邢夫人的特點很明顯,黨爭給晚明帶來的傷害,作者也是借著抄撿大觀園來影射和刻畫,同時借探春之口既罵了東林也罵了閹黨。

有意思的是,對於賈璉,作者也沒有把他塑造成一個傳統的、或者說經典的“君子”形象,反而是個風流濫淫的紈絝子弟。先是在女兒巧姐出痘疹時與多姑娘私會,而後是在老婆生日宴時與鮑二家的廝混,再後來更是在親大爺的葬禮上與尤二姐眉來眼去,甚至於在國孝家孝期間停妻再娶。

我們前文說過,紅樓中的淫亂之事,大部分並非指向其影射原型的私德,而是暗喻其在政治領域中的操守不高。作者如此寫賈璉,或許就是為了體現東林這一群體的爭議性,哪怕是被稱為“君子”的這部分人,仍舊有許多不堪之處。

先說多姑娘,在很多紅樓解讀中,多姑娘都被認為是多爾袞的影射原型。不過,曆史上無論是魏忠賢還是楊漣,都應該與多爾袞沒有什麽交集。個人認為多姑娘應該是影射那些沒有是非立場,隻選擇依附於得勢的一方的明朝官員。這些人是如果東林能帶給自己好處就投東林,如果閹黨能帶給自己好處就投閹黨;乃至後來大順來了降大順,大清來了降大清。這種官員,無論在明朝還是其他朝代,可能都是大多數,這也對應了癸酉本裏對多姑娘後來的記載。作者安排她“多”,並非與多爾袞有關,其內涵可以參考張飛罵呂布的“三家奴”。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人並非是所謂的不涉黨爭的中立。恰恰相反,他們可能是前一天還明顯傾向東林,第二天就轉投閹黨。這些人政治立場的轉變,並非因政治理念的改變,而僅僅是出於利益的考量才依附勝利者的陣營。所以書中作者把多姑娘描寫得醜態畢露。

而鮑二家的從身份上看,似乎與多姑娘也差別不大,二人都是賈府下等奴仆的老婆。這兩個人物的品質和格調,甚至不如薛蟠找來的雲兒。所以賈母會罵賈璉:“成日家偷雞摸狗,髒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裏去。為這起淫婦打老婆,又打屋裏的人,你還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

賈母之罵,指依附東林的不都是君子,其中也多有小人。這一點乾隆倒是看得比較明白:那些講學的東林黨,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門派,就有了門派利益,有利益,就會有小人趨炎附勢。所以,小人以東林黨自居,其過錯仍在東林黨,“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後已。”即指東林黨自己在開門揖盜,吸引小人。(當然乾隆批東林,究其根本,與“君子小人”沒太大關係,主要還是為了維護皇權,為了原子化和散沙化知識分子,此是另外的話題。)

紅樓作者寫多姑娘是廚子“多渾蟲”的老婆,又借了鮑二家的姓-“”,似乎引用“君子遠庖廚”和“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的兩個典,來暗示賈璉的原型雖然名為“東林君子”,但是這些人的所做所為,未必真如君子;他們結交小人最終也受其影響。除了挑起與魏忠賢的爭端,其實東林早期與齊楚浙三黨也是借著京察互相傾軋。表麵上的道德和理想,並不妨礙他們私下的黨同伐異。

更有甚者,如“東林七君子”之一的繆昌期,在翰林院當官期間,竟然雞奸年輕貌美的翰林學士馮銓。東林黨人文震孟的兒子文秉在其個人筆記《先撥誌始》中這樣記載:“翰林馮銓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館頗狎之,左諭德繆昌期狎之尤甚。銓之父馮盛明為遼陽兵備,因邊患望風南奔。銓求援於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這裏這個“狎”當然是委婉的表述,就跟“狎妓”是一個意思。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翰林馮銓是河北涿州人,年輕俊美,其他翰林紛紛對他進行性騷擾,左諭德繆昌期幹的最過分。馮銓的父親馮盛明為遼陽兵備,因為遼陽失守而被追究責任。馮銓於是四處哀求東林諸君子救他父親一命,因此不得不對繆昌期的無禮要求一再順從。”

此時馮銓才二十歲,而繆昌期已經五十多歲了。馮銓本來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的,但是被東林“諸君子”如此侮辱,不堪忍受才投靠了魏忠賢。(後來馮銓還因為才能出眾當上了內閣首輔,不過沒多久就因為貪汙腐敗而被魏忠賢趕走了,用崔呈秀取代了他。這個細節我們在鳳姐篇也有提到過。關於馮銓更多的故事,我們留至鴛鴦篇再討論。)

紅樓作者寫賈璉“隻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應該就是影射此事。最初在讀到這裏,筆者還在疑惑,紅樓作者為何要加這樣的情節。與多姑娘和鮑二家的廝混,已經足以說明賈璉的不堪,足以刻畫其原型在政治上的黨同伐異、開門揖盜。直到看到繆昌期這一段,才明白紅樓作者在這裏不是虛寫,而是曆史上實有其事。

 

至於說到大名鼎鼎的楊漣彈劾魏忠賢一案,如果按照正史記載中的描述,大約可以表述為:“天啟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禦史楊漣寫就上疏,彈劾東廠提督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在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楊漣曆數了魏忠賢的種種罪惡,從排除異己、陷害忠良、圖謀不軌、殺害無辜,可謂世間萬象,無所不包,且真實可信,字字見血。”(見《明朝那些事兒》第06部-楊漣)

可是如果多參考一些細節,就會發現事情可能並非如此,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昏君受宦官蒙蔽,最終冤殺忠臣的故事。(有興趣的小夥伴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這二十四大罪,可以說非常類似於文革時期的大字報,這裏不詳細介紹了。)

在楊鏈拋出了震古爍今的“魏閹二十四大罪”之後,滿朝文臣議論紛紛。當時的內閣首輔葉向高也肯定是看到了,在與一群人談話的時候,對此很是不以為然,說了一句,“忠賢於上前亦時有匡正”,評價這二十四大罪是“言甚忠直而中間未有確信”,就是說魏忠賢也常常匡正皇帝的錯誤,而且這些罪狀大部分沒證據屬於道聽途說。然後,葉向高說楊鏈這樣彈劾魏忠賢,怕是以後再不好找這麽小心謹慎侍候皇上左右的人了(“若大洪流行,今後恐難再得此小心謹慎者侍上左右矣”)。說這話時,具體在座的都有誰不得而知,但其中有一位就是繆昌期,(就是羞辱馮銓的那個繆昌期,)聽完葉首輔的話,當時就跳起來說“是誰用這些話來欺騙老師,應該拉出去砍了”,葉向高當時就陰沉著臉轉身出去了。有此可見,當時的東林黨在魏忠賢的事情上,已經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了。【《先撥誌始》記載:當應山疏初上,福清大不以為然,謂:“忠賢於上前亦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忠賢挽上衣阻之不得升。有小璫,偶賜緋,忠賢叱之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若大洪流行,今後恐難再得此小心謹慎者侍上左右矣。”澄江在座,正色曰:“誰為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清色變,不樂而出。

天啟看到這篇奏疏後,也認為這些都是無根蔓詞,覺得後宮的事你們外臣是不可能了解的,你們的行為是想孤立我,於是對楊漣的奏疏全盤否認。【楊疏上,上震怒,傳諭內閣:楊漣本內妄論諸款,俱係無根蔓詞。內論中宮皇貴妃並裕妃事情,乃宮壺嚴密,況無指實,外廷何由透知?逞臆猜忖,屢屢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法,惟恐失墜。近年所行,不過申明舊典,未敢過行一事。其祖宗法度,十分未行其二三。楊漣曾被論劾,托病回籍,驟升今職。不思潔己,妄指宮禁,欺侮朕躬,屏逐左右,姑不深究。以後敢有尾論的,國法憲典仍存,絕不姑息,擬旨來。閣臣潤飾以進,旨下九卿科道。

楊漣上疏的事件,在葉向高看來,完全是對現實政治缺乏了解的感情衝動,必然導致內廷與外廷的對立,使他這個內閣首輔喪失主導權,而陷入被動尷尬的境地。更為令人惱火的是,上疏前,楊漣曾和好幾個人商量,卻不向他這個首輔打聲招呼。既然他們不信任自己,那他何必把自己政治生命和他們拴在一起。於是,葉向高幹脆在家抱病,裝作不知。這時,楊漣扛不住了,帶領一幫官員,來到葉向高府邸,慷慨激昂、陳說大義,懇求葉向高麵奏皇上,鏟除魏忠賢。葉向高雖然對楊漣不滿,但身為首輔,終究不能不說話,隻好勉為其難充當調停角色,用葉向高的說法是: 楊托人強餘力攻忠賢餘不得已具揭。可見當時,葉向高已經有了點被楊漣他們道德綁架的味道。

於是內閣大臣聯合上奏一本,葉向高第一個署名。疏文盛讚魏忠賢忠誠勤勞,然後筆鋒一轉,建議皇上安排魏忠賢歸養私第,“遠勢避嫌”。如果在東林黨人發難前,魏忠賢看了此疏多半不會在意,可是如今見了便立即認定葉向高是同楊漣一夥,想要置自己與死地。於是先發難去找葉向高的麻煩,最終使得葉至仕還鄉。葉向高走後,魏忠賢要做的事情,無人可以阻擋,以忠君報國相標榜的東林黨人,成為他刀下的魚肉,任其宰割。天啟五年(1625年),楊漣、左光鬥等六君子罹難詔獄。

紅樓中的鳳姐潑醋、賈璉持劍而追、平兒無端受牽累,應該就是影射這段:楊漣彈劾魏忠賢、最終反而是自己吃了虧、連帶著害了葉向高至仕還鄉的曆史。

第四十四回中,賈璉鳳姐平兒三人和解後從賈母處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麽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淫婦咒我死,你也幫著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淫婦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麽臉來過這日子?”說著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這裏有脂批:妙!不敢自說沒不是,隻論多少,懦夫來看。

可見從紅樓作者的視角,雖然借機把事情鬧大的是鳳姐做得太過分,整個事情發展到最後也是魏忠賢手段過於狠辣。可是算起來還是賈璉的過錯在先。而賈母王夫人的態度,也基本代表了天啟帝的態度。

 

這裏值得一說的是平兒的原型。在細讀這段曆史之前,我一直在閹黨甚至宦官裏找平兒的影射對象。但是,從這一段曆史來看,平兒的原型應該是葉向高

首先,葉向高並非東林黨人,至少不是典型的東林黨。對他更合理的定位應該是,東林黨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的治國理念與激進的東林黨人大不相同,他喜歡和衷共濟,把調停奉為原則,平時總是用他那一套的柔術化解各派人物矛盾。這一點非常符合平兒在書中的人設,第六十二回中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

興兒論到平兒也說:“他倒背著奶奶常作些個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隻求求他去就完了。”葉向高事奉年幼的天啟時,多次諫言上疏,為得罪天啟和魏忠賢的官員求情:給事中章允儒請求減少上供的袍服,太監激皇帝發怒,命令廷杖章允儒,葉向高兩次上疏營救,於是改為剝奪章允儒俸祿一年;有禦史帥眾指責宮廷事務,太監請求皇帝把他派往外地,因為葉向高的營救而得以幸免;給事中傅魁營救王紀,皇上將要把他貶職流放,也因為葉向高替他說話,隻是剝奪了他的俸祿;給事中陳良訓上疏指責有權勢的太監,魏忠賢摘取奏疏中“國家命運將要終結”的話,命令將他下獄窮追教唆之人,葉向高以辭職相爭,最終還是隻剝奪陳良訓的俸祿而已。

第六十一回,平兒勸鳳姐:“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麽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 對應曆史上東林黨官員文震孟得罪魏忠賢,魏忠賢欲加害文震孟。葉向高聽到消息,找到魏忠賢,輕聲說:“文震孟乃文天祥後裔。文丞相節義千秋,祠廟遍布各地,公公此舉,恐遭天譴。”魏忠賢雖然蠻橫,但很迷信,聽葉向高這麽一說,不禁悚然,立馬收手。文震孟拜葉向高所賜,躲過這一劫。

可以說在楊漣發難魏忠賢之前,葉向高非常努力的在調節閹黨和東林甚至和其他文官的矛盾。而正是因為楊漣彈劾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使得葉向高無故受牽連,甚至可以說是閹黨、東林兩麵不討好。一如平兒夾在鳳姐與賈璉當中的處境。

此外,如同賈璉、鳳姐並非一一對應楊漣與魏忠賢,平兒的影射也並非隻有葉向高。參考癸酉本中平兒的結局,以及在後文十分維護和幫助探春的細節,平兒的形象裏應該還有劉宗周的影子。當然平兒這個形象,也可能涵蓋了更多的忠於大明、且立場上相對中立的一些人物。

 

回到賈璉的話題。作者除了寫賈璉有辦事能力卻風流濫情,也寫了其良心未泯,堅守道德底線的一麵。

在賈赦要強買石呆子的古扇子的事情上,賈璉因為沒有像雨村那樣為難石呆子,沒有強取豪奪,所以白忙活好久賈赦的事也沒辦成,最後還為此挨了一頓打。在寫賈赦篇的時候,我們分析過,賈赦搶石呆子的扇子,是在影射明末藩王屬地的土地兼並問題。賈赦的原型,是以福王朱常洵為代表的朱姓藩王。

對應的是,東林黨看到當時社會矛盾激化的部分原因,是土地兼並和賦役不均,因而他們很努力的反對大地主集團侵占田土,橫行鄉裏。如周嘉謨在巡撫雲南時,曾劾治黔國公沐昌祚侵占民田八千餘頃;明神宗曾賜福王四萬頃土地,葉向高、李邦華、孫慎行等上疏堅決反對,最後迫使福王占田不足二萬頃。

 

如果對比賈璉和鳳姐這兩個角色在紅樓中的作用。看得出,作者還是認為鳳姐的管理能力更勝一籌。賈璉雖然沒有貪汙舞弊的劣跡,但是也沒有什麽有效的作為來幫助困頓中的賈府。就如明人所說, 東林人士雖然清廉,但“譏論高而事功疏”, “持論甚高而於籌虜製寇率無實著。”

 

其實縱觀全書,可以看到,紅樓作者的很多思想是受東林學派的影響。但是從作者刻畫賈璉和邢夫人,又可以看出作者對東林黨這個群體多有不屑,甚至對於所謂的東林君子也不全認同其作為。

明亡後,明遺中的東林遺孤和東林後人,痛定思痛, 對東林人士也有不少批評指陳,如夏允彝說東林與非東林一樣“疑其為異也, 必操戈攻之”, “異己者雖清必驅除, 附己者雖穢……悉多容納”, “東林中亦多敗類, 攻東林者間亦有清操獨立之人”;吳暄山所謂“南黨固多小人, 東林豈盡君子”;清初《明史》撰稿者朱彝尊所謂“究之東林多君子, 而不皆君子, 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

這種反思或許就解釋了,為何紅樓作者盡管認同東林學派的部分思想,卻對其中各色人物的行為,不加掩飾的斥責和鄙夷;同樣也解釋了,(如我們在序言中所述的,)紅樓作者所表現出的無力感的來源。

作者看得到明朝亡於製度,看得到隻有改變這種外儒內法的君主獨裁,中國才有可能走出治亂循環,但是卻看不到改變的出路在哪裏。這些頂尖的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能想到的隻有複古、隻有訴諸道德的經時濟世。可是,與此同時卻眼睜睜得看到,有著這樣理想的政客們,最終也隻能陷入醜陋的黨爭並且與小人為伍,甚至常常自身也墮入小人的行徑。這可以說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一個死局。

 

最後說說一個到現在也還在討論不休的話題:明亡究竟是亡於閹黨、還是亡於東林、還是亡於黨爭。

從紅樓作者對王熙鳳、賈璉、邢夫人的描述來看,作者顯然是認同黨爭給明王朝帶來了極大的傷害,而這其中,東林應該比閹黨要負更大的責任。

 

【注:明亡的話題太大,本文無意駕馭和展開討論如此龐大的題目。不過筆者還是想簡單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和立場:明亡既不是亡於閹黨,也不是亡於東林。黨爭也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因為黨爭和明亡都隻是結果,是製度缺陷所帶來的注定的結果。同樣,明亡既不是始於萬曆,也不是始於嘉靖,如果要追溯,明末出現的問題,大部分在朱元璋朱棣時期就已經埋下種子。所以指望閹黨或者東林挽救大明或者對明亡負責,根本就是個偽命題。說到底,這還是個“權力隻對權力的來源負責”的古老話題,隻不過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並不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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